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历经近5年，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方面成效卓着。是什么促使毛泽东发动这次运动？这次运动中又有哪些暗流？这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起了哪些关键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与毛泽东的名字是紧密相连的。
中国共产党在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的同时，也同自身内部的“左”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曾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特别是1931年至1935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1935年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瓦窑堡会议又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在这以后，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着作，还写了许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政治、军事着作，同样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上都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这种批判工作，到1941年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王明等人所犯错误的影响，还没有肃清。1940年3月，王明还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序”再版。这年12月，中央在讨论毛泽东的《论政策》一文时，还有人赞同王明的观点，对王明所犯错误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如果不统一全党对王明错误的认识，不肃清王明错误的影响，将会影响全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团结。
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空前的发展，到1940年，全国共有党员8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没有更多的实践经验。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许多入党不久的党员很快走上领导岗位，担负指挥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工作的重任。这些同志比较容易地接受和欣赏那些空洞的革命词句，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提供了土壤和气候。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运用整风的形式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以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以及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深有感触地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为此，他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这时起，实际上开始了整风的准备。
在这之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写下了大量的理论着作。他多次强调学习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调查研究则是中间环节。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自己调查研究，而且号召、组织和领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编印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并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着名论断，教育全党提高对调查研究的认识，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应持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这些都为整风运动的开展作了重要的准备。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120多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学习会议。5月1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一报告深刻论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他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要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即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强调无论做实际工作还是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都要坚持“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整风运动的思想动员。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使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增强党性锻炼，服从党的利益，克服错误倾向，加强党的团结。8月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克服主观主义习气，深入实际，深人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中共中央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同时，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对如何进行研究工作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研究现状。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敌、我、友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引出结论。还要研究日本、研究蒋介石、陈果夫、阎锡山，以求得彻底的了解和掌握。第二，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也要研究孙中山、研究戴季陶、研究胡适的思想。第三，要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理论。
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改组了中央党校，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成立时事政策研究室等，加强对现实斗争状况的研究，纠正在教学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深知，一个政党要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然而，再好的路线，再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都需要人去贯彻、去执行、去落实。因此，毛泽东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及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安置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特别重视党校和党校工作，把党校看成是培养人才、造就干部的阵地和熔炉。他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实事求是”的校训，把这一句古老的格言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毛泽东还亲自到党校讲课，关心学员的成长。到党校学习的同志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学员中，有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骨干，也有经过学习将要走向领导岗位的新同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如何，政治立场是否坚定，工作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本领怎样，都关系到我们党的现在和未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倾注满腔心血。
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强调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并非轻视理论的作用。他也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当然他的理论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了便于理论研究，毛泽东希望有个人能在理论研究方面做他的助手。中央党校推荐一位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史等方面的问题，他如同在党校讲课一般，不问情由，滔滔不绝，一套一套地讲得十分得意。毛泽东听后很不满意，批评他说：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你们讲的都很对，但离中国革命太远，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于是毛泽东打发这位同志回去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教育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整风运动进入了全党普遍整风阶段。
1942年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里座无虚席。中央党校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走上台去，作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目为《整顿党的作风》）。大家都在用心听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礼堂内回荡着……
毛泽东首先指出，在我们党内，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段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毛泽东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主观主义在党内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违背有的放矢的原则。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照搬马克思主义，无的放矢；另一方面，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非常形象地说：“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经验主义，即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从狭隘的一时一地的经验出发，指导全局工作和现实的斗争，把局部的偏于感性的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给革命造成危害。克服的方法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分析批判了宗派主义。他指出，党内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错误地对待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错误地对待个人与党的关系；错误地对待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关系；错误地对待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宗派主义倾向在党外关系上则表现为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藐视、排挤党外人士。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因此，宗派主义必须克服。
2月8日，毛泽东又出席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发行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最后残余加以彻底肃清，以便使党的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毛泽东深刻揭露了党八股产生的根源和种种表现。他指出，党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界形式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语言文字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新教条主义。毛泽东用准确、生动而鲜明的语言，揭露了党八股的八大表现形式，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因此，必须克服党八股，普遍采取和发展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提倡宣传工作和创作工作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提倡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四个文件：一、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二、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三、鲁迅论创作要怎样才会好；四、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对《宣传指南》一书作了详细的解说，并要求人人加以熟读。
毛泽东的两次报告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党整风正式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号召全党开展整顿三风的运动。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要把整风运动开展成为全党的学习运动，通过整风，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较大的提高。1942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毛泽东担任总学委主任。在他的主持下，集中把党的历史上代表正确路线和代表错误路线的文件，在上年编出《六大以来》的基础上，又编辑成《六大以前》，供干部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用。并列出《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等十余部着作，组织学习，联系实际开展讨论。
经过深入学习讨论，弄清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何以纠正了瞿秋白的错误，又出现了李立三的错误；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又出现了王明的错误，而且错误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形态一次比一次更完备。从思想方法上讲，就是以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其共同点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不符合客观。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对于全党取得上述共识，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忧虑。一些同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历史经验上，而是提出对党内历史上的错误要寻根究底，追查责任。或者说，把主要精力放在查明历史上的那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起草人的动机与意图是什么？如何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大有追查个人责任之势。毛泽东及时觉察到这种倾向。他在不同场合下多次强调，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的提醒对保证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