七盘舞是盘鼓舞的一种，表演时，地上七盘分列两行、并置一鼓，舞者穿长袖舞衣，在盘鼓上回旋腾踏，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它是舞蹈和杂技的巧妙结合。从张衡《七盘舞赋》、山东历城出土的汉画像石《七盘舞》中都可得到证实。
汉代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百戏是中亚、西亚文化在中原传播的形象表现。它对我国古代各项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拳术
拳术是从角力（脚手并用）衍生出来的一种徒手攻防格斗形式，它可以相互纠缠摔打，因称相搏，这是介于摔跤与拳技之间的一项运动。西汉末拳术发展成为一种表演项目，通称“卞”或“弁”，也叫手搏。“孝哀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六射武戏。”（《汉书·哀帝纪赞》）苏林注：“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也。”由此可知手搏与角力是有区别的。
汉魏之际的拳术，见于记载的极少，唯在曹丕《典论·自序》中略有提及：“宿闻（邓）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善有手臂”就是拳术，“空手人白刃”就是徒手与持兵器的人搏斗。这个项目至今在武术中还流传着。
8．剑术
秦汉继承战国时期佩剑的遗风。尤其是汉代，“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而舞剑和斗剑的风气也很盛行。在“鸿门宴”上，项庄借口“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秦末汉初有在酒宴中舞剑的习惯，其舞剑肯定会有套路。由于佩剑有既美观又便于健身防身的功用，不少文人学士随身佩剑，以象征力量和勇武，和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汉书》有关人的传记中这样记载：“司马氏在赵者，以传剑论显”，东方朔“十五学击剑”，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比比皆是。
9．射术
古代射箭分为“射礼”和“战射”。秦汉时期，射礼渐衰，战射受到重视。它要求射的远，命中率高。无论在军中和民间开展极为普遍。因此，在《汉书·艺文志》中出现了大量的射术专著，这些书虽已亡佚，但从其书名来看，射技不仅相当精熟，而且还形成了各家射法。这一时期，精于射术的人很多，如李广，平时“专以射为戏。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汉书·李广传》），至今传为佳话。
汉代，弩射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当时，善于弩射者“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后汉书·陈敬王羡传》）。三国时，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一弩十矢俱发”。对弩的改进做出了贡献。当时的强弩，一般为“蹶张”，需要很大的腰腿力量。如四川郫县出土一架蜀汉铜弩机，需10石（合今530多斤）的力量才能拉开。因此，弩既是战争的武器，又是练习力量的一种重要手段。
10．导引养生思想的发展
导引是一种专门学问，在西汉已有专著出现。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医书，其中《却谷食气》和《导引图》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却谷食气》讲的是导引行气。其内容比《行气玉佩铭》更为详细具体。在同一帛上的《导引图》，彩绘有44个各种人物的导引图像，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裸背者，也有著衣者，衣冠皆为当时一般庶民的样式，图像整齐地排列成上下四排，图附有文字说明。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导引图。
从动作方式讲，有立式和坐式，有徒手的和持器械的，有纯肢体运动和配合呼吸的导引，还有大量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导引。近世医疗操和健身操中的一些基本动作，如头部运动、上肢运动、下肢运动、扩胸运动、体侧运动、呼吸运动等，在该图中都能见到，充分反映了当时导引术的多样性。
从功能方面讲，既有用于健身的，也有用于治病的。图中很大一部分标明“引”（或挽）什么病的，如“引聋”就是通过一定活动可以治耳聋病。“引”是“引体令柔”；“挽”是指屈身俯地。图中未注明的导引术式属于健身类。
1984年，在湖北江陵县的汉墓中也出土了一批医书，其中的“脉书”和“引书”是对马王堆导引著作的补充和印证。
11．五禽戏的产生
华佗在前人有关导引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的生理和某些医理，阐明了运动对健康长寿和导引养生方面的作用。他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三国志·华佗传》）这种明确而具体的导引理论，是对先秦“动以养生”思想的发展。
华佗在《庄子》“熊经鸟伸”和《淮南子》“六禽戏”（《淮南子·精神训》）的基础上创编了以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活动形态为内容的五禽戏。虎戏是模仿虎的刚威勇猛，以增长气力；鹿戏是模仿鹿的奔驰反顾，以灵活腰腿；熊戏是模仿熊的倒卧翻滚，以畅通血脉；猿戏是模仿猿的攀援跳跃，以灵敏身躯；鸟戏是模仿鸟的展翅高飞，以愉悦心情。
五禽戏能健身益寿。由于五禽戏的大部分动作，是俯伏地上进行的，运动量较大，因而，它是以健身为主兼有医疗作用的体操运动。
五禽戏的产生，标志着导引已由单个术式向成套动作的方向发展，它对以后的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的繁荣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封建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巨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重视军事训练和推行武举制为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的盛行；城市的繁荣和宫廷娱乐有益于各种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中外文化经济交流丰富了体育活动的内容；妇女较为广泛地参加了体育活动更是唐代的一大特色。概括来说，唐代封建制的完善，经济的高度发展，文化善于吸收外来的营养，这些都为体育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创立武举制
为了适应选拔军事人才的需要，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创立了武举制。武举考试的项目有：“一日长垛（以测试射程为主），二日骑射（测试马上射术），三日马枪（测试马上运用武器），四日步射，五日材貌（以身高六尺以上为上），六日言语（以有神采为上），七日翘关（测试力量）。”如以翘关为例，“翘关长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新唐书·选举制》）。总之，武举考试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骑射及运用武器为主的武艺，二是身材、体力、体能等身体条件和身体素质。武举的设置，开始把武艺纳入科举的轨道。武举的实施，无疑对军事体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改善了体育的社会地位。
2．木射
木射是唐代在中老年人中兴起的一种体育活动。唐代的陆秉编有《木射图》，记录了这项运动的活动方法。这项活动一般在室内进行，在场地一端设立15根笋形平底木柱，其中10根木柱上用朱笔写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另5根柱子上用墨笔写着“傲、慢、吝、贪、滥”。比赛时，由参加者在场地另一端用木球抛击木柱，击中红字的木柱为胜，击中黑字木柱为败，由于这项运动是以木球当箭，木柱当“靶”，故称“木射”。又因它有15个木柱，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称为“十五柱球”。从木柱上所写字的内容来看，木射是一项寓封建意识于游戏之中的娱乐活动。
3．踏球
踏球，又名胡旋舞或骨鹿舞，是新疆少数民族古代的一种球类活动。其运动方式是“舞者立于球上，旋转如风”，“今乐人又有踏球之戏，作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女伎登蹑球，宛转而行，萦回来去，无不如意”。（《封氏闻见记》）这是对“踏球”活动形象的描述。“球上有嫔，球以行于道，嫔以立于身”，“无习斜流，恒为正游，球不离足，足不离球”，“疑履地兮不离地，疑虚腾兮还践其实。（《内人踢球赋》）”文中说明了舞者精湛的表演技术。唐玄宗李隆基曾以踏球来操练宫女的身体。唐末，该项活动已演变为杂技的形式之一。
4．拔河
拔河，古称牵钩。唐代无论在宫廷或民间都很流行。民间拔河有双重的意义：一是用来训练士兵的身体和意志；二是用来祈求丰收。《隋书·地理志》中说：“牵钩之戏，云以讲武所出。”又说“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庆胜，用致丰穰”。拔河在古代是襄阳汉水一带的风俗，常在正月十五日举行拔河比赛。
唐代宫廷盛行拔河。在中宗时曾多次举行拔河比赛，唐玄宗、武则天在宫中举行的拔河比赛，有时多达千人，规模之大为历史所罕见。
5．女子体育活动
（1）蹴鞠。唐代以前，参加蹴鞠活动的主要是男子。到了唐代，女子也参加了蹴鞠活动。女子蹴鞠的踢球方式主要是参加不用球门的两人或多人对踢的“白打场户”。唐代诗人王健的《宫词》中就有“寒食内人长白打”的句子，是说在寒食节这天，宫廷女伎表演“白打场户”的情况。女子蹴鞠在社会上也时有所见。康骈所写的《剧谈录》中就记载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在长安城胜业坊北街经过时，“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可见，这位女子的踢球技术非凡。
（2）击鞠。唐代马球盛行，影响所及，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挥仗争夺，不过，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她们打球时，多数是骑驴而不是骑马。据《旧唐书·郭英义传》记载，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义“聚女人骑驴击鞠”。《新唐书·郭知运传》中也说，知运子英义在出任剑南节度使的时候，曾“教女伎乘驴击球”。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宫廷也盛行马球。花蕊夫人的《官词》中写道：“自教官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这是后蜀统治者孟昶的妃子所描绘的宫女打球形象。
（3）步打球。步打球是从骑马打球发展而来的一项运动，这是不用骑马而以杖击球的活动。为了与骑马打球相区别，取名“步打”。王健另一首《宫词》中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诗中说明这是分队比赛，得第一球的队员，还要向皇帝跪拜，然后才能继续比赛。
步打球至金元时期，逐渐形成捶丸运动。这种活动方式类似现代的高尔夫球。
（4）舞蹈。女子是舞蹈的主要参加者。她们跳的舞有的婀娜多姿，有的刚健有力。唐代舞蹈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所谓“杂有四方之乐”就是大量吸收了西域舞蹈，因而，舞蹈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唐代特别流行康国的胡旋舞，白居易的《胡旋女》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生动地描绘了舞者美妙的舞姿。
（5）围棋。唐代，围棋盛行，由于帝王们对围棋的兴趣很浓，因有“棋待诏”之设，这是专门陪帝王下棋的专职人员。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使围棋在文人学士甚至妇女中也比较流行。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仕女围棋绢画就是一个证明。
此外，还有秋千、拔河、踏球、抛球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展广泛，具有群众性等特点。
6．道教与体育思想
（1）道教的逐步形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先秦时代已经孕育着道教形成的各种条件。作为意识形态的道教，东汉时逐步成长，它来源于奴隶社会的原始宗教神巫及“神道设教”（《周易·观卦系辞》）。神巫都是为人医治疾病施行神术和巫术，战国时燕齐一带有神仙方士出现，进行巫祝术数，炼丹成仙的骗术，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神巫为了使方术具有理论的支撑，采用邹衍的五行阴阳说与神术巫术结合，并创造出神奇怪离的故事，欺骗迷惑人们。不仅庶民上当，就是秦始皇、汉武帝也成为方术之士的俘虏，追求长生不死，四处搜寻仙药。
谶纬神学和黄老思想，是道教思想的理论基础。谶纬是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和预言，作为预卜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推验灾异祯祥’，使儒家经典宗教化的理论。他们以黄帝和老子为道家的创始人，本来是先秦的一个学派，东汉演化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天师道），统称道教。因他们用符水咒语治病，人称符水道教；晋代葛洪又创金丹道教；北魏寇谦之发展理论，规定仪式，使之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宗教了。
（2）道教的体育思想因素。道教以“清净无为，清心寡欲”修行养性为上，以生为乐，重生恶死，追求长生不死；认为生长、生命、生存是生道的本性，主张生道相守，生道合一，长生久视；希望“保神固根，精气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是体育思想可吸取的因素。“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西升经》）中的上半句，具有自我争取长生的积极思想，但下半句却夹杂了不死成仙的谬论。这些思想，容易迎合群众心理，被群众所接受。尤其是他们创造了外丹、内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行跷、房中、守庚申等养生方术，更容易接近人民群众，使之能长期延续，绵绵不断。总的说，道家的道论、气论，以及天人合一的理论，构成了传统体育的理论基础，成为我国养生思想的重要一派，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坐忘、行气的思想理论和方术，构成了中华民族保健强身、医疗治病的重要框架，成为东方保健体育的瑰宝。
道教崇奉老子，尊为“元始天尊”，是吸收佛教尊释迦牟尼而来，因为老子“致虚极，守静笃”“清净无为”，道教认为修炼在于修心，修心在于主静，司马承祯曾说：“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坐忘论·收心》）教人勿动，守静，这与动肢体的体育运动是相悖的，但是从静以养生的角度看，仍不失中国养生的重要思想，不过混杂的迷信思想，是应当鉴别剔除的。
7．佛教与体育思想
（1）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的神仙方术传人中国（《三国志·魏志》），东汉明帝永乐十年，佛经由西域传入我国，渐有汉译本出现。东汉末年，佛教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并当做上层建筑的御用工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等贵族大臣都信奉佛教。南朝梁武帝尊佛教为国教。使民间流传的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全国各处的名山秀地，建寺院塑佛像之风大盛，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佛像壁画，多出自北魏、隋、唐、五代。隋唐时佛教宗派纷纷设立，陈、隋时天台宗建立，唐太宗唐高宗时法相宗成立，武则天大力提倡华严宗，北方的禅宗相比兴起。这些帝王的举止行为，对庶民以很大影响。因此，佛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大于道教。
（2）佛教与体育思想的关系。佛教经典理论的输入，各派间就有分歧，有大乘、小乘、空宗、有宗之分。南北朝时，分散割据，各讲各的观点，南方偏重理论的辨析，北方着重于禅定（静坐冥想）的修持。但是都为统治阶级辩护，反对唯物主义，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各宗派的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借注疏佛教经典使之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使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了。“人人皆得成佛”成为公认的学说。“神不灭”论，为封建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禅定成为乐天安命、温驯服从、奴化性格的有效工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