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说服力强。而且他英勇无畏、义无反顾、坚持到底。他说：“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这是多么宝贵的为扞卫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瞿秋白正是抱着这种大无畏精神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他的精神，得到代表们的赞赏，他的真知灼见，得到了许多代表的拥护和支持。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小册子，脸上溢满笑容。有人在小声交谈，交换意见。令人压抑的气氛开始被喜气洋洋的气氛所代替。
然而，代表们越是支持瞿秋白，陈独秀越是坐立不安。这不是突然袭击吗？
陈独秀没有想到身体多病、书生气的瞿秋白竟早已作了这样的准备，一时愣了半晌。他“真正要出一身冷汗”了。他拿出手帕擦去脑门上渗出的汗水，看了彭述之一眼。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噜着：“见了鬼了！见了鬼了！”这是他的口头禅。
瞿秋白矛头直指陈独秀、彭述之，只是陈独秀身为中央总书记不好点名，瞿秋白就在小册子中直接点了彭述之的名。比如文中曾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小册子后面他还写道：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在五大的小组讨论中，瞿秋白还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担任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讲话时脸色变白了，但声调高昂。
陈独秀自己心里明白，瞿秋白表面上是点彭述之的名字，而实际上指的是自己。因为在五大预备会上，就已围绕陈独秀的报告发生了争论。诸如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他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预备会议没有结果，陈独秀的报告依然如旧。瞿秋白心情十分沉重。现在小册子摆在代表们面前，其矛头所指，陈独秀不是十分清楚吗？！
毛泽东的提案遭到拒绝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早在1925年春节后，毛泽东就在韶山开展了近半年的农民运动，把韶山农运摘得分外火红，卓有成效。1926年2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9月，他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着名论断。同年11月，毛泽东又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直到中共五大召开时，毛泽东一直在为农民运动奔波操劳。
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五大。但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后来五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也只是个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参加会前，他曾邀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仓促和汪精卫同船由沪到汉，并于4月5日发出了麻痹人民斗志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现在，他最担心汪精卫右倾。因此，见到毛泽东等人的提案后，陈独秀连连摇头：此时解决土地问题，必然引起国民党左派内部新的纠纷。因而不予提交大会讨论。
毛泽东心情沉重。会间休息时，他独自出来散步。他感到陈独秀与他的差距越来越大。陈独秀根本不懂得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根本看不起农民运动。还跟着大家喊农民运动过火了，要抑制。所谓向西北去，这不是逃避土地革命又是什么。走着走着，毛泽东不自禁地伸脚踢了一下鹅卵石路面上的碎石，思绪万千，最近几个月来的往事接连浮上他的脑际……
北伐的胜利进军，大大促进了两湖农民运动的发展，乡村引起了大大有利于农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地主豪绅咒骂，资产阶级右派攻击，胡说这是“糟得很”。连党的决议也说了不少有害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窝了一肚子火。他就不信这个邪，要到乡下去看看。回湖南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耳目一新，根本不是反动分子攻击的那么一回事。毛泽东对领导农民运动的信心更足了。
春节刚过，他就从考察地长沙赶回汉口，向中央写这次考察农民运动的报告。
正月十五晚上，汉口的大街小巷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窗前屋后升腾起一堆堆烧纸钱的烟雾，天边升起了一轮皎洁如盘的明月，毛泽东这才想起，今天是元宵佳节——完年的日子。熬了几个通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写完了。
毛泽东想让这篇报告在农民问题上影响全党。可是陈独秀不让，他不敢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刊载这篇颇具火药味的报告。但不登又说不过去，因为这篇报告与共产国际新近指示中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并无相悖之处。于是刊载了报告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不让登了。
新到任的中宣部部长瞿秋白到汉口便读到毛泽东的报告，他十分钦佩和赞同，又为其被停刊登而气愤：“这样的文章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挥笔撰写了一篇序言，连同报告一起交给羊牧之，要他找长江书局赶快排印出单行本。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诞生了。没过多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在武昌呱呱坠地。对毛泽东来说，这不啻双喜临门。可是近在咫尺，作父亲的却未能及时去看新生儿，直到杨开慧产后的第四天，他才抽空匆匆去看了一下。近来毛泽东太忙了，几天内他又新添了几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3月30日，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已开课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开学典礼，毛泽东是这个农讲所的常务委员，主持工作。
紧接着，从4月8日到5月6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亦即扩大会）。每一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经常讨论到深夜一两点。毛泽东往往成为会议发言的中心人物之一，讨论的问题大多为他所提出和阐述。
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组成。
4月12日，土地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出席并任记录，他在会上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
4月1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向与会者报告第一、二次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并在讨论农民政权和农民土地问题时作多次发言。
4月20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参加者26人，讨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要》。
4月22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者45人。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七项决议草案》。邓演达首先宣读决议草案，毛泽东作了四点重要补充。
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者15人。会议通过汪精卫、何键等人提出的《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草案》。他们打着保障革命军人利益的旗号，要保护混进革命队伍的军阀们的土地。毛泽东则发言强调：应当保障革命战士有获得土地的权利。鉴于有了保障军人土地的条例，会议根据毛泽东、夏曦的极力主张，通过保障佃农的有关条例。
5月6日，土地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独秀、鲍罗廷都参加了。陈独秀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则侈谈解决土地问题是乡村自治机关建立以后的事情。陈、鲍发言后，毛泽东重申了先搞“政治没收”，后再“经济没收”土地的意见。所谓先“政治没收”即是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在这几次会上，毛泽东一再力陈己见，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即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以“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他认为这是解决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而解决土地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进而分配土地。
可现在，陈独秀连将他们历尽艰辛、费尽心血而制订出的一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讨论也不愿意。那还有什么没收土地、分配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希望呢……想着想着，开会的时间又到了，毛泽东依然怀着沉重而无奈的心情步入了会场。
陈独秀不仅不讨论毛泽东的提案，还认为毛泽东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加剧了武汉的困难形势。结果大会选举时，毛泽东只当上了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原本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老师和楷模，可现在毛泽东对他失望了。然而，陈独秀这次竟又重新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心绪更加复杂、繁乱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更令他失望的事情还在后头。
5月9日，即五大闭幕的当天，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毛泽东、谭平山还向中共中央写了《土地委员会工作报告》。然而《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五大结束的第四天（5月12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
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难于全力拥护和支持革命，挽救革命失败便无希望。毛泽东预感到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连自己的主张也不被陈独秀理解。在一个烟雨莽苍的日子里，毛泽东不无惆怅地独步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昔日的黄鹤已一去不返，如今这里只有稀稀疏疏的一些游客过往。毛泽东面对滚滚东去、奔涌翻腾长江流水，情不自禁地吟诗一首，表达自己内心的惆怅和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1958年毛泽东诗词19首由文物出版社刻印出版时，毛泽东以批注解释了他当时写这首诗的“心潮”：“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山雨欲来风满楼。后来形势果然急转直下，陈独秀继续右倾，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革命惨遭失败。
蔡和森、任弼时对党的总书记的批评陈独秀作报告后，激烈批评报告的还有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李立三等人。
蔡和森在五大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以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教训，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地领导小资产阶级并克服他们的动摇。
蔡和森说，法国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不能领导，因为他一见革命潮流发展到最高度时，便畏缩向后退，以致法国大革命失败。
他又指出，俄国亦然，二月革命本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少数派和革命社会党）领导的，但一见工农的高潮起来，即畏缩而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妥协，以致二月革命破产。
最后他指明：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而能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豫，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现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豫。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大革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地流产。
在发言的未了，他还特别指出一种“和平转变”的幻想，即以为由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及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可以和平地转变到社会革命，可以不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争斗方式而转变到社会革命。蔡和森坚决批评了这种“和平转变”的幻想。他说：“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指孙科、谭延闽等），这些分子随时可以用三月二十及四月十二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便是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但是蔡和森也不同意对小资产阶级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如彭述之等人一样，以夸大小资产阶级的危验，来为他们将五大拉回到继续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旧路找借口、作掩护。蔡和森在会上也坚决批评了这一错误企图。他说：
“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像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得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
蔡和森公开揭露了彭述之以夸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为名、搞右倾机会主义之实的面具，强调了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五大闭幕后，蔡和森多次强调中央要作军事计划，要以暴动对付暴动，不能像鱼游釜底，静候人家来处置我们，而要积极准备武力，以备万一，以便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历史证明，蔡和森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1927年4月，任弼时从上海来到武汉。在武昌都府堤41号，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将已印成小册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递给任弼时，并告诉任弼时说，陈独秀路线出了毛病，秋白已提出党内有病，要求根治。
任弼时一边听，一边迅速翻阅毛泽东递给他的这本小册子，然后十分赞赏地对毛泽东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五大开幕了，任弼时以团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听了陈独秀的报告，任弼时同样很不满意。作为38位签名要求发言的人之一，任弼时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
任弼时明确指出，陈独秀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是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他还强调，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逃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