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鄱阳，每说起明朝的淮王时，人们便津津乐道地数起“十里磨刀石，十八里铺，三十里康，四十里街，五十里岗，六十里花桥”，这些让人感到自豪的顺口溜来，而且有鼻子有眼地把它与江西吉水才子解缙挂起了钩，说是解缙编造了上面那些话，才把淮王“引进”来鄱阳的。其实，杜撰者并不知道，淮靖王迁藩时，解缙早在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让淮靖王的祖父朱棣给迫害死了。淮藩徙来鄱阳，是解缙死后26年的事，这一年是公元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元年。当时，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七个儿子朱瞻墺，因为适应不了岭南的气侯，从广东韶州，今韶关落籍了鄱阳。不过，把解缙联系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原因。解绪与朱瞻墺父亲朱高炽的关系很好，解缙的死，就是因为朱高炽。淮王朱瞻墺的父亲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嫡长子，嫡，在宗法社会指正室，明媒正娶的，这种人所生的儿子称嫡子。朱高炽虽贵为皇太子，却不幸患有足疾，加上身体肥胖，人较懦弱，朱棣一直不喜欢他，并一度产生传位于第二个儿子朱高煦的念头。朱棣不想解缙与自己这个儿子走得太近，偏偏解缙自投罗网，他在任地方官后，居然在没有得到朱棣的恩准下，偷偷与皇太子见了面，结果朱棣以此为由，让解缙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天里自己活活冻死。后来朱高炽为什么又当上了皇帝呢？朱棣权衡再三，考虑朱高炽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开始时，以一万兵力，抵御了李景隆五十万大军，可以说为他的登基立下大功；二是他为人宽厚，善于凝聚人心；三是朱棣特别喜欢朱高炽的长子——后来的宣宗朱瞻基，再加上朱高炽是朱元璋最喜欢的长孙，朱棣担心背下违犯其父朱元璋所立传嫡长之制的骂名，结果还是把皇位传给了朱高炽。可是朱高炽的福份太浅，好不容易抱病守到父亲闭眼后高髙兴兴当上皇帝，却没想到只一年功夫，也两腿一蹬，随父亲朱棣去了。至亍朱瞻墺的封藩，那还是他祖父登位的第二十二个年头受封的。公元1426年，朱瞻墺的大哥朱瞻基登位，是为宣宗皇帝，第四年，便把朱瞻墺打发到了韶州。到了韶州才知道此地实在难熬，多次向大哥要求挪个地方，却一直没有如愿，直到大侄子英宗朱祁镇坐上金銮宝座后，才如愿以偿迁徙来到鄱阳。
淮王来鄱，对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似是本地的一份荣耀。其实，地方有了那么一位王室之后，当地的日子并不好过。从这一年起，鄱阳这块土地的人民是雪上加霜，走进了水深火热，因为沉重的负担，己经落在了这块土地的人民身上。
我们都知道，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代皇帝中最专权的皇帝，他为了把天下占为朱姓，让自己的子孙世代承袭帝位，不惜大杀功臣，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皇族的举措。他把26个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达到“藩屏国家，备侮御边，夹辅王室”的目的。朱元璋这一开头，明王朝在两百多年间，先后共册封亲王289位，靖王11位。这些亲王的嫡长子，又立为王世子，长孙立王世孙，世代袭承亲王的名位。亲王们其他的儿子，也封为郡王。所以明王朝郡王以下、奉国中尉以上的子孙辈，不计其数。按照朱明王朝建藩之初的规定，在政治上藩王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王府官还可以兼行省参政，当任地方行政首长，执掌地方兵权，也就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后来这些政治待遇受到了削弱，朱元璋后期，意识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才又补充了一些限制措施。而经济优厚待遇依然照旧，岁禄原为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的开支。最后，还是朱元璋自己发现，这些待遇财政确实不堪负担，便于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对藩王待遇重新作了规定：亲王禄米1万石，郡王禄米2千石，镇国将军8百石，奉国将军6百石，镇国中尉4百石，辅国中尉3百石，奉国中尉2百石，公主及驸马2千石。所有这些支出，朝廷不出分文，倒霉的是老百姓，统统摊到所在地的每个人头上。据史料记载，我们江西有三个藩王，除宁王之外，还有淮、益（封地建昌，即抚州南城）二王。而淮、益二王一年的负担是多少？当时二府（包括弋阳）各府郡王，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中尉及养赡妃嫔夫人共计388位，全年该供银90021两4钱4厘；各府庶人共60位，寡妇、庶女61位，全年该供银3368两4钱；各府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仪嫔共221位，又丧偶县主、郡县乡君、仪嫔36位，合计全年该供银18372两7钱5分5厘；三类总计该供银118372两4钱5分9厘。除此之外，还要摊派“冠服、婚丧、屋料屑琐、不啻米盐”。有人以公元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为例，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则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豢养这些藩王是谈何容易的事，能说他们来后，人民不加重了水深火热。
朱瞻墺的迁藩，为什么直到宣宗死后才实现？朱瞻基和朱瞻墺虽然同为朱高炽的儿子，却是异母所生，朱瞻墺的母亲不是正室，他是庶出。就是这么一个亲王，在鄱阳还是下传了九代，直到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最后一个淮王朱翊钜病死为止，前后历时180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鄱阳人为他们付出了该有多少？当然，这里还不包括封地在永丰（今广丰）、清江、南康、德兴、高安、上饶、吉安、广信的9支，在浙江、福建、湖南等地散落的7支。
据史料记载，来鄱阳的淮王一般还算可以，难免也有横暴乡里的。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那位，封为淮定王的第五代淮王朱佑棨，他是历代淮王中，最让鄱阳人头痛的一位魔王。朱佑棨是朱瞻墺的曾孙，这人生来就运气好，他伯父朱见濂没有儿子，朱佑棨便过继给伯父为嗣子。朱见濂死后，先是朱佑棨的亲生父亲朱见淀承了王位。公元1505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朱见淀病逝，朱佑棨这才袭封为淮王。就是这位花花太岁，成了历代淮王中，最让鄱阳人深恶痛绝的一位。连《明史》都说他“游戏无度，左右倚势暴横，境内苦之。”淮王抢亲，说的就是他。老百姓婚嫁，他强抢新娘进王府，要让他享受三天初夜后才放人出来。他放髙利贷，催逼起息钱来，不顾别人死活。民间对于这位亲王的劣迹，传闻很多，其罪恶只四个字：磬竹难书。可想而知，当时鄱阳人的日子有多么不易。
尽管淮王们是压在鄱阳人头上的一座大山，但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淮藩的徙入，加重了鄱阳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或多少带来一些积极作用，那就是给文化一定的推动。按后来的明室规定，藩王们虽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仍受到很多限制。比方说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不得经商赚钱取财，为了防止亲王和朝臣勾结，还规定亲王每三年才能到北京朝见一次，平时只能在藩府附近活动，外出要记录备案等等。这些限制，使他们不得不过着纯碎的腐化糜烂寄生生活。之中，对于品质较好的，也就有了一些情趣上的爱好，诸如在琴棋书画、诗词园林下功夫。当年，县城的淮王府在桃源山，就是现在的人民医院、博物馆、鄱阳宾馆、五一小学、老粮食局、包括紫金山步行街一带。这里曾经做过府衙，是因为朱瞻墺徙藩，便腾了出来。从第二代淮藩朱祁铨开始，建起了永寿宫，并打造了八景。应该说这为鄱阳的园林文化，留下了一笔遗产。至于游城境内的淮王坦，那是他们的别业，即现在所说的别墅。
本来，明朝离现在也不太远，最后一位淮王距今也不过是393年，可是桃源山的王府、淮王坦的别业、韩山一带王墓，为什么都早己荡然无存？有人归罪鄱阳乡风不好，我看未必。试想，如果淮王们象颜真卿、范仲淹他们那样，鄱阳人难道不会认真保护他们的遗物？看来还是验正了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们早已对这些寄生者恨之入骨，恐怕不待他们尸寒，便有人掘墓雪恨了。如今，就连因改建王府而被后人改名的王府山名，也正在逐渐地走出历史。至此，能勾起人们惟一记忆的，是幸存鄱阳宾馆门前的那对石狮子，因为它只是一对看门的瑞兽。
水神崇拜的盛行
水神崇拜是一种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原基于“水是万物之源”、“水是农业的命脉”这些朴素的认识，赋予水种种神秘力量，幻想创造出许多水神形象，对其进行顶礼膜拜。
鄱阳自古河网交织，水系发达，有各种的水体形式，因此也是水灵崇拜较早的地区。早在唐朝，就有诗人李嘉佑，用诗描写过鄱阳祀祭水神的盛况：“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枪枪铜鼓芦叶深，寂寂琼筵江水绿。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尧山。月隐囬塘犹自舞，一门依寄神之祜。韩康灵药不复求，扁鹊医方曾莫睹。逐客临江空自悲，月明流水已无时。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李嘉佑当过鄱阳地方官，而且有三年时间，对鄱阳的风土人情有较深的了解。这首诗不但抒发了诗人的朴素唯物主义感情，也真实地记录了鄱阳当时的水神崇拜盛况。
从鄱阳的水神信仰看，唐宋之际包括此前，主要还是以龙为主体和风伯雨师之类的的自然神，如三国时出现黄龙后，于是有了黄龙庙；北宋时流传的范仲淹借海沙，以及传说治鳌鱼中出现的龙王龙女。南宋以前凰岗虽然有龙居寺，但只是寺而不是庙，里面有和尚主持，仍属释家而不算神灵信仰，取龙居之名是因地理环境。至于对人物的崇拜，宋之前也有，查之有据的，如上面诗中的“屈原祠”，吴芮长沙王庙或称吴王庙；接着有桂湖黄、文龙湾邓、道汊曹、湾头陈四姓联建的包拯生祠——大人庙；韩山韩信庙等。这些庙所祀奉的已经是人物了，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庇护神，而是人格神。有的则是祖先，如韩信庙为韩山何氏所祀，相传子孙为避吕氏加害，改韩为何，避之韩山。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到明朝时，鄱阳的水神信仰不但愈演愈烈，并且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鄱阳的水神不仅是人物神、外来神，而且不再是人格神。鄱阳水神祀奉的，多的中国特色的民间诸神，甚至多到全县各地，各以自己的乡俗奉出一个神灵，而这些神灵多半与水相关，或有过水上救助行为的，或因溺水而亡的，死后便奉之为水神。带普通性的主要有：屈原、长江三水府中的定江王、金龙四大王、杨泗将军、晏公、萧公爷爷等。这些水神中除屈原为大家熟悉之外，其他的可能不一定清楚。先说定江王，至今只知道他的传说，不知其为何人，就其定江王的神名，顾名思义是江神，全称为中水府济远定江王，唐初风送王勃到滕王阁的，就是这位尊神。朱陈鄱阳湖大战时，助过朱元璋，鄱阳湖的老爷庙有他的神位；金龙四大王为浙人谢绪；杨泗将军至今没有定论，之中有种说法，说他就是当年被岳飞围剿的杨么；晏公为元未文锦堂长晏戌仔，临江人；萧么爷爷为萧伯轩，新淦人。此外，如莲湖慕礼有位当地祀奉的汪大帝，据说是一位溺死的徽州人；又如内青的北大帝，像这样的情况鄱阳很多。
二、不少水神是明朝敕封的，明朝时鄱阳建的水神庙也多。金龙四大王、晏公爷爷、萧公爷爷这些人之能成为神，多半与朱元璋有关，而且都是受他敕封为神明的。在《鄱阳县志》(民国稿）的石王山庙条中，附有这样一段话：“历代封神，以明代为最滥，着于《明史》礼志者，斑斑可考。本县为明太祖曾经行幸之地。朱陈鄱湖之战，史称得于神佑者为多，封神之说，亦以本县流传最盛。”这段话尽管说明了鄱阳在明朝时神灵信仰的状况，但并不知道不少神已在江南广大地区落户。如上面所列举的水神，早在鄱阳之前，便在长江沿岸和江浙出现。这些水神又差不多从明朝开始，便落籍鄱阳镇及周边地区，像管驿前的晏公庙、高门的七胜庙、石灰巷的杨泗庙、双港龙王山的龙王庙、南门河边的屈原庙或称水府庙；建在柴家巷口，同为祀屈原，却作称公公堂的三闾庙等等。
三、不少庇护神的功能由保境安民向水神功能转换，即使是商家，也都把祈祷水情摆在第一位，数张王庙最典型。张王庙祀奉唐朝的张巡，有人说是祀张士诚，这是不准确的。张巡生于公元708年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高中进士一甲，为探花。后受奸相李林甫排挤离开京城，先后任河北清河、安徽亳州、河南鹿邑县令。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造反，张巡因抗安禄山屡立战功，升为礼部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成为朝廷四品官员。张巡是在公元757年肃宗至德二年的河南睢阳保卫战中，不幸被俘而遭杀害的。此后，他与其部下许远被人们奉为安境保民神，并且庙立全国各地。明朝以前，鄱阳就有张王庙，后坍圯，公元1410年明永乐八年，知府李益重修，以后屡圮屡修。为什么说张王庙不是祀张士诚？因为朱元璋这人心胸狭隘，对他的敌手从来都是恨之入骨的。江浙富人帮了张士诚，他登位便将这些富人移民到濠州种田，并且不准返乡探亲；鄱阳湖以西的人帮了陈友谅，结果以加重赋税来惩治。如果鄱阳人将张士诚奉为神灵，能会有好果子吃。事实上从明朝起，地方官不仅大肆宣扬张王菩萨，而且使他的庇护功能逐渐地得到改变，因为商市的东移，水码头的延伸，船家对有求必应的张王菩萨有了新的乞求，以致公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张巡被加封为“江西鄱阳湖显佑安澜之神”，从此名正言顺地正式司起了水神之职。
四、龙崇拜逐渐淡化，从自然信仰、动物信仰到人物神，实用性越来越强，功利色彩越来越重。照道理说，龙崇拜是我们中国水神崇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明朝时的鄱阳人却淡化了对龙的崇拜。鄱阳的龙王庙本来就不多，上规模或名气稍大点的鄱阳镇有黄龙庙，双港龙王山的龙王庙，如果把带龙字的都算上，凰岗还有座龙居寺。实际上真正祀奉龙王的只有两座。为什么会对龙的敬畏减弱呢？这是因为龙只为公共神，而每个乡镇、村落开始兴起了地方神，大村有大村的福主，小村联合起来造庙供出自己的福主。中国民间诸神的色彩，在鄱阳越来越浓。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起来还是与洪武皇帝分不开。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都自封为真命天子，真命天子都是会受到神祗庇护的。皇帝都如此，老百姓能不效仿。实用，目的就是让神走进百姓，以使偶像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于是鄱阳湖畔以水谋生、水中求财的贫苦老百姓，似乎又多了一个靠山，多了一份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