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1日，在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指使下，反动分子拼凑了一个以商人和无业游民为骨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的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制造骚乱。1952年3月11日，这个反英命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同时他们在拉萨进行示威，闹得商店关门、市内秩序混乱。4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几个噶伦带着3个伪人民会议分子向张经武代表请愿。反动分子2000多人秘密包围中央代表住所（中共西藏工委机关），两司曹还指挥藏军和三大寺喇嘛制造骚乱，向解放军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时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在从军事上做好应变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驳斥伪人民会议分子的无理要求。张经武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三次致函达赖要求取缔伪人民会议；并于4月8日仅带数名随员登上藏军荷枪实弹的布达拉宫与达赖面谈，要他解散伪人民会议，惩办制造骚乱的首要分子。4月15日，张经武又通知达赖撤销破坏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罪魁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至此，达赖感到问题严重，下令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接着，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拘押了50多个伪人民会议骨干分子，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伪人民会议事件得以平息，紧张的形势稳定下来，从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扶持了一批上层爱国人士，打击了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对这次两司曹支持搞起来的伪人民会议事件，中央在4月6日的电示中指出：“不应看做只是两司曹等坏人做的，而应看做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做的表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议），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4月9日中央又指出：“我们的妥协政策，是对达赖及其他中间派实行的，不是向鲁康娃等反动派实行的”，“我们必须借此无理骚乱（破坏协议和解放军敌对）为题，尽可能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各项工作都不能开展，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由此可见，虽然这场斗争激烈，但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对人的处理也留有余地，包括对鲁康娃、洛桑扎西两司曹，也只要求撤职，没有查办，这是中央实行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明。
圆满地解决伪人民会议事件，是共产党和解放军同帝国主义怂恿支持的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又一次较量的胜利，既促进了西藏形势的好转，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刻了解西藏情况的复杂性，提高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慎重稳进”方针和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办事的自觉性，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在西藏站稳脚跟。现实情况要求我们一方面做好人的工作，创造政治条件；一方面改造自然环境，创造物质条件。
西藏是个长期封闭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自从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中国西藏以后，西藏的主要社会矛盾转化为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包括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矛盾，藏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矛盾都是次要的。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要解决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协议第一条就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高举协议的大旗，建立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人，反对和孤立帝国主义及顽固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西藏的上层人士，包括政府官员、贵族、活佛和寺庙负责人等，既大压迫剥消统治着西藏劳动人民，又代表着西藏民族，不仅能影响群众，还有很强的控制力，因而在一个很长时期中他们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层统一战线。当然，我们对上层工作也不宜过急，张经武代表初到拉萨后，中央曾指出“初进拉萨，对达赖及拉萨上层，主要是设法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解除其顾虑，尚不宜采取进步措施”。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是我们党的天然盟友，但那时为了团结上层人士，我们还不能直接发动群众，更不能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只是为影响群众而进行些急需和可能的工作。这种影响群众的工作，我们在开始也是首先通过上层去进行的。
我们从进藏初期起，在调查研究西藏情况，动员藏胞（实为上层人士）支援牦牛、骡马运输，组织力量到西藏劝和，以及其他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包括新疆先遣连做阿里噶本的工作），协助解放军进藏，和处理伪人民会议事件，都很重视统战工作，而且很有成绩。以后的统战工作更有重点。
伪人民会议事件发生后，毛主席于1952年4月6日指示：“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政治经济的目的。”班禅于4月返藏后，中央在8月16日指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达赖和班禅及其集团的大多数”。这在10月26日中央提醒西藏工委充分认识佛教在西藏民族中的重要地位时，对达赖、班禅问题做了解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宗教售仰”。第二天，中央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团结达赖和班禅，即力谋和平统一西藏内部时，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和运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中央还特别提到“对于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的方针，不可有所动摇”。以后中央又指示：“以争取达赖集团为主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和班禅集团和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分化和争取右派”。很明显，中央的统占工作方针一次比一次明确，但最主要的是以争取达赖和达赖集团为主，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所以采取这一方针，是因这班禅和班禅集团虽然力量较小，但那时是统战队伍中的爱国进步派，或左派，必须坚定地团结。达赖虽然在统战队伍中处于中间状态，但他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影响较班禅为高；达赖和达赖集团控制着西藏90%以上的地区和人口；他们的代表性大，西藏地方政府基本上就是达赖集团的人员，和中央谈判由他们派代表，十七条协议也主要由他们去执行，他们实际上是西藏的代表者，这在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的情况下，是不容忽视的。上层统战对象以达赖集团为主，可以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据此，中央于1952年10月27日和1954年2月两次批评了先分治后统一（即在班禅地区先搞区域自治，以促成而后实现全西藏的统一区域自治）的思想，并为进一步统一认识，增强汉藏民族和西藏民族内部团结，防止和粉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造谣挑拨，于1954年8月2日又专门指示全国各地“在有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做得恰当，避免刺激他们任何一方，避免引起他们的猜疑，并且适当地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并强调指出：“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藏自治区。”
从此，西藏工委遵循中央指示，广泛开展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寺庙和青年、妇女、商人等方面的统战工作。从拜访联络、请客送礼、贸易往来、看病医疗、开办小学、给喇嘛放布施、藏汉语文互学、组织赴内地参观等，到逐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如成立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学习协议委员会等。达赖、班禅在初步团结的基础上于1954年秋联袂进京，一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西藏上层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胜利。西藏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从建立到逐步的巩固与扩大，并在上层同意和支持下，较好地开展了影响群众的工作，民族团结明显加强。
进军西藏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交通不便、物资匮乏。进军任务一定，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南军区、西北局与西北军区都特别重视后勤保障工作，首先是修路修机场，改造自然环境，创造交通条件。西南军区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半个月多即于1950年2月1日成立了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2月9日，责成它“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进行）修路”。8月26日，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修通。1951年4月后开始修建甘孜机场和康藏公路甘（孜）昌（{弗）段。5月25日，毛泽东又在进军训令中对进军、初给、筑路、修机场等进一步做了部署，对康藏、青藏公路通拉萨的线路也做了明确规定。1952年11月21日甘昌段公路修通，昌都从此成了进藏部队运输补给的重要基地。此后，为了实现毛泽东关于“康藏公路1954年通车”的要求。西藏工委、军区采取了从昌都向拉萨方面施工和从拉萨向昌都方面同时施工的方法，在世界公路史上难度最大、长二千余公里的高原线路上、筑路英雄们征服了一座座高海拔的大山和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尼洋河、拉萨河等大江大河，先后约10万人的军、地、群施工队伍，用了近五年时间，以牺牲三千多人的代价，于1954年使雅安至拉萨的康藏公路修通。青海格尔木至拉萨的青藏公路也于当年修通。两条公路同时通车，根本改变了西藏运输补给困难的状况，西藏人民称之为“幸福的金桥”。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以后又提出“一面进军，一面建设”，1951年9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生产与筑路并重”，部队要进行农业生产。1952年4月6日中央指示，要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第二是从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
8月6日，中央在“主要任务”的指示中又提出“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所以十八军及十八军独立支队等刚进驻拉萨不久，就不顾劳累，组织力量进行开荒生产。接着，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一步加强运输和开展内外贸易，特别注意套购粮食等物资。这样，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原则下，一靠牦牛、骡马、骆驼和车车运输；二靠机关、部队开荒生产，种菜种粮；三靠国外（主要是印度和尼泊尔）进口；四靠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银元在当地进行必要的采购，既解决了军供，还兼顾了部分民需。这是中央方针政策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和西藏人民支援和支持的结果，也是对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回报。经过4年多各方面的努力，以康藏（后改为川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为标志，共产党、解放军在情况极其复杂、斗争极其尖锐、自然条件极其困难的西藏地方站稳了脚跟。外国侵略者和和反动上层妄想在西藏饿垮、困死、赶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我们就像雅鲁藏布江有源之水和喜马拉雅山有基之石一样，巍然屹立在雪域高原上。
（阴法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