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公元前344年具体实施的，对于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发展商业，都有一定的作用。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是商鞅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但显示了某项标准在一个国家内必须统一，也昭示世人秦国有统一所有不同标准的决心。因此，对秦国而言，统一度量衡不过是这个决心的第一声而已。根据司马迁的概括，法令为“平斗桶、权衡丈尺”。斗桶，指计算容积的衡器；权衡，指重量的衡器；丈尺，指长度的衡器。商鞅在此次的改革中，统一了全国的容积、重量、长度的度量标准，以及货币制度。除了颁布政令，商鞅也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来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是将全国的度量衡及货币规定出相同的进制，其次是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仪器，并将它们散发到全国各地，使各地以此为标准。流传到今日，我们还能看到“商鞅方升”（铸刻于秦孝公十八年的铜质，今藏于上海博物馆），就是散发给全国各地做标准的一种衡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及货币不仅在各国各地之间有差异，而且在一个国家之内也有差异，情形相当紊乱。例如齐国早期的公量以四升为斗，四斗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然而，田氏为了收买人心，改作五升为斗，五斗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同一个国家之内，就有两种标准。这样，当然给政府的税务制度带来很大的困扰，因而，统一这些不同标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刻不容缓的一项工作，商鞅走在了时代的前头，不愧为改革斗士。
4.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公元前384年秦“初为赋”，这是按户按人口征收的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也称“口赋”，为汉代“算赋”的起源。秦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如果男子成年而不分家登记户口的，要加倍征收户赋。商鞅曾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当时商鞅没有采取鲁国季孙氏那样“用田赋”的办法，而是采取按户按人口征收的办法，这是为了奖励开垦荒地，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增加地主政权的赋税收入。杜佑指出这是“舍地而税人”；马端也说，这是由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施舍地而税人”。《商君书·恳令篇》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这是说，俸禄厚而收入田租多的，家中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不利。政府征收口赋，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这些游荡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说明商鞅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的食客的数目。但是，只征收口赋的结果，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为这样大大增加了贫苦劳动人民的负担。商鞅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就要加倍征收赋税。这是为了确立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农户，以便于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增加政府的地租收入和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强力推行小家庭制除了有利于土地开发，增加国家税收之外，恐怕也和扩大兵源有关系。当时，征兵制是以户口为单位的，户口增加，兵的数量当然就随之增加了，《商君书·境内》谓全国的“丈夫、女子”都必须登记在册子上，这本册子就是国家收税、征兵的依据。所以，推行小家庭制是多种目标的，对秦国的国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对不分家的成年男子加倍征赋的法令，虽有助于小农经济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却给贫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5.改革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由于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民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因而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还是很多的。根据后代的记述，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与华夏有很大的不同，特别表现在男女婚事上：儿子可以娶他的后母，孙子也可以娶他的后祖母；祖父虽未死，他的孙子也可以娶后祖母；叔父死，他的侄子可以娶叔母；兄弟死，他的弟弟可以娶嫂子，从兄弟也可以。似此情形，证明其男女关系非常复杂，不因父子兄弟而有别，更不因此而分居，这与中原各国重视宗法血缘、伦理道德的中华传统习俗有很大的不同，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群婚、群居的制度阶段，因此，商鞅就实行法律移风易俗，使其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其目的还是在于加强封建统治。
比较商鞅的两次改革，就会发现，第一次改革着重于基本层次方面：一方面实行分户令，挖掘农耕劳动力的数量潜力，使农业增产，粮食增收，为军粮做准备。另一方面鼓励百姓争功，以军为荣，建立军国主义的体制，基本上围绕农耕、征战两大主题展开。到第二次改革，他征收人头税，统一度量衡，推行新的郡县制，这些都和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首次改革的眼光是放在国内，第二次改革就放眼中原了，据此，就足以证明，商鞅不愧为一个改革斗士，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改革先行者。
虽然商鞅推行第一次改革用了六年时间，而且成绩显著，然而，保守派的势力依然存在，以太子为首的一派旧势力仍然负隅顽抗，准备和这位外来宾客周旋到底。在第二次改革推行的第四年，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公子虔发难“复反约”，以身试法，与商鞅对抗，考验商鞅，商鞅依然与之对抗到底，再次惩罚了公子虔，割掉了他的鼻子。公子虔是太子的师傅，按中国传统“不看僧民看佛面，打狗也要看主人”的说法，他的一再被罚，是不给太子面子，此举虽然对保守派的打击非常大，但也为商鞅后来的悲惨结局埋下了祸根。商鞅为了贯彻改革，一再留下祸根，可算是因公忘私了。
铲平了保守派设置的障碍之后，商鞅继续推行变法改革，仅几年光景，举国上下都朝向“农耕、军战”的目标努力，秦国富强起来，而且声名远扬取得了山东各国的认同。秦孝公十九年，即公元前343年，为了庆贺秦国的丰功伟业，周天子致伯，如桓谭《新论》上说：“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指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市谓之王；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谓之伯。”周天子封秦孝公具有“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的“伯”的霸名。次年，据《史记》记载：“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诸侯纷纷派使者前来祝贺，秦孝公还派公子少官为代表，带领军队与诸侯相会于逢泽，然后，一道朝见周天子，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这时候的秦孝公，不但已达到求贤诏中所说的“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战略目的，而且，秦国恐怕已有了更大的野心。
秦国逐渐强盛，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进攻。商鞅实行改革的第二年，秦孝公与魏惠王相会于杜平，这次相会，一则向诸侯显示秦国富民强，国势增加；二则秦急于打开向东的通道，所以借这个机会试探虚实。相会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54年，在魏国与赵国大战于邯郸的时候，秦国乘机从魏的背后攻打上来，斩首七千，夺去了魏国的少梁，这是商鞅变法后第一次军事上的大胜利。公元前352年，即秦孝公十年，商鞅被升为大良造，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这个时候的中原各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激战。魏军攻克了赵的国度邯郸，大部分军队胶着在那里，而楚国却来援助赵国，出兵攻打魏国，所以，魏国腹背受敌，东边的齐国见有机可乘，也出兵与魏国作战，打败了魏军，俘虏大将庞涓。掌握军政大权的商鞅，立刻带领大军长驱直入，穿过河西，直扑魏的旧都安邑，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安邑，这时候的魏惠王，才感到非常后悔：“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魏国又与齐、赵、宋等国进行大战，魏国在马陵被齐国打得落花流水，太子申被俘虏，魏将庞涓自杀，魏国的国势江河日下。这时，商鞅向秦孝公建议：“秦之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领轭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打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居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秦孝公立刻接纳了商鞅的建议，即刻任商鞅为大将，出兵伐魏，而此时魏的主将是公子卬，有关这场战争，《史记·商君列传》这样记载：军即相距，商鞅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很显然，商鞅是以诈术欺骗魏公子卬，不是通过正当手段打败魏兵，用兵不厌诈的手段，骗走了魏国的主将，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乘胜追击。这一战虽然生擒了魏的主帅公子卬，然而，却胜之不武，赢得非常不光彩。历史上非议商鞅以诈术取胜者不乏其人，比如与商鞅时代最接近的应侯说：“夫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无二，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将破敌军，攘地千里……”用一“欺”字，可见当时的人对商鞅的做法已有微词了。其后批评者日多，《吕氏春秋·无义》说：“公孙鞅因伏卒于车骑，以取公子卬。秦孝公殁，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与其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吾无道知君。’”出卖旧友以赢取军功，秦魏两国都不能相容，商鞅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新序》里评价此事：“无信，诸侯畏而不亲。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不亲信也。”诈取军功，商鞅虽有功于秦，却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儒家礼仪道德规范，永远逃脱不了历史的道德审判。
总而言之，自改革以后，秦国富民强，加上商鞅的多谋善战，为秦国带来丰硕的战果，开地千里，威震天下，秦国后来的国君都蒙其泽。就在商鞅生擒魏公子卬后，秦孝公封商鞅于商、于之地十五城，人称其为“商君”，他的个人功业达到了顶峰。这个时候的秦国，内力法度，外修兵备，南有巴蜀，东战河西，此时的秦国已不再是昔日的屈居一隅的边远小国，而是一个具备了向东扩张实力的军事强国了。秦孝公以后的历代国君，就沿着商鞅开创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最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业。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当时是也，商君佐之，内力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去西河之外。”可见，若无商鞅及其变法，秦恐怕没有拱手而去西河之外的能力，恐怕也没有能力统一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