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外滩是中外关系的产物，“关系”中当然充满了竞争和算计。但是，外滩也是公平商战的场合，“商战”时必然有更多的合作和融通。外滩和上海，果然如意识形态描述的那样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吗？历史的正解，需要在追问中获得。《外滩》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丰富全面的历史面前，让观众自己发问。历史未必如此，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答案。我很高兴地看到，《外滩》把历史学者们在三十年前搞清楚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真相，完整地告诉了观众。我们知道，租界工部局在“外滩公园”的规定中，并没有这样一块牌子。牌子上确有Chinese，有Dog不得入内的内容，但分列在不同地方，并不属同一条规定，因而也不是明显地侮辱华人。租界洋人是以财产和纳税权利，而不是用种族隔离和文化歧视为理由排斥华人人园的。事实上，上海并没有出现像南非、北美、南亚那样的种族隔离问题。相反，上海的殖民模式是族群的融合，“华洋杂居”、“五方杂处”，上海一直是一个种族、地域、阶级、职业、信仰等等身份并存和融合的城市。这一现象，放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中，非常突出，是我们特别需要重视的。
《外滩》对于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重新评价，也表现了编者对于历史事实的谨慎和尊重。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常常是把赫德作为侵略者来对待，说一个英帝国主义分子攫取了中国海关，侵犯了中国主权。连油嘴滑舌的演员，都会在讲时事的段子中不懂装懂地说赫德是个“张木匠”，捞过界，管了隔壁女人家的钱。《外滩》的编导们，突破了大批判的成见，参考了学者们的严肃意见。他们去调查赫德的生平和事迹，重新考虑他的身份问题。事实上，赫德确实是一个忠于清朝的廉洁官员。赫德经常对金登干等外籍雇员说：我们是受雇于清朝，要对中国负责。“税务司公所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英国的机构。要多替我们的中国雇主着想，要认真学习中文。”反过来讲，清朝对赫德并不是忌惮、防备，而是欣赏和感激的。总理衙门里的文祥和奕诉，都称他是“我们的赫德”，“清朝如果有一百个赫德，事情就好办了。”赫德死后，中国政府在外滩江海关大楼前，竖立了一座赫德雕像，表现的正是他那付驯顺恭敬，勉力服务的形象。《外滩》第一集《泥滩·外滩》的编导揭示了赫德的另一面，并不避讳地提到了他为中国建立一套现代制度中所作的贡献。受访学者说，在赫德的手里，中国海关的年收入从五百万两，增加到三千四百万两，成为清朝的顶梁柱。清朝因为战乱、因为腐败，因为割据，其他税种都收不上来。在此情况下，关税收入成为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无论如何，赫德总算是一个满意够格的“西教练”、“洋顾问”吧？《外滩》编导发出了这样追问，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应该静心想一下，以后适当改改口吧？
还有汇丰银行的身份归属问题，它到底是一家英国政府控制的“帝国主义银行”，还是一家代表上海商人利益的本土银行？汇丰自一八六四年创办起，它的名义总部在香港，实际总部却在上海，一直是一家民间资本性质的东方银行。汇丰在上海，壮大为亚洲最重要的银行，直到一九四九年撤离。晚至一九九七年，汇丰银行才又一次从香港撤离，搬迁到伦敦注册，第一次成为一家英资银行。在接受采访中，我们学者说：“HSBC，H是‘香港’，S是‘上海’，BC是‘银行公司”’。从名字上看，汇丰就是一家扎根中国沿海开埠城市的本土银行。汇丰历史上，早期投资者固然主要是那些“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人，但是像王槐山、席正甫等上海本地商人，一开始就携着巨额的资本，娴熟的业务，广大的市场，成为汇丰的大买办，掌控了该行的股份和经营管理权。上海汇丰的后期，有大量的中小华人股本加入，董事会也有华人参与。汇丰银行中外融合，华洋一体的模式，表现了外滩和上海“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等社会融合的特点。在清朝自己的财政崩溃的情况下，他们相机行事，有时候积极放贷，有时候犹豫不决，不敢出手，怕的就是北京政府的顸颟、腐败、无能和不负责任。在商言商，赢取利益，都是合法合理的经营，怎么能够用简单的“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金融”来转移对清朝政府的批评呢？
传统意识形态，对于“买办”的批判也是不遗余力。“买办”真的是那种俯首听命于洋人，低三下四，猥琐而缺乏人格的奴才吗？这样的偏见，是为了把上海的经济文化纳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妖魔化以后形成的。事实上，买办掌握了中外贸易的主动权，反倒是洋商离不开买办，而买办获得了利润的大头。余姚人王槐山借钱给马克林参股汇丰的故事，苏州人席正甫长期控制汇丰的故事，都证明上海本地商人的实力。近代上海的经济模式，是华人资本逐渐占据上风的华洋替代模式，并不是洋人资本不断侵略，形成压迫的垄断模式。否则，不能解释一九二o年代前后上海民族产业的“黄金时代”。《外滩》第二集《远东华尔街》编导采访法国巴黎大学白吉尔教授，她认为：“买办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一些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声誉的商人。他们既是雇员，又是公司的合伙人，因此他们起着核心作用。没有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商业贸易。”
上海是一个后起的亚洲现代化城市，“开埠”（1843年）以后，港口、贸易、工业、市政、房地产，以及都市文化建设中都追慕西方。但是，上海所处的区域，曾是《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倾情赞美的“江南”，人口繁盛，物产丰富，市镇发达，人民温和。后期的西方游记，有对中国朝政混乱、战争摧残的谴责和同情，但绝少把上海人视为劣等民族的。相反．他们之所以热衷描写上海的怪诞和不可思议，内底里其实包含着赞叹上海的那种“文化多样性”。淳朴的美国乡村牧师，固执的英国老牌贵族，看上海的“国际化”头晕目眩。在《外滩》第四集《海上沉浮》中，受采访学者提出一个说法：以“文化多样性”来论，一九四九年以前上海的“全球化”程度要高于西方的大都市。从文化的兼容性方面来说，不是上海学西方，而是西方人惊诧于上海的光怪陆离，赞赏不已。确实，和纽约、伦敦、巴黎等十九世纪“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外国人社群，有欧洲的英、法、德、奥、意、比、葡、西等民族，有亚洲的日、韩、越、印度、锡克、菲律宾、马来亚等民族，还有大量多国籍的俄罗斯、犹太难民。上海社会在人种、文化、习俗和宗教上，有着更加“世界主义”的特征，更加开放，上海充满着世界老牌大都市没有的生机和活力。很高兴看到，纪录片《外滩》
使用了大量老电影，旧文献，还采访了众多的历史学家，将外滩的这种“文化多样性”特征还原出来，释放了观众的想象力，便于我们问更多的问题。
外滩，到底是属于中国，还是附属于西方？这是很多初到上海的人，都会发出的疑问。租界，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直被人按其欧洲风格的表面样式，称为“十里洋场”。但是，即使从狭义的所有权来讲，外滩临江大楼中，海关大楼、中国银行大楼、轮船招商局大楼、华俄道胜银行大楼等重要建筑，是中国的国家机关和企业。外滩背后，还有大量华资的银行、钱庄、公司、交易所。就是像汇丰、渣打、麦加利等所谓的外资银行，也有大量上海本地人投资的股份。外滩，绝非是“帝国主义”
的一统天下。外滩建筑的外观，看上去是西方的，但不过它们更是现代的，也是上海的。在《外滩》第五集《天际线》中，建筑学家伍江教授的说法是：尽管外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一个反射，尽管它在很多程度上是移植了欧洲的建筑，但没有一个欧洲城市是这个样子，它已经具有了上海的特色。”确实可以说，外滩的灵魂在上海，不在欧洲，或美国。
外滩，是上海的第一块租界，也是全中国通商口岸中最重要的一块租界。英国人在这里租地筑楼，还建立了自己市政机构——工部局。虽说是“工部局”(Munici-paCounci)，但后来局里面还养了自己的军队、警察、法院、税务、消防、港口、路政、公用事业等等机构，一百年里，在租借来的土地上，俨然“国中之国”。但是，这些都是中外协调、相互折中的结果。英国政府帮助自己的侨民，通过《租地章程》，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治外法权”。根据这项权利，租界政府可以在尊重中国主权的条件下，自行其是。过去说，“治外法权”让外侨获得了特权，外滩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
势力的在华权势。这样说，当然也确有所指。但是，租界通过“治外法权”获得的自治权力，只是保护了西方侨民的利益，同时也完全剥夺了华人的利益吗？要知道，租界作为一个单纯的门人社区，只存在了十年时间。一八五三年以后，华人难民大量进入租界后，“华洋杂居”，华人居民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样，租界的“治外法权”，在相当程度上，也被用来保护华人的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人权。中国人的权利，要躲在“治外法权”下，靠国际法来保护，只能说明中国内部的法律系统出了大问题。这种尴尬，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它只是当政者的耻辱。
相反，它是对中国人权利的庇护。
《外滩》第四集《谁主沉浮》中，用一九四O年上海租界发生的“《苏报》案”
来说明，其实华人权益也在租界法制体系下得到保护。当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在《苏报》上骂过光绪皇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之后，清政府要进租界捉拿章太炎，鞭笞至死。章太炎躲在福州路报馆，公共租界巡捕房一直拒绝清政府的引渡要求，不予理睬。后来迫于清政府的主权压力，不得已关押章太炎，在租界内和清政府的混合法庭——会审公廨上审判。这时候，华人法官要求带走华人案犯，洋人法官为了维护租界的言论自由权利，绝不妥协。最后，洋人法官动用“治外法权”，轻判章太炎四年徒刑，且在西式文明监狱——工部局提篮桥西牢中执行。章太炎——辛亥革命的功臣，中华民国的元勋，靠着租界法律体系得以幸存，这说明了什么？租界的“治外法权”．还保护过“维新派”、“保皇派”、“革命党”、“共和党”、“共产党”……
并不是出于道义，而是因为维权。租界当局，最终转型为一个华洋共治的混合政权，一个市民自治的地方政权。“工部局”、“公董局”从专制的中央政府手中攫取到部分地方自治权力，很大一部分也被用在了华人正当权利的保护上。这个事实，怎样解释？
看《外滩》，确实地感到了当代人对上海经验、中国历史的追问。在《外滩》丰富的画面前，我们想要追问：总是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把中国民族经济逼人绝境。除了日本军人发动的侵华战争，将一九三0年代大有希望的中国经济拖入深渊之外，难道上海人真的输掉了公平正当的“商战”
吗？上海人、中国人难道真的那么屈辱，不堪洋人的侵略，节节败退吗？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九二O年代，是上海和东南沿海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如果没有“内战”
和“二战”，中国的民族经济或许早就成功了。《外滩》第二集《远东华尔街》的编导告诉我们，根据当时经济学家的统计，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十五年间，以外滩为龙头，杨树浦、闸北、南市为主体，沿海、沿江城市的中国工业普遍崛起，年平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五，超过最近二十年。
看纪录片《外滩》，追问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并不像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那样确定，并没有那种宿命论一般的必然性。历史原本有很多路径，事实应该有不同解释。不同的解释，包含着不同的合理性。用历史理性去追问，“求其放心”，回到内衷，我们或许会发现：失落以后，又获得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