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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亦来(2)

萨特塑造了两个厄勒克特拉。或者说,他塑造了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厄勒克特拉,塑造了厄勒克特拉的分裂人格。读《苍蝇》时,读者往往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厄勒克特拉在俄瑞斯忒斯犹豫不决时反复劝说他卸下包袱,非要除掉埃癸斯托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而后快,而当这些变成现实以后,厄勒克特拉没有丝毫欢喜,她反而厌弃俄瑞斯忒斯,为他感到可耻,同时自己也陷于无法自拔的悔恨当中?其实,分裂的人格在社会心理的层面又铆合在一起,不同的态度乃是内在地统一于一个态度之中的——厄勒克特拉心里有一个貌似正义的伦理标准,如同公众舆论一样:放弃复仇不合伦理,因复仇而弑母同样不合伦理。从这个角度看,厄勒克特拉并不是懦弱的,也并非是朝秦暮楚的,她也许早就意识到,宿命的悲剧已使所有的选择落入了圈套,人注定因社会存在而不自由。

一个怂恿弟弟杀死自己母亲的人,当她在家庭悲剧幕落之时,想到父亲的白骨,想到母亲的尸身,想到弟弟将在良心的责罚下流落他乡,当后悔与自责像影子一样跟着自己时,等待厄勒克特拉的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对厄勒克特拉,古希腊悲剧作家抱有一颗同情之心,悲悯在纸上写就她尚算万幸的命运:在埃斯库罗斯的版本中,智慧女神雅典娜通过多方斡旋,消除了复仇女神对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的怨恨,他们的弑母之罪得到原宥;欧里庇得斯的版本更具戏剧性,厄勒克特拉的农民丈夫对妻子的公主身份心怀敬意,他对厄勒克特拉的身体谦虚地敬而远之,当姐弟俩完成复仇行动之后,厄勒克特拉得以处女之身由女神赐婚与俄瑞斯忒斯的密友皮拉得斯。而索福克勒斯的版本,复仇成功就是结束,姐弟二人的后续命途就语焉不详了。在人道主义滥觞之时,和拉辛同时代的法国剧作家克雷比荣(Clebillon,1674—1762)在戏剧《厄勒克特拉》中沿袭了古希腊戏剧的主线,但糅进了浓重的爱的色调: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也站到正义一边,埃癸斯托斯成了唯一的罪人。而俄瑞斯忒斯对克吕泰涅斯特拉,根本不是寻仇,而是误杀,从而与故意的“弑母”之罪区别了开来。

以后的转述者对厄勒克特拉就没有如此心慈手软了。19世纪初德国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Hugo Van Hofmannsthal,1874—1929)在开始构思《厄勒克特拉》时就没有想过让他的主角在结束时活下来,在写作之前的几封信里他就流露了“杀机”。在他的演绎中,厄勒克特拉成了歇斯底里的近乎丧心病狂的女人,被安排在复仇的快意中气绝身亡。而20世纪另一位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则在《阿伽门农家族四部曲》中刻意突出家族成员之间的仇恨与杀戮,他构造的疯狂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了血缘,没有了亲情,结局只能是无一幸免的毁灭。这部豪普特曼晚年时期作品的现实版本——纳粹暴行当时正席卷欧洲,豪普特曼所展示的,正是人类自相残杀的缩影,盘旋不去的悲观主义的乌云压抑着人喘不过气。

《苍蝇》中的厄勒克特拉跑了,她拒绝了俄瑞斯忒斯去寻找另外的自我的提议,痛斥被自己怂恿的弟弟是一个“盗贼”,将她“投入血泊之中”。她说“我的心已经成了苍蝇的破窝”,这满是疮痍的内心已经失去了漂泊的权利和动力,没有一片栖身之地。她跑出了人们的视线,把孤独的俄瑞斯忒斯留给了复仇女神。她能往哪里去呢?饱受精神分裂折磨的她只能去向无底的深渊:要么肉体自残,要么精神自残。总之,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的“弑亲”行为,始终无法得到原宥。

希腊当代剧作家卡巴奈利斯(Lakovos Kambannellis,1922—2011)探索了谅解的可能性,他的剧作《晚餐》接续了阿伽门农家族的故事:先是大女儿伊菲革涅亚复活,她召集完成复仇行动的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到厄勒克特拉的农民丈夫家中,同时邀请到的还有死去的阿伽门农、卡桑德拉、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的鬼魂。在晚宴上,四个死者已经了悟了人世的悲喜,他们在对前生的回眸中更多地找到了爱的记忆,于是彼此原谅,重归于好。然而,阴阳两隔却使爱的信息无法传递到仍在痛苦挣扎的子女内心,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人世泥沼中不能自拔的三个孩子仍然背负着人性的锁链,在愧疚与自责中苟延残喘。最后想到解脱之道的是大姐伊菲革涅亚,然而这办法又是那么无奈,那么揪心:她端来毒酒,与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一起饮下,姐弟三人在扭曲中共赴黄泉。危局的落幕以家族的毁灭作为最终的代价,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卡巴奈利斯,依然没有给人类的痛苦找到良方。救赎难道真的是徒劳的吗?中国导演罗锦鳞在排演《晚餐》时这样诠释这出戏剧:“我们是我们的刽子手,我们是我们的阶下囚。”当我们要拯救的对象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荒谬世界时,拯救本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弗洛伊德说每一个少女心中都有“厄勒克特拉情结”,于是,弗洛伊德化的厄勒克特拉变成了一个隐现无常的幽灵。

厄勒克特拉的幽灵飘荡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的一座贵族庄园里。她的闪灵在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戏剧《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的标题中甫一探身,就钻进了剧中女主角莱维妮亚的胸腔再也不露面了,但却支配着莱维妮亚的心理和行动,让她和她的家族重蹈覆辙。在这个三部曲中,剧中的人物与迈锡尼的王族严格地按照对位法来安排:孟南准将对应阿伽门农,克莉斯丁翻版克吕泰涅斯特拉,埃癸斯托斯摇身变为卜兰特船长,而寻仇的俄瑞斯忒斯则由孟南的儿子奥林扮演。这一古老叙事的现代演绎当然生出了一些新的枝节:弗洛伊德主义为剧中的人物加诸了诸多情结,莱维妮亚有“恋父情结”,奥林有“恋母情结”,两人又同时有“乱伦情结”;为了使莱维妮亚对克莉斯丁恨得更决绝,奥尼尔让她爱上母亲的情人卜兰特,爱的占有欲驱使着“恋父”的莱维妮亚在说服“恋母”的奥林时更加卖力,在他将信将疑时,更把他直接带到了克莉斯丁与卜兰特幽会的现场。后面的高潮于是顺理成章了:奥林枪杀卜兰特;克莉斯丁知晓情人之死而自杀;奥林因母亲之死而自责,同时因为得不到莱维妮亚完整的爱也拔枪自尽。最后只剩下茕茕孑立的莱维妮亚,带着“阴郁的,落寞的”厄勒克特拉式的微笑,把自己禁闭在不见阳光的旧宅中,仿佛步入了一座石坟。

厄勒克特拉的幽灵附着在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身上。普拉斯的家族史,并没有阿伽门农家族那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她短暂的生命,仍然被传记作家称做“精彩而乱糟糟的一生”。普拉斯仔细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她也因经常发作的焦虑不安和歇斯底里接受过精神治疗,领受过当时流行一时的恐怖的“电惊厥疗法”。这种种遭遇,加上童年丧父的伤痛,使她的内心呈现出厄勒克特拉的精神症候。在诗歌中,她曾把父亲比作令人景仰的“巨像”,比作高耸入云的“紫杉”,比作让人敬畏的“法西斯党徒”,她对父亲的情感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在著名的《爹地》一诗中,她写道:

他曾把我红色心房咬成了两半。

他们埋掉你时我只有十岁。

二十岁那年我试过去死,

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旁。

我想就是白骨也会这样做。

即使父亲是“恶魔”,她也要回到他的身边。对父亲的如是勾塑让我们不得不联想起曾经不可一世的希腊英雄阿伽门农。一个近乎完美的、无比高大的父亲形象,深埋在厄勒克特拉心中,当作为父亲替代者的丈夫击碎了这样的幻想,给生活带来瑕疵,即使他是英国的桂冠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普拉斯也无法接受。她的灵魂已经是厄勒克特拉式的,休斯的不忠揭开了她的“疯狂之盒”,在写下了《高烧103度》、《死亡公司》、《拉撒路女士》、《爱丽尔》诸多控诉般的诗歌后,她打开煤气结束了生命。

厄勒克特拉的“真身”去了哪里?她带着五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漂洋过海,来到了东方的日本,在剧作家铃木忠志的安排下向另一种肤色的观众复述自己的故事。铃木忠志为故事的发生环境选择了一所医院,而陪同厄勒克特拉一起亮相的,是五个坐在钢制的轮椅上需要接受精神治疗的男人。这五个如影随形的精神病患者代替了古典悲剧中的歌队,正是厄勒克特拉精神状况的仪式化表达,他们在戏剧高潮前的铺叙中穿梭于阴森冷峻的舞台,时而对人物行为发表评述,时而参与对剧中人物的劝慰,把剧情刻意搅得混乱而无章法,其实也恰是对人物潜意识的戏剧化仿拟。聪明的铃木忠志还意识到,重述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如果只是对古典悲剧亦步亦趋,显然无法满足现今观众的审美胃口,因此,除了医院,除了五个精神病人,他还为戏剧增加了许多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元素。贯穿于整个戏剧的由一位鼓手敲击的架子鼓被搬上了舞台,既强化了戏剧的现代感,同时鼓声的疏密、强弱也有效地配合了剧情的推进,让观众体验到了“命运之鼓”对心灵的震撼。在厄勒克特拉的表演中,导演也运用了木偶、卡通甚至是歌舞伎演出的一些手段,为西方故事添上了东方神韵。

厄勒克特拉的“真身”,出现在东欧的大草原上。匈牙利“诗人导演”米克洛斯·杨索(Miklós Jancsó)“捕捉”到了她的这次现身,并用十二个长镜头组成的影像将这个故事转变为“革命寓言”。电影命名为《厄勒克特拉,我的爱》(Szerelmem,Elektra,1974),看上去像是在表现一个宗教献祭仪式,杨索把环境放在一望无际、群马奔腾的大草原上,除了几个主要人物通过表演将情

节一步步推向深入以外,镜头中还出现了少男少女组成的歌队和舞队,在钢琴的伴奏中,诸多舞蹈形式如独舞、双人舞、群舞以及马术表演等让这部电影的外景地成了众多现代艺术的集中展示场所,诗意元素也随之溶进了复仇的血腥中。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杨索交给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的复仇武器不是剑,而是革命的手枪。当子弹杀死了埃癸斯托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也同样以自我了结的方式钻进革命者的身体后,杨索突然从天空中降下一架赤红色的直升机,将复活的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接走。红色的直升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带来自由与和平的火鸟?它的涅槃,厄勒克特拉姐弟俩的重生,是不是人类得以洗去尘孽、脱胎换骨的象征?

载着厄勒克特拉的直升机,在尘世上空盘旋了许久,终于消失在天际,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但我们知道,她一定会再回来,也许戴着面具,也许容颜衰朽,她会回来寻找自己的魂魄,在希腊的某个岛屿,在曾经弄丢过一次的杜鹃花路,在东方或西方的任何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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