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像Coach包这样的产品，怎么说也算名牌，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就赚不到暴利呢？我认为，这跟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赢者通吃”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每个行业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品牌可以相互抗衡。例如，运动服装业由耐克和阿迪达斯平分天下，碳酸饮料业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而治之，而皮包业由Gucci、V、Fendi和Coach四强称雄。优胜企业一旦建立了品牌声誉，大举扩张，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自然降低，因此售价也相应降低。例如全球五百强老大沃尔玛连锁店，靠的不是高利润，而是薄利多销。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很多国有企业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营企业盈利但没钱扩张，资源存在很大程度的误置，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因此，同样是名牌产品，但是其在美国的品牌溢价低于在中国的品牌溢价。然而，如果一种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是美国名牌，但在中国卖出比美国更高的价格，就需要有其他解释。
第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交易费用。因此，同样的产品，即使生产成本相同，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交易费用，从而形成不同的总成本。假定品牌的溢价完全一样，交易费用更高的国家就会有更高的产品售价。这里的交易费用主要指政府对市场的维护成本。假设广东东莞一个工厂生产了一批衬衫，它可以选择通过海运出口到美国，也可以选择通过陆路输送到北京。别看广州到北京相对较近，但据说有人做过比较，发现大陆沿途的各种收费和行贿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居然超过了出口到美国的费用！我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想想一路有多少收费站就可以理解了。其实，运输费用毕竟是确定性的，而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国内企业的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相反，跟外国企业做生意，只要对方考察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一纸传真往往就解决了问题。
与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这些“攻关费用”，其实都要算进生产成本里。因此，简单地说同样的产品有同样的生产成本，这对国内销售企业很不公平。正是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运行成本，从而侵蚀了国内产品的利润空间，价格只能水涨船高了。
第三，知识产权。前面提到的交易费用都是看得见的直接成本，可以直接计人价格。但是有一类成本是无法直接计算却必须包括在最终价格里的，这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名牌产品之所以有溢价，主要是因为它品质更好。崇高的品质来自于企业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巨大的人力和物质投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企业就不敢冒险去创新，而只能去生产那些短平快的产品，获取短期薄利，或者干脆帮外国品牌代工，拱手让出大部分利润。美国有微软这样伟大的企业，是因为美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完善法律。微软曾经和美国三十个州以及联邦司法部对决公堂。要是在中国，按我一个大学班主任的话说，“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把它灭了”。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最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
第四，消费文化。中国人大概是穷怕了，所以一旦有钱，一定要炫富：即便没钱，为了表现得有钱，也要花大代价去炫富，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据说，很多在校读书的女生为了买一个V的皮包，可以忍痛挨饿吃几个月的方便面。很多公司的低阶白领，领了工资就去买奢侈品，特别是皮包。想想看，假如一个普通职员有一天也买了一个Coach包，那么她的主管必定要扔掉以前的Coach包去买一个更贵的Gucci包，然后高层上司看到中层主管居然拿她一样款式的皮包，就不得不去买更贵的高档皮包了。这种盲目的、单一标准的攀比，正是收入不高的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不成比例地大肆扩张的文化背景。去年由于金融危机，V在全球的市场都在萎缩，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却爆炸性地翻倍增长了。毕竟，有那么多中国人要炫富，有那么多中国人要送礼，真金门银盆满钵满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也攀比，但他们更喜欢比不同。你有这种东西，我非得有另一种东西。这种追求个性的文化，杜绝了“全民都买V”的低俗文化。
人民币上的头像是谁
池游
人民币几乎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人民币上的图案我们也都很熟悉，可是，除了毛泽东的头像外，其他是些什么人呢？知道的人并不多。《时代邮刊》最近刊文对此作了介绍，现摘登如下——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以来，至今已更迭五套。人民币上的人物，许多人都以为是画家“杜撰”出来的，殊不知真有其人。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当年怎么上了人民币，他们现在的生活又过得如何？
一九八o年版的贰角人民币上，有两位美丽可人的少数民族姑娘。画面左边的土家族女孩名叫黄其萍，现已是湖南省农业厅的副厅长。
一九七九年四月，北京民族文化宫为举行全国民族工作展览，在各地挑选了一批少数民族讲解员。
当年刚满二十岁的黄其萍作为湖南土家族的代表来北京参加了培训。
她先是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练习了半年普通话，然后才成为了民族文化宫的正式讲解员。那一年，黄其萍等人接待了数万名游客，其中包括几名新华社记者和专业摄影师。那次，黄其萍等四人被民族文化宫的教师挑中，配合摄影师拍摄了数十张头像照，此后一九八O年版的贰角人民币便采用了黄其萍在那天拍下的照片。
回忆起年轻时在北京的时光，黄其萍依旧显得兴奋难耐：“当年同去的一百零四位讲解员分成两个班，我担任其中一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自然就多了很多参加重大政治活动的机会。一九八O年和一九八一年的春节，我都是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度过的。”
后来，一些商家得知黄其萍便是贰角人民币票面上的主人公之后，纷纷上门找她谈合作，但凡带有功利性的活动，都被她一一谢绝。
贰角人民币上的另一位姑娘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苏春熙。一九八O年夏天，同为讲解员的她得知有几名摄影师是银行方面派来拍摄新版人民币的，苏春熙特地在拍照那天精心地梳了头发，还系个朝下的领结。
卸任讲解员后，苏春熙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还去韩国工作了几年，如今正和丈夫子女一道在北京生活。
“这张人民币上的工人就是我的画像。”指着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中的绿色拾圆纸币，八十六岁的杨琦老人笑着说。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杨琦是首套人民币的雕刻制版者，也是那张拾圆钞票上的工人原型。
出生于上海的杨琦当年在华北印钞厂专门从事解放区流通货币的设计、研制工作。一九四八年的一天，时任央行行长的南汉宸和印钞局局长杨秉超把杨琦和同事翟英找来，向他们秘密下达了重新设计、创作、雕刻人民币铜版的任务，还提出人民币票面应当尽量反映解放区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杨琦和翟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在拾圆人民币图案上设计工人和农民的形象。
由于人民币的设计负责制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模特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寻找，南汉宸和杨秉超就把杨琦和翟英当时的照片及档案报了上去，上级领导认为杨琦本来就是工人出身，翟英是农民出身，而且都长得人高马大、体魄健壮、外形英俊，当模特原型很合适，就这样，杨琦才幸运地成为了拾圆人民币上的工人模特。
“当时没有照相机，只能请画师画像后再制版。”杨琦回忆说。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北海印钞厂在山东五莲县红凝镇的一个偏僻小山村租借了两间放农具的房屋，开始了人民币的美术设计。杨琦穿上工人的工作裤，戴上一顶工作帽，肩膀扛上榔头；翟英穿上房东老乡的衣服，戴上一顶用竹篾片编的凉帽，肩膀扛上一把锄头，同时请来一位李画师为杨琦、翟英画肖像画，经过六天才完成。
随后，翟英负责工农并肩联合主景图设计创作，杨琦则负责人民币花边图案的设计创作。又经过两天，两人把主景图及吉祥、如意图案合并画在样稿上，一张拾圆人民币图案正式诞生。经过复杂的印钞工艺，北海印钞厂印制的第一套人民币终于在一九四八年秋完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发行。
杨琦后来随军回到了故乡上海，一直在上海印钞厂工作，直到离休。如今他仍会天天动笔画国画。
一九六二年四月，我国发行第三套人民币。面值为壹元的纸币上是一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女拖拉机手。
她是哈尔滨市农机局原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梁军，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一九五O年，梁军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如今，当年这位英姿飒爽的女模范已年过八旬。
过去的许多年里，梁军曾无数次面对大家的好奇追问，“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是你吗？”她总是摇着头说“不知道”。直到二OO三年，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小崔说事》几经多方采证，才最终确认了这件事。
梁军出生在黑龙江省阴水县的一个贫苦家族。十七岁那年，她说服家人来到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学习。一九四八年，学校决定办农场，准备派学员去北安参加拖拉机训练班学习，梁军第一个报了名。受梁军的影响，又有十一名女同学参加了学习班。她们毕业后，学校决定成立女子拖拉机队。一九五o年六月，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宣布以梁军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
此后，梁军作为一名女拖拉机手，与十万转业官兵一起参加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国产首批十三台“东方红-54”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此前梁军驾驶的一直是进口拖拉机。当梁军第一次看到中国制造的拖拉机时，按捺不住激动，跳上“东方红”
兴奋地兜了一圈。一名在场记者拍下了这个场面。
二〇〇七年，经过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确认第四套人民币壹元纸币上侗家女子的头像原型是贵州江县庆云乡佰你村的村民石奶引，此事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小时候的石奶引便是寨子里楚楚动人的“一枝花”。不仅如此，她还心灵手巧，唱歌、刺绣、织布、染布，一学就会。
一九七八年前后，十六岁的石奶引和村里的伙伴们身着侗族盛装，去从江县洛香镇赶集。街上热闹非凡，石奶引和姐妹们挤在一个小摊位前购买做刺绣用的针线，突然有人从背后拉了她一把。石奶引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是个陌生男子，满面笑容，身旁还站着两个人。该男子示意她走出人群，脸朝侧面站定，然后拿出笔和画夹，画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对方放下笔，瞧瞧画夹，又瞧瞧她的脸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要不是后来有人说纸币上的女孩像我，这件事我恐怕早就记不起来了。”石奶引说。
二十二岁那年，媒婆将石奶引介绍给了佰你村的石学海。经过几次“行歌坐月”
（情歌对唱），双方渐生情愫。二十三岁那年的腊月，双方父母做主，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栗月静
在现代人看来，眼泪是有性别的，女人天生比男人爱流泪。其实除了生理的原因之外，文化的教导起了关键作用。
古代人对眼泪的态度与我们截然不同。如果说过去的人放纵我们的泪腺，让泪水奔流的话，那现代社会的人就走进了眼泪枯竭的世纪。刊登在《看历史》上的《哭泣的历史：我昼夜以眼泪为食》一文对此作了分析介绍，现摘登如下：
哭泣是人类共有的情绪，不论古今，不分中外。哭泣也是人类独有的行为。对人类而言，哭泣常常发生在情感强烈，言辞难以表达的时刻。有些眼泪的意思十分明确：身体受伤，失去亲人……有的眼泪则让人迷惑难解：有时候流泪是因为愉悦，有时候是为了掩人耳目，有时候别有用心……哭泣这种行为可以达到许多不同的目的，不只是表达痛苦，也表达要求；不只表现被了解的欲望，也避免被看穿的惑、勒索或者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