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边区政府实行接纳安置移民、难民的政策，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边区在开展生产运动以来，增加了135万亩耕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多人少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难民，增加了劳动力。
就整个边区来说，除绥德分区的绥德、米脂，助东分区的庆阳等少数地区人多地少外，多数地区都是人少地多，如延属分区的延安、（富）县、甘泉，陇东分区的华池、合水等县，土地荒芜很多，需要刀发，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
边区政府在1940年3月就公布了关于优待移民、难民的决定，1941年连续两次发出布告，1942年又颁布了优待移民、难民的条例。在这些决定和条例中规定优待移民、难民的内容有：（1）移民、难民开公荒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垦私荒则三年不交租；（2）移民、难民三年不交公粮，并减轻其他负担，第一年完全免去义务劳动；（3）政府尽力帮助移民、难民解决吃住困难，借贷或调剂耕牛、农具、种子等；（4）移民有选举权，可以自己建立移民聚届处，自选乡长、行政村主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边区以外的难民纷纷到边区来安家；边区内绥德、米脂等地的群众也不断南下到延属地区来安置。据统计：1941年边区安置移民、难民7855户（移民占绝大部分），共20740人；1942年安置5056户（绝大部分为移民），共12432人。这些移民、难民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劳动大军，在边区的开荒运动中作用很大。在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占1/3。如果以每人开荒20亩计，上万个劳动力可开荒20多万亩。
由于边区政府对移民、难民的优待、帮助和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所以来边区的移民、难民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生活得到改善。一舶在一年以后就解决了吃粮问题，两三年以后就可以自己种庄稼独立经营了。
第七，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众多的强壮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1941年春，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并且决定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一是为了防止胡宗南的进攻，南泥湾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军事上的地位重要，在那里屯田对战备有利；二是因为南泥湾土地肥沃，还有较为充足的水源，适宜于农作，是实行屯田的理想地方。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开到南泥湾后，就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运动，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三五九旅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第一年开荒1.1万多亩，第二年又开荒2.6万多亩，第三年种地10万亩。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做到完全自给，而且交公粮1万石。在1942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了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发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
三五九旅在生产上除屯田外，还发展多种经营，如创办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产品自用有余，还在市场上出售；搞运输，陕北交通不便，三五九旅建方了一支拥有600头驮骡的运输队.运盐运货.在绍德、三边、延安之间沿途设立了十多个骡马店；以及开设商店等。
在南泥湾政策（即屯田政策）的影响下，边区的部队基本上采取了屯田政策，先后出现了槐树庄、金盆湾、大凤川、小凤川、二家川、豹子川、清泉镇、郭家湾、关门子、田家湾、柳林、葫芦河等地的屯垦区。三八五旅在合水、东华池开荒，也很有成绩。
第八，提倡和推广植棉。棉花和棉布是边区自给自足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边区生产棉花很少，棉布都是从边区以外输入的。边区150万人口，按每人每年需要二斤棉花（包括织布）计，就需要300万斤。1939年起各方面都感到了棉花的需要，边区政府开始提倡植棉，但只种3767亩。1940年增至15177亩，产量低，收获量不大。经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植棉技术，解决棉籽等的具体困难，以及奖励政策（例如植棉3年不交公粮，奖励植棉劳动英雄等），1941年植棉有了较大的发展，棉田达39087亩.1942年又发展到94405亩，棉花的收获量达到边区需要量的一半。
第九，实行减租减息，发动了未土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一是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如延属分区的大部分，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土地900余万亩。二是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如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大部分，延属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地主土地50余万亩。这两种地区的阶级状况也完全不同。减租减息只在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
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至1940年，主要是宣传时期，一般的都未实行。原因有两方面：从客观上讲，这些地区如延安、甘泉、庆阳、合水、绥德、米脂等，还存在着双重政权，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有我们的“县政府”（公开名义是抗敌后援会或农会），是所谓“统战区”。当时国民党绥德警备区的何绍南就公开反对减租，所以不利于我们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从主观上讲，部分同志的右倾思想，怕因减租得罪了地主，妨碍统一战线，不敢实行减租减息。第二阶段是1940年至1941年。因为国民党委派的县政府经常制造磨擦，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破坏边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年我们赶跑了顽固派，结束了边区部分地区的双重政权局面，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完全的统一。减租运动客观上的困难消除了。但是，在根据“三三制”政策精神进行边区参议会选举的情况下，有些人又忘记了减租减息这一中心工作。虽然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减租减息，但是没有发动群众，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或者用恩赐的办法，同时，地主则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进行抵抗，结果成效不大。第三阶段是1943年以后。减租减息真正开始，是在1942年冬和1943年春。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地规定了减租减息政策。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指示说，“减租必须普遍地达到各地减租法令的规定的程度，必须用政府权力，特别是要以坚决的态度打破地主对抗减租所实行的一切投机取巧的办法，在政府统一的租佃条例未颁行前，各地可临时制定保护农民佃权及禁止地主一切投机取巧的行为的办法，严申政府减租法令，并使这些法令成为农民进行减租斗争的合法武器。”中央西北局并为此特制定了一个《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作为附件下发，参照实行。西北局的指示还强调：“要保证减租的彻底实行，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还必须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并且“由群众组织的力量来保证之”。这时，减租采取了群众斗争的方式，有的组织了农会，有的组织了减租会，来领导群众进行减租斗争。在群众斗争的同时，在地主中还推动开明分子出面倡导减租，以维护政府法令，推动减租的进行。在这方面，李鼎铭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党要求农民在地主按照法令减租之后，也按照法定额（即实行二五减租）交租。
在减租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保障佃权。在减租斗争中，一部分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以撤佃来威胁农民减租，同时，一部分佃农也担心地主撤佃。他们说，“今年减租，明年没地种。”“减租倒好，没地种事大。”有的干脆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叫咱种地了。”为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12月29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以确保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在这个土地租佃条例公布后，李鼎铭发表了很好的谈话。他说：“我以为这个条例的颁布，对于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及贯彻减租交租政策，将有很大作用，希望全边区的先进士绅与开明地主能够竭诚拥护这个条例，尊重政府法令，认真实行减租并尊重农民佃权；各地广大农民亦应于减租之后依法交租并尊重地主地权，造成边区内各阶层的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因为减租减息政策的顺利进行，极大地调动了未土改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建设边区，丰衣足食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公私关系上的“公私兼顾”的原则，阐明了今后在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中的基本政策，规定了生产和教育为今后两大中心任务。他说：“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和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者所谓第一位的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把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规定了“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在西北局高干会和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蓬勃开展起来了。
一、进行生产总动员，号召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中共中央在1943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直属各机关学校生产负责同志的会上，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题为《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说，“毛主席号召全边区在今年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这次会议讨论了1943年生产的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在全边区要实现“丰衣足食”，对机关学校来说当然更要做到“丰衣足食”。会议要求各机关把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立即组织临时生产委员会，总结1942年生产工作的经验，并根据各该机关人数及劳动力的比例，制订1943年的生产计划，以及生产的各种措施。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机关学校开始制订“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随后，边区系统各单位也开始总结1942年的生产经验，制订1943年“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在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边区系统制订生产计划的基础上，于1943年3月4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贺龙、林伯渠、徐向前等和劳动英雄，以及各机关单位的代表1500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作动员报告，阐明了1943年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规定了1943年机关生产的总任务。1943年中央、军委、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和边区等系统（不包括部队）生产的总任务为：16242.1万元（边币），其中计划种地30200万亩，预计收获粮食3774石，蔬菜9000.2万斤；喂猪3743头，养羊3654，头，鸡鸭8500只；办煤矿、纺织厂、木工厂、铁工厂、纸厂、豆腐坊、粉坊、马掌铺、酱园、榨油坊、酒坊等95个。计划要求机关生产的自给程度比去年增加一倍。李富春在报告中还谈到了1943年机关生产与以往不同的六个特点：第一，生产的计划性加强了。各单位都制订了详细的生产计划，并经逐级慎重审查批准。第二，1943年的生产建立在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的结合。第三，掌握了以农业为主的方针，靠自己的劳动，建立生产的基础和积累财富，逐步建立起集体的家务。第四，有了以往的生产经验，开始掌握了生产的规律，改进了生产技术。第五，不只是一般地补助经费上的不足，而是更积极的为“丰衣足食”而斗争。第六，思想上对生产有了新的认识，自觉性提高了，大家起来动手，一定能够实现“丰衣足食”。
朱德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他继1940年12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提出建立革命家务以来，第二次提出建立革命家务。他说，“我们一方面艰苦的劳动，一方面改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革命的家务是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林伯渠在讲话中针对一度曾把商业作为机关自给运动主要方向的偏向，着重指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会上，还奖励了66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
这次生产总动员标志着边区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的生产运动的新阶段。
配合生产运动的新阶段，文艺、报纸等宣传工作搞得很生动活泼，十分出色。《生产大合唱》、《南泥湾》等歌曲，《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二流子变英雄》等戏剧，在延安和全边区巡回演出，激励着千万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鼓舞和教育的作用。二、开展生产大竞赛。生产大竞赛是1943年全边区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是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发动起来的。
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杨朝臣在信中说：“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月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第一，今年开荒五垧，要把草、树连根拔掉，并且要掏一尺多深。第二，粪要沤得好，翻两三次，每垧地上粪十袋。第三，锄草四次，培土要好到苗秆不倒。第四，牲口保证不生病，菜要种得好，粮食要比去年每垧多收一斗。第五，和民众关系一定要好，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第六，我是受移民优待的，3年不交公粮，但我能够做的公益事，要热心参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八路军的退伍军人，你是边区农民的劳动英雄，我很赞成你的光荣，所以咱们就竞赛吧，挑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