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查现场、查勘弹头、破碎玻璃，检验枪弹痕迹……专家们按照当时苏联教科书的记载，两弹点之间画一条弧线，线的另一端便是射击点，很快划定枪击应来自长安街的快车道，应是有人在长安街快车道行驶的车内向宴会厅射击。在专家们取得一致意见时，年仅二十六岁、连列席案情分析会资格都没有的陈建华提出异议：
勘验结果显示，玻璃破碎不均，弹道变形，可以肯定是远距离射击造成的。在击穿一块玻璃后，力量减弱的弹头会改变方向，不走直线；因此，可以判断子弹应来自北面更远处的居民区。
然而陈建华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有关部门立即调动警力，按照专家的意见对当时经过长安街的一千余辆汽车进行调查。一辆车一辆车地查找后，一千多辆车全部被排除。此时，陈建华面对专家再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为了验证推论，专家们被请到了西郊靶场，整整打碎了两卡车玻璃后，检验的结果完全再现了案发现场的情形。警方立即派人在居民区查找，很快就找到了打枪人。原来，那天这个学生正用枪打鸟，谁知，一粒子弹却飞向了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刑警们在枪击现场按照科学的原理进行勘测，主要是收集一些枪弹的痕迹。正如我们找不到两个指纹或DNA特征完全相同的人一样，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两支痕迹完全相同的枪。
早在十六世纪，工程师们已经发现，在枪管中刻上螺旋形膛线使子弹旋转，子弹的发射就更稳定，飞行距离更远，对目标的杀伤力更大。由于制造、使用、保管等方面的原因，不可能有两支膛线完全相同的枪。从不同枪支中发射子弹总会留下不同的枪弹痕迹。
我们都知道，枪支利用火药燃烧后气体的压力发射弹头或弹丸，子弹从枪膛中射出，弹壳或留在转轮内，或按一定轨迹飞出枪外，弹头则射向射击目标。枪弹痕迹学，又称验枪学、司法弹道学，就是运用痕迹检验的一般原理、技术方法以及枪支、枪弹、内外弹道等科学知识，对枪支发射后留在弹头、弹壳和目标物上的痕迹、射击残留物进行分析鉴定，一方面可以判断发射枪种、枪支，从而去寻找持枪人；另一方面可以确定射击距离，判明案件性质，从而达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目的。
枪弹痕迹检验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枪支枪弹、枪弹痕迹、弹道特性、检验技术和弹痕应用等。
至今尚未清点完的国宝
田俊荣口述
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文物实在太多了！我国政府在许多国家创建驻外大使馆时，从故宫调拨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文物，放置在这些大使馆中。由于没有文物档案，二〇〇一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向美国要求赔偿，得不到认同。这许许多多的文物至今还未清点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田俊荣在她的自述《明镜》（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介绍了有关情况，现摘登如下——我退休后，受天津市文物公司反聘，二〇〇一年开始为国家外交部到中国驻外使馆进行文物鉴定、建档工作。中国驻外使馆陈设的文物都是当时建大使馆后，故宫博物院调拨过去的，特别是家具、瓷器、玉器以及青铜器，都是故宫的东西。
二〇〇一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中国要求美国赔偿一切损失。涉及文物赔偿时，美方要求拿出证据来。由于没有文物档案，专门到故宫里把老账找出来，说明有宣德的瓶、永乐的盘子等。美方说那不可能摆这么好的东西。着名文物鉴赏家朱家溍先生说，你看看，这谈判厅摆放的就是唐三彩马、永乐青花大盘，我们现在就摆着了，怎么没有真的文物。最后美国向中国赔款几千万人民币。这件事引起外交部的重视。文物，作为大使馆的重要财产，必须做国家级档案，有了档案，就有了依据。当时外交部聘请我、李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代书画鉴定专家、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天津站站长、研究员）、陈华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陶瓷鉴定专家、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研究员）三个人开始做这项工作。陈华莎负责陶瓷，李凯负责书画，剩下的玉器、家具、青铜器、珐琅器、料器、漆器都由我负责。要求鉴定后，写出鉴定意见、作出详细档案，为国家存档。
我们第一次出去到日本、瑞典、德国、毛里求斯、马耳他五个国家，这几个大使馆的文物经估价，价值上亿元。仅瑞典中国使馆存文物价值就八千多万元。该使馆整个库房全是文物，我们整整干了六天，有字画、瓷器、唐三彩等。非常少见的白色中带蓝彩的唐三彩马就有五匹，当时保守的估价为五百万元。还有明朝及清雍正、乾隆时期官窑的五彩、粉彩瓷器，价值八十余万元如现在估价就得上千万）。还有许多新工艺品，都是解放初期大师级师傅做的，有牙雕、寿山石、青田石、竹子、瓷器等。头一年出去，我们就在一个使馆发现乾隆的青花大缸。在驻埃塞俄比亚使馆有乾隆官窑的茶叶沫颜色穿带瓶的瓷器一对，大雅斋慈禧太后用的花盆。
这些情况引起外交部高度重视。定了五年计划，五年之后仍然有许多国家没有跑到，又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到目前，已经去过五十八个国家，还有四十多个国家没有去。
一年出去两次，一次跑五个国家。我们跑了那么多地方，虽然很辛苦，但很难得，外交部的人也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所以我们非常珍惜，都特别努力，认真工作。我们每到一个使馆，包括汽车库、花窖、厨房、水房都转到了，如在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汽车库里就看到王雪涛、徐悲鸿、齐白石的画；在驻越南大使馆的厨师房里，就有一个紫檀的小琴桌和乾隆的三果碗；在驻突尼斯使馆的小饭厅里挂着徐悲鸿的“竹子公鸡”。在驻越南、菲律宾国家的使馆里都是乾隆时期的东西。驻越南使馆有一对紫檀的多宝格带着景泰蓝的铜佛，是乾隆时期的。
外交部长表示，花多少钱也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就说，文物是不能再生产的，丢一件少一件，尤其是已经交给国家了，就不能再被丢失、破坏。
对于这些文物，经过我们鉴定整理后，外交部很重视，并且规定凡是一级文物，必须放到库房保存，不能放在外面陈列。所以说我们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及时，非常重要。
一年出去两次，非常辛苦，总是在天上飞，一个国家呆上四五天，又接着飞。我们在外面白天看东西，晚上作档案，写鉴定报告，说明鉴定理由，对文物本身要有描述，够一、二级的文物要详细描述，基本都是一级文物。档案不能随便写，国家级档案鉴定报告，对于文字、图片、尺寸等，都有具体要求。工作量非常大，经常干到凌晨四五点钟。有时出去参观，坐在汽车里听着中国音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经常有当年到农村收购的感觉，但一睁眼，看到外面全是外国人，这才又回到现实中，忍不住笑出声来。太疲劳了。比如在埃及，我们干了九天，累的都快睁不开眼了。
在英国、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一坐就是一星期。在尼泊尔、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地处海拔高的国家，身体感到非常不舒服。
我们到国外，我说没有别的要求，第一看博物馆，第二看古董店，了解国外市场。一开始我们三个人去了，别人看着像三个土老冒似的，能懂什么？后来，经我们给他们讲课以及到古董店、博物馆，他们才发现这可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就特别尊重我们了。使馆人员三四年一流动，这馆调到那馆，一听说我们来了，老早就欢迎，像迎接贵宾一样。有个团长和我们都熟了，他说，田老师您那眼睛小吧，还挺聚光，跟扫描机一样。那回在意大利，那车正开着，哎哟，我说那橱窗里铜佛可是明代的，他们赶紧停车，我进去一看，果然是一件明代大铜佛。看佛就看那造型、那鎏金都不一样，和新的不同，新的冒贼光，它那种光是柔和的，像我们穿的缎子一样。另外，他那面相、眉眼特别静，让你感觉很舒服，佛手修长，那绝对就是好的。
我们走了五十多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三四个博物馆，我们基本都看了，并拍了照片做成光盘，有时把讲解员的讲解也给录音下来。国家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包括瓷器看的太多了，都是最好的，也有故宫的。前些日子到北京为从印度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运回来的文物进行建档。这次回来的东西都是国家顶尖级的，其中许多件瓷器上都标有乾隆御鉴，特别是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梅瓶。杂项还好，象牙的挂屏、农家乐、春种秋收四扇屏，这些文物档案由我写，东西真好，全部是象牙的，而且上色，颜色特别雅致。
兽头如何进入拍卖市场
吴树
圆明园海晏堂十二生肖兽喷泉时钟成器于清朝乾隆年间，一八六〇年和一九〇〇年，在分别经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洗劫后，圆明园毁于大火，十二生肖铜兽首下落不明。近些年，这些兽首，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看不懂的活剧。它们是如何进入拍卖市场，卖价如何被炒成天文数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谁在拍卖中国》一书对此作了披露。现将这些兽头最早被发现的经过介绍如下——美国南加州棕榈泉市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城市，退休警察威廉·布莱克先生就住在这儿。
布莱克大叔的别墅面积在当地不算大，但是年龄可比他大多了，据说还是在威廉·麦金莱总统遇刺、罗斯福总统继任后第二年建造的，最早的主人是一位退役的老兵。那位退役的老兵也是布莱克大叔经常挂在嘴上的骄傲，“这座别墅最早的主人曾经进过中国人的皇宫，亲屁股坐过中国皇帝的龙椅——这是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那个退伍老兵有个坏习惯，老爱摸孩子们的脑袋，我小时候就不知道被他摸过多少次脑袋。那时候我想，他一准是把我们的脑袋当做中国皇帝的沙发扶手了！”
一九八五年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陌生人隔着栅栏跟他打招呼。
“您好，我想您一定就是这座别墅的主人——尊敬的威廉·布莱克先生，镇上人都管您叫布莱克大叔，我也这样称呼您，您不在意吧？”来人约摸四十几岁年龄，操着外地嗓音，有点油嘴滑舌。
“当然，请问怎么称呼……”
“噢，我是查尔斯，来自纽约州……”
“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古陶和石器！”凭多年的职业习惯，布莱克大叔意识到对方的身份。
棕榈泉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早年，许多当地喜欢古董的人都收藏过一万多年前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之类的东西，所以许多好这一口的游客来到这里也喜欢到处寻古探幽，淘一两件古董玩器。
查尔斯先生是个聪明人，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了狐疑。他非常及时地把话题引到布莱克大叔的光荣历史，然后再把话题转移到这座别墅的建造者身上。
“您就那么相信那位大兵所说的话？”听完布莱克大叔的故事，查尔斯非常自然地问道。
“跟我来！”布莱克大叔最在意别人对他叙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扯着查尔斯穿到后院，指着棕榈树下两个安放在水泥墩上的铜质动物头像上：“看看这个，您还会怀疑这栋别墅的建造者、那位勇敢的美国大兵只是在香港电影里看到过中国的皇宫吗？”
查尔斯不声不响地绕着两个兽头转动。
尽管布莱克大叔搞不懂这位不速之客在想什么，但是他依然看出：查尔斯已经完全相信了他所讲述的关于那位美国大兵的一切。忽然，他又想起什么，招呼查尔斯随他进了一间盥洗室。查尔斯一进门，就发现盥洗室的墙上钉着第三尊铜兽首，是一只造型别致的牛头。可怜的宝贝儿，在这里只能充当一只塑料挂钩，上面挂着一条浴巾。
“是这样，布莱克大叔……我知道您一生都在干同一件事——毫不吝啬地帮助别人！”查尔斯夸奖了布莱克大叔一通后，提出要把这三件“玩意儿”买回去，“您要知道，我有一位与您年龄相仿的老父亲，在越南战争中失去双腿，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雕塑艺术，尤其是像这种动物造型的铜器，假如我能把它们买回去，我想他会非常高兴！”
查尔斯有没有那样一位坐轮椅的父亲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他此番到布莱克大叔家却是有备而来。他是一位纽约的古董商，两年前，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展厅里看到了一只铜猪首和一只铜猴首，了解到这两件来自中国皇帝御花园的尤物，原来是三位东西方艺术家的共同作品，而且它们还有另外十个伙伴也有可能一起流失到了美国。作为一名古董商，查尔斯当然毫不例外地对一些有来历、有故事的文物格外在意，从那时候起，他就暗地里在美国一些古董市场进行查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前几天，他在一本旅游杂志里看到一篇带照片的文章，介绍棕榈泉一位退休老警察热情帮助游客的故事，那张照片是在布莱克大叔后院的水池边上拍的，隐约可以看见两只用来作装饰物的兽首状雕塑。查尔斯赶忙取放大镜仔细辨认，果然是两只铜兽首，一只是马头，另一只好像是虎头。就这样，办完手头上的事，查尔斯开车来到了棕榈泉，上警局一问，马上就顺利找到了布莱克大叔。
布莱克大叔犹豫了一阵，他倒不是算计这些中国的老古董能值多少钱，而是从感情上有些舍不得。因为尽管这几样东西是那位过世大兵卖别墅的时候送给他们家的，而且从他父亲开始，家里人谁也没把它们当回事，但是，毕竟跟了他几十年啊！
最后，查尔斯以每件一千五百美元的价格，买走了布莱克大叔家里的三只中国兽首。善良的老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普普通通的转让，竟为日后一桩纷纷扬扬的国际文物纷争埋下了伏笔。
查尔斯得到三只中国铜兽首后，一直秘而不宣，也没有急于倒卖出去。这一招在古董行里叫“捂宝”，就是买到一件估计有升值空间的宝贝，不马上出手，而是藏在家里捂上若干年，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货。
两年后，时机似乎到了。一九八七年，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中的猴首和猪首在遭劫后第一次公开在纽约苏富比拍场露面。大概是因为这两件拍品曾被“大都会博物馆”从展厅里撤展的缘故吧，它们的起拍价都不高，仅为几万美元，一直拍到最后，成交价也分别只有十六万五千美元和十五万美元。
尽管两只铜兽首的成交价不是太高，但若是按照查尔斯那另外三只兽首的进价来计算，却也整整翻了一百倍。可令人意外的是，查尔斯并没有借助此场拍卖接着推出自己的藏品，因为他在这场拍卖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中国人进场了，并买走其中一只猴首，另一只猪首则被美国一家私人博物馆收藏。精明的查尔斯似乎从中嗅出了更大的发财机会。
对于另外三只铜兽首的所有人查尔斯说来，可惜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