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新四军九千精英损耗殆尽，是继湘江战役、西路军失败后中共军队又一次严重挫折。项英为什么采用拖延战术件？中共中央的判断又有何失误？叶挺被俘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何、白《皓电》故意颠倒黑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奋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但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片面抗战和反共立场，始终把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异己，千方百计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诱降和英、美等国劝降的情况下，加剧反共活动，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磨擦中心移向华中，把矛头指向新四军，制定《防制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加紧了对新四军的限制封锁，先是下令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第四、五支队开赴到江南的南京、芜湖一带，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根据地、新四军苏北与江南、苏南与皖南部队的联系，陷新四军各部队于危境；同时，制定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向新四军皖南、苏南、苏北、皖东及皖中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阴谋未逞，又于7月16日提出《中央提示案》，无理要求削减八路军、新四军编制，要在华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妄图在与日伪军夹击下加以消灭。为此，国民党顽固派一面通过谈判要共产党接受，一面组织20多个师的重兵围逼压迫八路军、新四军就范。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积极准备扩大重新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此后，德、意、日和英、美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蒋介石把这一形势看作是大举反共的极好时机，于是，又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活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宣布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皓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面掀起反共高潮中，加紧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严令逼催新四军北移的同时，命令顾祝同在皖南部署包围，命令李品仙、冷欣分别在江北、苏南部署堵击，并将新四军即将北渡和北渡路线透露给日军，其阴谋是：如皖南新四军移动，就乘机围歼新四军于行军途中，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渡江之际；如新四军不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歼灭。
朱彭叶项驳斥谰言
面对《皓电》以后空前严重的反共形势，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民族团结抗战大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此次反共形势严重，国共间的严重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决心驱逐八路军、新四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八路军、新四军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歼灭之，其计甚毒。中共中央要求全党保持高度警惕，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一切应变准备，但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在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动兵以前，仍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的爆发时间。
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就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顽固派投降分裂作出指示，指出：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要向国民党方面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投降分裂危险。
中共中央于11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强调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转移到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并且指出，蒋介石目前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三条道路的交叉点上，因此还要争取他，以延长其抗日时间，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佳电》驳斥了《皓电》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亲日派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毒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拒绝其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
11月1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利地位。”
皖南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但屡遭李品仙所部袭击破坏。1940年12月初至中旬，皖南新四军已组织北上先遣队1700余人携重要资料1300多担，克服重重困难，分三批移往苏南北渡，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新四军主要领导的眷属也随之先行。
挥军北移惨遭围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当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拟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洞宁国、郎溪经苏南北渡。部队编为3个纵队。一纵为左路纵队，约3000人。二纵为中路纵队，约2000人。三纵为右路纵队，约2000人。军直机关约2000人，随二纵队行动。
6日晨，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坦方向警戒，7时许，遭四○师一二○团搜索部队袭击；9时，三纵特务团一营二连在麻岭也遭四○师一一九团搜索部队袭击。下午，军部在潘村召开会议，讨论行动部署。决定仍按原计划，一纵全部出裘岭，二纵出丕岭，三纵特务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前进。要求各部黄昏出发，7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