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忙于组织行政工作，加上年纪也大了（今年63岁）大脑也迟钝了，画得不如从前，数量也少了，但仍不死心，只好抽星期天来客串。
盼来信
握手
华君武8月31日灯下
也真是有缘：当接到华老信的时候，刚好我已在动身赴京、去拜访几位鲁迅研究的前辈的途中。一抵京，径奔南沙沟，见到久仰的华老，作整整一个下午的恳谈。
不拘谨，不生疏，任意而谈，褒砭无忌。在我眼中心中的华老，正如两年之后，黄裳先生见到的华老：“他的身材是高高的，头发很浓密，但已大半银白。眼神并不凌厉，相反，倒时常射出一种祥和之光：他的话也并不少，也很风趣，但并不充满了‘机锋’。他是尖锐的，严肃的，激情的。不过我总觉得在他的言谈中，处处都带着一种悲悯的意味。看来这和‘漫画家’的身份似乎格格不入；但我相信，这正是他的特色，也应该是生活、战斗在伟大时代中的中国漫画家的普遍特色。”
也在那天，他为我画了那幅受到毛泽东赏识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他轻轻展开一卷日本月宫殿宣纸，并不用铅笔起稿，很谨慎地直接落墨，成竹在胸，笔笔肯定，先画出画中人的帽子，再勾出面孔。见我一直在看他，就说：你先看画报，不要看我作画。并没有哪些画家边作画，边听人赞叹的嗜好。待画完，问我，怎么题款？我说：
用文包画吧，那样别致，写什么，您随意。
他点点头：好的。于是不假思索地在人物四周写下这一段文字：
这是六二年旧作“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批评有的同志为了怕犯错误，危及个人，宁可不做工作或少做工作。殊不知不做工作，白吃人民小米，本身就是错误。好比一个人从小怕走路摔跤，永处襁褓之中，因作此画讽之。
高信同志从陕西商南县来访，因作此画互勉。我和高信同志有一段很值得我纪念和感谢的事，我相信高信同志不是这样的人，请勿误会。
高信同志指正留念
一九七八年九月华君武
写完，用小刀从那卷宣纸上裁下，郑重地盖上印章。他后来还曾两次在文章中提到这第一次见面的因缘：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为我的《现代漫画四十家》写的序中说：“我和高信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才相识的。他在十年动乱中保存了他剪贴的我的漫画，这在当时还是要冒些风险的罢！因此，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我暗暗地把他当成了我的漫画的知音。我们通过信，也见过面，我知道他是研究鲁迅的，并有着作出版。后来慢慢地发现，他也研究现代漫画，还写作并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二〇〇二年八月又为我编的《华君武诗画配》一书写了“前言”：“高信同志和我相交二十多年，他因收集我报上发表过的漫画，在‘文革’时也遭到一些株连的苦难，谢谢他多年来为我收集了近百幅顺口溜、打油诗漫画。现在出版社要出一本我漫画中诗画配的书，要我写几句话，理应合作。”一件小事，念念不忘三十多年，华老是很讲情义的人。
华老是漫画大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本世纪之初，漫画之笔，从未停歇。全国解放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崛起的老一辈漫画家，纷纷转行，如张光宇搞工艺美术，张正宇搞舞台美术，叶浅予搞中国画创作和教学。华老是坚守漫画阵地至生命最后一息的少数前辈之一。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创作活动进入一个高潮期，每年作品都是近百幅。四川美术出版社是家有魄力的出版社，这个时段，每年给华老出版《华君武漫画》一册。如此大的创作量，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呢？用当年他的话来说，是利用假日“客串”。其实，他的这种业余漫画家生涯也是大有年头，前些时见有人对着名漫画家分类，华老归入“革命家”，这归类确否，可以商榷，也许有人是着眼于华老在中国美术界的位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美术组组长，后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秘书长，拨乱反正后担任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中国文联书记，后又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卸下重担，成为专业漫画家。这是华老与别的一些漫画家不同之点，说他是漫画家中的“革命家”也许靠点谱。但他更是一位漫画艺术家。而后者才是他最在意的。他的热爱革命工作与他热爱艺术是胶结在一起的。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华老来信：
我现在文联书记工作不甚多，美协新书记处我已退出，但大事仍要管，最近五位书记三个出国两个住院，“老将”只好出马，原来一个顶俩，现在顶五，所以忙极，近日稍有好转。我现在别无他求，一有空闲即作画，能在余年多作些有益于社会的画就满足了，故作画尚算勤恳，今年已作了九十二幅，平均每月九幅，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我就是不想休止，因为一搁笔，再提起就难了。我想漫画必产生于斗争中，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所以现在虽忙，不能离休，但身处漩涡中，就可产生漫画，如果完全退休，远离闹市，虽有时间而漫画必不可得。所以虽其他工作忙，亦颇甘心。
其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漫画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时期，华老在《文汇报》、《文汇月刊》发表“疑难杂症”、“东郭寓言”系列，对争权争官、恩将仇报、公款吃喝、搬弄是非等诸般世象，批判针砭，泼辣深刻，皮里阳秋，痛快淋漓。他又在来信中说：
我自去年迄今年四月美代会，历经苦恼，真不想干这些工作，但目前仍未能脱身，烦恼只好用画来排除。我在《文汇月刊》中发表“东郭寓言”，均为切身之苦中发出。
斗争生活出漫画，愤怒出漫画，此即其一。
华老晚年正是处在这种矛盾中，在职时忙，烦恼事多，但处于斗争漩涡，能够画画。离休之后又怕离斗争生活远了，画不出画来。但离休又是势所必至。华老是怎样处理这两难矛盾的呢？那年我写信告诉他，已见到他在《天津日报》刊发的专题漫画“生活拾趣”。我说我喜欢这组画，觉得它画出了生活的诗意。我说，这些画给今日的抒情漫画开了好头。他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来信说：
你居然发现了我在《天津日报》的《生活拾趣》，我很高兴，我现在创作上有三重点：疑难杂症，现已画到四十二了，三年画了四十二幅，也不算多，但甚难画，杂症甚多，有的不好画，有的无形象。在此之前，我还画过“笑林广告”、“东郭寓言”这些栏目，有了这些，就可以自已去找目标题材，驰骋于其中了。“生活拾趣”是经常看到一些小事，虽是小事却又看出人生中的一点乐趣，过去偶也想画，但单独一幅又无意思，现在积少成多成一专栏就好了。但这是初画，也未成器。再，我现在基本上不管日常工作了，在某种意义上说离斗争远了，离生活也远些了，这对漫画是很不利的。为了挽回这种损失，开辟一些我力所能及的题材，也是一种不无小补的办法。
老漫画家老了就搁笔了，有的改画其他，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我总不甘心自已搁笔，所以想尽办法“挣扎”。
“挣扎”一词，道尽了“为漫画的一生”
的华君武先生的执着和坚守，诚如他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三日信中所言：“几十年的职业习惯已成自然，不画就若有所失。”
大概是二〇〇六年，我从《讽刺与幽默》上看到他与端端合署名的一幅漫画，那应该是华老的封笔之作罢。看来，年近九十的老先生，不得不放下他的画笔了。
思及此，心里不禁凄然！
十多年前，卖画之风，“藏画增值”之风尚不如今日之烈，一个三流什么书画家若弄了一顶什么书协、美协主席之类的贵冠，作品价码立时飚升，于是，为了名家大师的纸冠，或者说为了捞钱发财，书画圈里闹出了多少丑闻。华老不用说是名家、大师，一些好心的朋友，也请他卖画，代他卖画。他当然不会清高，他以为，漫画能在商品大潮中与国画平起平坐，争到自已的地位，他当然是高兴的。但对于朋友，对于那些真正喜爱他漫画的读者，他却也大方得很，绝对是“有求必应，口不言钱”。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华老与我通电话，说了一通家常话，比如他刚由长沙归来，很累；说到年纪大了，手抖，作画困难，越急越抖；说到黄胄、吴作人等老友的去世：说到香港回归及他与董建华的交往；说以前为我画过一画，已签了字，放在何处，记不得了，找到即寄；说今天刚画了一幅，要给我寄来，让我告诉他地址，原来的地址也找不到了等等。两天后的二十六日就收到他的挂号快件，附信上说：
高信同志：得电话甚喜，即兴作画一，先寄奉。闻中央在回归时，不作刺激性宣传，故此画大概不会发表，我亦作个人抒怀而已。另一复印件一并附上，供一笑，另一画找出再寄。诸事待理，不赘。
华君武五，廿四，一九九七年此幅新作，画香港回归在即，港督彭定康回天乏术，只有垂头丧气，卷起铺盖走人，题诗为：“香港回归，忆众欢腾。世纪之辱，今日得清。祖国强大，乃是根本。炒彭定康，鱿鱼西行。”华老诗画，说出了国人心中的话，怎能任其埋没呢？我对“刺激”却不以为然，当即草成一篇短文，与华老的《炒彭定康》一并寄给家乡的报纸《商洛日报》的朋友，请于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前发表。商洛地处秦岭山区，山高皇帝远，冒一下“刺激”之险，也值得。很快，六月十九日就在《商洛日报》头版发表了。后来此画也在北京报纸发表出来。
五月三十日，华老又来信：
偶翻旧稿，忽见去年所作送你的画，即奉寄。还清旧欠，顿觉肩头轻松。炒彭定康鱿鱼一画，评价如何，听说回归宣传上不去刺激对方，此画大概不能见报了。
专此即祝
大安
华君武30/5/97
当日下午，华老又写一信
高信同志：
晨寄一画后，又发现一画，可见去年给你作了两画，也算对得起你了。
《牛熊比高低》一画，构图不好，可裁剪改造。
老华30/5/97
一天两次寄画，岂止是“对得起”我？
当他接到我表示感谢的电话后，连说不必不必。需要感谢的倒是我，我应该感谢您十多年来的牵挂支持鼓励。他说，老朋友之间不能感谢，倘一感谢，不就生分见外了么？他还说杭州有一位老人，比他年长十多岁，时常来信，令他画这画那，他也一一照办，以不违令，因为那位老人，确是好人；这使我想起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中的一段有感而发的愤愤之词：“画好画坏倒不是大问题，因为人的‘能力有大小’，但人品是大事，口是心非我最恨。索性像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倒也痛快，但他却偏说天下人负他。”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说感谢的话，只默默承受他的温情了。
四二十多年前，我在信中谈到读几本人物传记的感想，也说到有人写他的访问记中的问题，我倒是希望他写一些回忆文章，几十年的经历自已写出来最好，免得不懂历史又不下功夫学习的作者胡编乱造。他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回信中说：“说实话，人不必经营自已生前身后之事，也不要去搞什么传记（传者，要传下去之谓，如果传不下去，白费精力纸张笔墨），人活着可以做一点就做一点，能做半点就做半点，所以我已下了决心，不开展览会，不写回忆录，死后也不开追悼会，更无须把骨灰指定地点洒（国家领导人应有各种死后哀荣），活着能画到什么时候就画到什么时候，无复他求。”后来是，个人漫画展览会也开了。据他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三日来信中的统计：从“一九九〇年到去年，每年平均下去二至三个月，在基层开个人漫画展（工农兵学都去了），共开了约三十次”。其大受欢迎，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我想，这全然是老先生要缩小与生活的距离：他的回忆录也写了一点，但大都是应约而写的短文，并不求其系统连贯。
只是作为中国漫画史和新中国美术史上绝然绕不过去的着名画家和美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的华老，没有一本或几本传记，毕竟是说不过去的事。尽管华老对此看得很淡，不热心，不热衷，除了埋头创作，“无复他求”，但“传记”仍然会找上门来，这当然不是坏事：
华老在二〇〇一年七月六日来信中说，一九九九年，有一家大学出版社派人找他，说他们出版社计划出一套十本名人回忆录，包括季羡林、萧乾、韦君宜等人，也请他加入其中，以光篇幅。华老仍然是不热心，但又请辞不掉，就答应了。这样，就来了一位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大热天谈话录音，费时一个多月，再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稿，事情似乎进行得颇为顺利，意想不到，有一天接到电话，传达出版社的意思，说最好能像某某人回忆录那样写。华老听人说，韦君宜的回忆录，写了几次运动的心境，另一位的回忆录则大骂张光年。当然别人的回忆录怎么写，写什么，他管不着。但他却不能如此，他只能实事求是，把个人经历的原样呈现出来。他说：
“我不愿写这类有反攻倒算嫌疑的事。”于是，收回了录音带作罢。“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打算出我的文、画、照片集，其中有回忆录一项，我即将录音带告之，出版社决定由一位同志来整理这回忆录。后来呢，这部《华君武集》里面也还是没有见到这部回忆录印出，不知何故，令人纳闷。”
原来，这“传记”是不合乎出版者胃口的：一些出版社出版“传记”并不只是存史，还有迎合读者以大卖其钱的考量在，或者后者才是这些出版社的着眼点。于是，也就有了传记，回忆录中的“梦笔生花”（华老语）之类，也就有了一些传记的被冷落。
所幸的是，听说今年到底还是有了第一本《华君武传》出版了，而且弥留之际的华老也见到了，想来他老人家是会欣慰的罢。
当我重温三十多年来华老给我这的一批信件时，华老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眼前。写了上述文字，我知道难以勾画出华老人品画品之万一，好在华老的作品是永存的啊！
2010年8月23日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