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柏源降虎：从马蹄山往东南一里左右，是块较开阔的平坦之地。早年，这里有很多柏树，人们叫它柏源，传说王真人在这里收伏过老虎。
仙坛观十景早为传说中的遗迹，但仙坛观的声名，从隋起便响彻远近。北宋鄱阳知州范仲淹曾写诗颂咏：“灵台拱上百神清，碧坞红霞相映明。曲径犹无青草合，乱掌时有白云生。亭亭翠纛高山矗，隐隐狂雷落不轰。待得九霄鸾鹤驭，玉书应改地仙名。”从范仲淹的诗里，我们多少能感觉到它在北宋的规模和影响。鄱阳道教文化一向昌盛，恐怕与仙坛观有一定关系。
进入唐朝
公元618年，贵族大地主家庭出身的李渊，废除隋炀帝杨广之孙隋恭帝杨侑傀儡皇帝的皇位后，自立为皇帝，建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
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封建王朝，它的强盛不但远远超过了秦汉，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个王朝的289年间，中国发生深刻变化的是经济重心开始了南移。这种南移，又是以唐朝两个时期的历史变化为分水岭，以公元755年唐玄宗李隆基，我们习惯上称作为唐明皇的天宝十四年，所发生的安史之乱划线：安史之乱前，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声威远播达到了极盛；安史之乱后，由极盛走向了衰落，由统一走向了藩镇割据，终于消亡。同样，对于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言，也还是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安史之乱前，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这个重心逐渐向南方加快了转移，鄱阳无疑也处在这种转移之中。下面，我们还是按照与鄱阳相关的事说下去。
进入唐朝以后的鄱阳，到底有哪些与后来文化发展相关的大事要事呢？我想，第一件大事恐怕就是入唐以后，对鄱阳的“瘦身”，也就是大肆分割鄱阳的土地，使一个历史上很大的县域一下子缩小了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积。根据手头的资料，我粗略地进行了一次疏理，除了汉晋及南朝划分出的鄱阳土地之外，唐在公元785年肃宗李亨上元元年之前，划置设县的土地分别是：
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分出鄱阳东界设置新昌县。公元742年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新昌县改为浮梁县。
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分出鄱阳县北境设置广晋县，合四县隶属浩州，后来广晋部分土地划归了彭泽。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以鄱阳的至德与宣州的青浦、青阳并属于安徽池州。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以鄱阳西北雁子桥以南地设置都昌县。
上面是“安史之乱”前，也就是唐初的“瘦身”情况，“安史之乱”后，唐朝廷对鄱阳的“瘦身”仍然没有停止。
公元757年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分鄱阳东北境设置新县，这个县因在肃宗至德二年设置的，所以县名至德。
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正月，分鄱阳东境设置上饶县、玉山县，隶属信州。
入唐以后，先后6次划出鄱阳大片土地设置新县，结果，饶州在中唐时不但土地锐减，人口也骤然下降，以至成为了唐初的下州。唐朝的中上下州是这样划分的：凡人口在4万户以上的为上州；人口在2·5万户以上的为中州，2·5万户以下的为下州。也就是说，在唐朝中期，饶州的人口不到2·5万户。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吴芮的籍贯问题。曾经，本县有位有识之士撰文问责鄱阳人为什么不关心吴芮的籍贯，说浮梁县有人考据出吴芮的出生地是浮梁等等。其实，对历史名人的出生地是多有争议的。浮梁人说吴芮出生在浮梁并没错，因为吴芮出生地已经归属现在的浮梁县。但是，这位先生之所以在没有错中出错，是因为他并不清楚浮梁县的沿革。浮梁县什么时候才有的？在唐朝，公元619年唐王朝高祖李渊武德二年，浮梁从鄱阳析出，于是才有了这个县。吴芮出生在什么时候，在战国，那时根本就没有浮梁，吴芮出生的那块地方，属番县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说吴芮是鄱阳人比说吴芮是浮梁人更准确，就像我们说鄱阳湖得名鄱阳山，而不能说周瑜在鄱阳湖练过水兵，不能说陶侃在现在的博物馆——也就是清以后的文庙读过书一样。当前，就有那么一种倾向，为了打造所谓的旅游景点，居然会不顾历史事实，以至出现不惜捏造的事情。对历史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去探讨。不能不顾历史事实，历史背景去臆测、去断言。更不能抱着只有不敢想的，没有不能做的观点去虚拟、捏造。什么叫尊重历史，我理解尊重历史就是指尊重当时的事实，而不是用现代人的观点，现代人生活方式，现代人的认识水平去对待历史。历史不是我们现代人能编造出来的，而是稽之有据，是古人早以认定的。如果什么都用现代人，尤其是并不懂得历史的现代人观点考证历史，那么，廿五史恐怕就是一堆废纸了。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唐朝初期，朝廷将鄱阳那么多的土地分出去设置新的县？这里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李渊称帝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鄱阳正式成为唐朝的疆土，是公元623年武德六年的事。此前，鄱阳的土地已经被割据的农民起义军瓜分了，以致唐兵每取得原属鄱阳的每一块领地，便设置一个新的县，这就是唐初鄱阳土地划分得多的原因。不过唐朝统一后，很快成为中国重要的发展时期，鄱阳同样走进了重要的成长期。
唐朝时的社会经济（上）
尽管进入唐朝以后，鄱阳县域范围不断缩小，但随着鄱阳湖的东扩，和“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的南移，鄱阳的社会经济还是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任职地方官对鄱阳所作的贡献，使鄱阳仍然保持着上县的地位，其表现有：
第一，鄱阳的人口保持着增长势头。隋统一中国后，江西郡县的人口比较南朝时有较大增长，但总数依然不够。进入唐朝中期，中原战乱严重，江西相对稳定。特别是鄱阳，因为鄱阳湖的南扩，使它处在了战乱后方，一些避乱南迁的北方人进入了鄱阳。这些南迁的移民，被鄱阳较好的生存环境所吸引，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由客籍变为土着。如江苏籍诗人戴叔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诗说：“淮汴初丧乱，蒋山峰火起。与君随亲族，奔迸辞故里。……石壁转棠阴，鄱阳寄茅室。淹留三十年，分种越人田。”戴叔伦这几句诗的背景是这样的：戴叔伦在抚州任官后，他姐夫还留在鄱阳。在任官之地，他回忆起为避战乱，与姐夫一道从家乡逃到鄱阳，安家落户的景况。戴叔伦还不是真正的北方人，戴叔伦的家乡江苏金坛，也属予富庶地区，他倘且如此，北方人更是流连忘返。山西籍诗人卢纶，天宝末年他去京城考进士，由于安史之乱受到影响落第，于是奉亲投奔鄱阳，与吉中孚等结为泉林之友，而且后来都成为大历才子的成员。所以，鄱阳的人口，在土地分割之后不久，也迅速有了增加。这点，《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志》等都有记载，其时鄱阳郡的人口情况如下：公元609年隋大业五年为10102户、11400口；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11400户，59817口；公元742年天宝元年40899户，244350口；公元806-820年元和间为46116户。据《元和郡县志》所记，从玄宗开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饶州由20个乡增至69个乡。
第二，水利工程开始列入了地方官的政绩工程。唐代不少地方官为鄱阳兴修水利做出了贡献。
公元711年，唐睿宗李旦景云初，饶州刺史祝钦明，率领民众疏浚黄沙港与饶河联通的坽港。从此，鄱阳至南昌的水运可以从这里经黄沙港，沿莲湖表恩到康山抵达省城，水路至少可以减少3-40里入鄱阳湖。为此，鄱阳人为感谢这位刺史，便将这道坽港称作祝君坽，现在人们叫讹音了，成了竹溪坽。此外，他还率民众修筑了一条祝公堤以抗御洪水。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刺史李复率民众治理隋时构筑的江岸，沿江建起了李公堤，以抵御江水浸害。随后，又有姓邵的地方官在县东北兴建郡公堤。
公元819-820年，唐宪亲李纯元和末年，刺史马植带领民众挖建马公塘和修疏士湖。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些水利工程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但在一千多年前；这些工程不仅造福人民，而且也是了不起的水利设施，以祝君坽为例，祝君坽的疏浚，不只是便利了船只的往来，也保障了运输的安全，我是管驿前人，从小目睹过河流经济时，祝君坽对往来船只的贡献，因此也留下了极深印象。又如李公堤，现代人包括近代人，都看不出它留下的一丁点痕迹。然而，对构筑江岸只有162年的中唐时鄱阳人来说，那可不是一般的工程。
上面所列举的水利工程，从当时的现实意义看，至少是经济和农业发展兴旺的表现。
第三，农业生产工具。鄱阳在晚唐时，便开始使用较先进的曲辕犁了。这种犁和解放初期农村使用的犁没有多大差别。它最主要的优点是节省畜力，减轻扶犁农民的体力消耗。因为弯曲方便，更有利丘陵山地的垦种。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设施的加强，推动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早在中唐，鄱阳就有“粳米”作为贡品进献给朝廷，这在《元和郡县志》中存有记载，这种米香味很浓，以至“粳香药灵”，成为佛寺勃兴的原因之一。那时，连诗人也对鄱阳的农业生产赞叹不已。诗人姚合在他的《送饶州张使君》诗中写道：“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可见，由于这里的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粮食生产也相应有了发展。除粮食为贡品之外，鄱阳苎布也一度是贡品。古人对麻区分较细，尽管苎与纻相通，也还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两者都可以绩，绩就是纺纱。但苎的麻丝较细，纻的麻丝较粗，苎布就是较细的麻丝织的布。那时还没有棉花。棉花是帕来品，在东印度一带才有，唐朝人翻译叫它吉贝。南北朝时，中国人对吉贝已经有了些了解，广泛种植是北宋以后的事了。
第四，造船和水上运输业比较发达。公元644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下令进攻高丽，派将作大监阎立德等人到洪州（今天的南昌）、饶州、江州（今天的九江）三地，营造大船400艘以运载军粮。朝廷知道，江南水乡航运超过车马，鄱阳湖南扩后，鄱阳更是连通昌江、乐安河、信江与鄱阳湖、赣江、长江的水运枢纽。商贾贸易，官民过往，无不需要船只往来。当时饶河承载的各种货物，主要有贡品粳米、苎布、麸金、瓷器、茶叶以及乐平银山邓公场的10余万两银子、永平监铸造的7000贯铜钱、浮梁县700驮茶叶，加上漕粮、屯米等。
唐朝时江西和鄱阳湖的水上运输，那可称得上“壮观”两个字，北方籍的诗人看到后眼界大开，感慨不已。初唐大诗人王勃就这样描述过赣鄱的水上实况：“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船只，让人眼花僚乱，目不暇接，这既是水上运输的兴旺，也是造船业发达的结果。
第五，茶叶对鄱阳商业的推动。在唐朝时，浮梁每年有700万驮茶叶运销各地。说鄱阳为什么要说浮梁的茶叶？因为之中有很重要的关联——鄱阳是浮梁茶叶中转地。浮梁在唐朝茶叶年产量是700万驮。驮在这里是怎样的重量单位，目前还无法界定，不管怎样，一驮至少百斤以上吧。也就是说，每年经过鄱阳，出长江，转输中原、关陕等北方州县的浮梁茶有7亿多斤，按现在的公制是35万吨。另外，还有婺源和安徽祁门的茶叶，相加起来，估摸50万吨左右。这些茶叶不但繁荣了航运事业，同时也繁荣了茶叶市场。茶场巷的茶场由来，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第六，鄱阳成了江南的铸钱中心之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于财政窘迫，急需扩大钱币来源，于是增加铸钱基地。考虑到饶州有官营铜矿，水路运输方便，便在鄱阳设立了铸钱中心——永平监。永平监设立的时间，相关典籍说法不一。按照《太平寰宇记》的说法，是在公元785年唐德宗李适贞元元年。而南宋的王应麟在他的《玉海》一书卷180《食货·钱币》中“元丰二七监”条有夹注说：“铸钱唯永平监最古，自唐乾元初（公元758年）已创”。照王应麟的说法，鄱阳永平监比乐史说的要早27年。至于永平监在唐朝的年铸钱量，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每年铸钱在7000贯。
唐朝时的社会经济（下）
虽然，唐朝距离现代已经一千多年，但进入唐朝的鄱阳，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首先，开始有了一定的商品意识。以一个细小的变化为例，专业渔户。作为渔业，自古以来都是副业，“稻饭羮鱼”，完全是自供自给。再就是文人中故作姿态的隐士，比如唐朝着名诗人张志和，他以渔翁自称，写了很多与渔相关的诗，实际上他还是文人。然而，鄱阳在唐朝却有了真正的专业渔者。县人南宋洪迈在他的《夷坚志·夷坚支癸》卷八中有段记载，说双港丽（利）池村“无田畴，诸聂累世居之。采木于山，捕鱼于湖，以为生计。”又清朝的《饶州府志》也有这样的记载：“唐朝时鄱阳有渔者柳翁，常乘小艇钓鄱江中，凡水族之内川脉深远，无不知鄱阳渔者。”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渔职业分工并不十分明确的古代，鄱阳既有聚族而居的渔村，还有十分熟悉鱼性的渔者，而这种渔者，如果不是专业，能“凡水族之内川脉深远”，无不知其名吗。与此同时，渔法也有了多样化。网、钩、叉、笼、截流、兽捕、药鱼等捕捞方法先后出现并兼用其次，坊市的规制受到冲击。本来，隋唐继承自汉以来封闭式的城市管理——坊市制。盛唐，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城中原有的固定市场，容纳不下日益发展的工商业了，里坊中就出现了店铺和作坊，如德化桥一带，不但开始有铺店营业，而且逐渐形成“向街开门，各逐便宜”的店面布局。在农村，墟、集等地形成了一定规模。
再次，不但出现了专业商人，而且具有一定规模。在唐朝，鄱阳已经有了经营茶叶的大商人。《罗隐集·广陵妖乱志》一书里有“大商人吕用之，家居鄱阳安仁里，其父（单名璜）即‘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应该说唐朝的茶饮之风兴起，不仅给生活带来改善，给经济带来更好推动，同时也给观念带来改变。
同样，经济的发展还给文化以巨大推动。在这个时期，鄱阳社会显得尤其活跃的是宗教，它已由单一性向广泛性和深入性发展。先说道教，这个时期它与孔孟儒学享有同等地位，成为正规的社会教育内容。同时，这又是佛教传播的盛行阶段，至中唐，各派佛学体系已经完成。因此，鄱阳不少寺观，就是在唐朝创建的。
先说寺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