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便是拜访活着的人了。大多数好像都是上年纪的老妇，身边有个“陪伴”她们散布各处，如同山头要塞依次占点，东起苏塞克斯西止丹佛，横跨南部英格兰。每逢节假日，我父亲都打起精神去发现一个新的老祖姨祖娘什么的。她们的住房顶盖茅草，散发着腐烂发霉的腐朽味儿。这些老淑女们颇有几分男子气，整日在花园里挥锄洗桶，找些事干。屈指可数的几个男子倒是坐以待毙，身裹毯子，说话像吹一支破笛子嘶嘶啦啦的。我的祖父哈里·普赖奥尔克斯·拉班（大人都叫他“哈普”），退休时从伍斯特郡他的教区告老还乡，回到汉普郡；在他风光的日子里，他在这里经常举行他自己发明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弥撒，地点是经他改造成的一个设在户外的曾是神龛的小屋子。我经常在这种场合充当他的助祭，他唱起短诗时我扯起嗓门儿跟着唱。在临时搭成的圣坛上悬挂着一具不起眼的十字架，周围摆放着克利夫顿学院爱德华时期的大学生镶框照片。晨曦、晚祷和圣餐仪式，我的祖父对他自己的过去恪守敬意，其诚实在我看来全然自然一在我们家族所有人看来也无不如此。
我的父亲临近而立之年，可是我们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在和老者与死者为伴。有时候，他过去的军队战友会来作客，年轻的教士和退役军人联谊会的同事也你来我往地走访；这些不速之客给我们家带来了一种喧闹的不相称的气氛，一缕风趣，似乎与家里气氛格格不入。我们家的合适来客是伯母姨母和已有一把岁数的表哥堂姐什么的一他们对墙上的一幅幅人物肖像点头称是，把手杖放在前门的架子上。与我母亲私处时，我父亲会表现出一种我还无法公平对待的轻浮。他喜欢《笨拙画报》；喜欢讲故事，在汽车房里呆很长时间，鼓捣那辆汽车；他身上有一种孩子气，却总是会被活生生地挤压掉了。那种一本正经的老成持重的样子是一种责任，要时时挂在表面。他在做样子，仿佛让人看见比他实际年龄更老成、更古板、更谦让，是他义不容辞的表现。欢乐与感情这个天真的世界是我母亲的特区，我想我父亲每次进入这个世界都会感到罪过的刺痛。它不是男人的去处，不值得一个严肃的拉班家人频频光顾。因此他事后会加倍补偿，侍弄那些个伯母婶母和列祖歹宗，赎罪般地构造出一幅庞大的家谱图，悉心卷起来藏进一个硬纸卷筒里。每一年，新的支系都会出现；被遗漏的远亲几经搬迁又来寻根；我们的自由民老根一寸寸往回归缩，通过乔治家族，找至U了安妮女王和查理二世的王族范畴。
我五岁了，转眼六岁，我的小弟弟们接连出生。家族树上增加了这些枝叶，把我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有了我们那些个列祖列宗，谁还稀罕孩子？然而我过去一直在做乌龟一样的角色，也就学会了不守忠诚的生活。我们家早已由于家谱源长变得异常臃肿，我的兄弟只是往枝枝蔓蔓上增添一片叶子。不过我自己的地位还是受到了危害啊。我母亲每每把我们的名字混为一团，那两个湿淋淋的婴儿和我重新洗礼的命名，为叫得方便，统称为“男孩儿”，这一称谓让我变得卑躬屈膝，矮人三分。我极不喜欢他们捆在襁褓里的肉团团样子，不喜欢他们的奶腥味儿，觉得他们的乳臭未干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我在走向男子汉路上争取到的一点点进步。与他们并排坐在布拉德福特货车的后排座上，被围困于他们的羊毛背心、他们的细腿毛线裤、他们的小儿毛绒鞋、他们的塑料便壶以及橡皮奶头瓶，我渐渐习惯独自做白日梦，进入一种孤傲的孤独境地。我已经习惯了任人践踏尊严的生存方式。
倘若我有一个家庭生活的惟一画面，那就是一张饭桌。这幅画里有一把高背椅子，污渍点点的围嘴、滴滴啦啦的苹果酱、平底锅里残留的食物，一声尖叫，一场喱嘴，我父亲因为偏头疼眉头频频紧锁，我母亲无奈的眼神（“呕，讨厌！”）以及我小弟弟奶声奶气说出什么“威廉发出臭味”的话语。这幅画儿不仅是吵闹，不仅是混乱，不仅是硬闯入的亲近行为；它还是我父亲主张的家庭观念与我们生活其间的家庭事实之间产生的那种无望的冲突。我们拥有的多种观念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财力。
这时候，我父亲一定挣着六百镑左右的年薪。如同大多数别的下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我们家人满为患，我们不得不勒紧钱袋过日子，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与空间寻求我父亲渴求的那些个尊严和礼仪。“我们是，”他不时提醒我们说，“一个绅士组成的家庭呢。”我于是问道：我学校的老师是绅士吗？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当然是，不过还算不上一个绅士。马路那头的班汉姆先生是绅士吗？不是，班汉姆先生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人不能算绅士，绅士风度嘛，父亲解释说，与钱风马牛不相及；绅士风度讲的是种姓、趣味和教养一我们才是绅士呢。这一取舍标准让我心焦如火。我交往的仅有的几个朋友这么说永远成不了绅士了。有几个“大体差不多”；大多数却“远算不上”。他们的父亲经常比我父亲领薪水多，他们说话的口音（在我听来）一样清楚明白。我母亲总是热心地扩大范围，让各种出身和背景的人进入我们这享有特殊背景的阶级；可是我的父亲固执己见，严查死守，对暴发户一看一个准。长此以往，我便对自己的朋友引以为耻，尽管我的母亲一如既往地欢迎他们，进不了家门，至少让进花园里。他们没有如同我们一样的列祖列宗，家谱源长，我对他们并不显赫的平民身份半是轻视，半是羡慕。有那么一两次，我还真的一时糊涂说漏了嘴，自诩自己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秘密的高贵气质一结果是认同了我父母所主张的看法，即国家的教育制度极不规范，只会培养出年纪轻轻的小流氓。我呢，可以断定(尤其此时我停止了乳糜泻，开始患上了哮喘病），是一个完全不寻常的孩子。在小学校，我开始能保证连续几天不在操场上哭鼻子了。这保持在最低点，我放弃了。但是我总是相信我因为自己“很特别”，受人欺侮。这种事情也会因为你是绅士而发生在你身上的。
在我们的视线里还有另一个家族。彼得舅舅一我母亲的兄长一住在伯明翰的郊区，我们一年中去探望他两三次。我是他的教子，我七八岁以后父母允许我隔三差五在他家住些日子。在我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传奇。i射顶，和蔼，快乐，他经常开着美洲虎车出入大学体育队，身上散发着肥皂和润肤液味儿。与我母亲一样，彼得舅舅是我外祖母在瑞士做女仆的最后岁月里带大的；但是他对付着硬是变成了一个绅士。他在伯明翰大学获得了工程学位，战争期间在皇家海军后备队服役。倘若麦克米伦想找一个在“你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的时代里充当战后学术名流富起来的象征人物，一准会把彼得舅舅选中；他有汽车，有帆船，有别人望尘莫及的电视以及中央供暖设备的郊区别墅。彼得舅舅具备真正的阶级一A级-但是他对统治我们的令人窒息的阶级势力行为却一窍不通。
住在彼得舅舅家里就像进了伊甸园。空气中没有犯罪的气息，对迷失的过去用不着恋恋不忘。我们家挂列祖列宗的地方，他在自己墙上挂上了彼得·斯科特鸟类油画和镶框的海上快艇比赛照片。我们家放家用常备书架的地方(圣经类、巴克的《孟加拉体育》、《皇家万历年书》、简·奥斯丁的首版作品，一套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彼得舅舅堆放着《国家地理》杂志、《读者文摘》合订本以及绿皮企鹅版书。我过去经常迷恋黄昏时分照明百货商店橱窗里的明亮景象一柔软得不能再柔软的地毯、三件套鲜亮的室内装饰品，闪闪发光的·卩啡桌子成套的瓶子和玻璃杯，钢架灯的闪闪亮光……一间为没有记忆和意识之圣人设计的房间啊。彼得舅舅家的内部陈设便像那些橱窗变成了生活。那是我的布莱德舍德。我看到这里随意而昂贵的实利主义氛围眼花缭乱；还让我感到目不暇接的是我那些表姐们的自行车、网球拍和她们与自己的父母讲话时随随便便有说有笑的样子。
星期天上午，没有人去教堂。我原本猜测会有一声断喝，让我们收起不轨的行为下楼做礼拜，但是彼得舅舅家的教堂只是用来举行婚礼、葬礼、洗礼和圣诞节活动。不仅不去教堂，我们还会到室外去用早餐，晒太阳浴。彼得舅舅伸展在一个红色酒吧安乐椅上，戴上墨镜，专心浏览《星期日快报》。我临近了谵妄状态。我没有认识到那么多禁忌能够一次性冲破，而且彼得舅舅不费吹灰之力把它们统统冲破，连想也没想他在做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我又感到问；有愧了。我变得越发邋遢、越发难堪，越发缩手缩脚，根本没法跟这些享受着加利福尼亚悠闲和自由的怪人相比；如同伊甸园里的入侵者，我随时随地都在等着有人夺走这一特权。
我父亲深信家系和血脉，因此要毫不掩饰地批判彼得舅舅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我母亲的家族（医生和设得兰的农场佃农）当然没法与拉班家标准完全取齐，但是彼得舅舅仍然绝对是一个绅士。因此，我父亲只能敲敲边鼓，说几句很有分寸的话。“别以为他从那辆车里得了多少好处”，“不想想他为那条船必须付多少倍停泊费呢”。
“他可没少到国外去开会。”我母亲说。
“就一次机会，亲爱的。我们确切知道的就一次啊。”
对我，彼得舅舅被说成“你的彼得舅舅”，这话让我颇有几分拥有的骄傲，因为我很高兴与那辆三点八升美洲虎牌汽车、苏格兰细颈瓶和那条帆船沾亲带故。每到圣诞节和我的生日，他都会寄来邮政汇票，我于是转眼成了暴发户，高高兴兴随心所欲地支配这笔显示地位象征的钱，正像固定绕线钓鱼轮和涂漆软木浮子一样。“你还不如把这玩意儿存进你的邮政储蓄里。不是吗？老儿子·”就是这样，彼得舅舅处在一种蛾子和锈迹都无法钻空的地位。我讨厌我的储蓄存折。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听到“新教徒伦理学”这个短语时，完全知道它的含义这是我的家父就我的邮政储蓄账这一题目在做讲座。
“这总的说来也不错嘛，老儿子，你现在有心把你的存款扔到废品沟里去。可是真到了关键时候，你又如何对付那些‘大事，嗯？你看，就说那笔存在邮局里的钱吧；那在增值。一镑多长六便士，你看看。假如……假如，比如说，三四年后你想要一辆自行车。你以为那自行车会从哪里来？我看哪，老儿子，自行车是不会长在树上的吧。”
然而我早在赛利橡树那一带坐过美洲虎牌汽车，星期天用不着上教堂，丝丝缕缕的怀疑已在我的脑子里作祟了。我现在知道，这世上有些地方自行车真的长在树上呢。
当我听说（“爸爸今天有话要宣布”）父亲要去寻求圣职时，一下子躺在地上，笑得滚成了一团。我记不清到底为什么一但肯定不是出于嘲笑。我想那是面对父亲与上帝一下子亲近了许多这一事实，真正触动了神经上的歇斯底里病吧。问题向“他”提了出来，而“他”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明白无误。那情景有点像与你的银行经理访谈了一回。但是我既觉敬畏又感到自豪。我们是高贵的英国国教徒一高贵得可以与古罗马人蹭鼻子寒暄了。祭司身穿紫色和金色长袍，浑身透着无比荣耀的威仪。他由挥舞着束香的孩童侍候着。他唱着单旋律圣歌主持礼拜仪式。高跟讲道坛，身上的白色法衣随起随落，他操练出一种神秘的气氛，是政治家也望尘莫及的。如果我父说他准备投身议会，他的话会让我铭记难忘；可他说他要去当祭司，我一下子给镇住了；我依靠他的天职长大成人全然落空了。我不仅不是一位绅士了，我这下成了一位牧师的儿子。以后在操场上受欺负，我只能想到自己做了神圣的牺牲品，我的眉毛触到了天堂。爸爸的天职将他从一般人中挑选出来，正像我期望不久会被挑选出来一样。我等待我的感召，为我的受害者们感到心疼。到了二十四日夜里，想入非非的画面一幅接一幅，我与上帝在画中紧紧拥抱，难分难解。到了白天，我从教室的窗户向外呆望，久久凝视着虚无缥渺的雾团。我不是一个机灵的孩子。我的不同点是我本人、我的列祖列宗和上帝之间的一桩秘密。
我的父亲去做神学院学生时年届三十三岁一比我眼下的年龄小一岁。在我生活中第一次，我认识到他实际上不像他当时一贯看上去的那么老迈。我们在博格诺郊区一所出租房子里栖身，我父亲骑车往来于这里和他在奇切斯特的神学院，只有周末才在家里度过。他穿起了教士披肩，别着自行车夹子到处走动；他为学院板球队打球，刻苦温习他的笔记。由于他经常在外活动，很少在家，没有了他那种动不动做出的一副傲慢样子，我对他的惧怕开始放松了。到了星期天下午，我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们和我在球场外为他的球队助威加油，在一群把白色球衫的袖子系在脖子上的虔诚而热；h的年轻人中间成为中心。有学院，我想我的老爸一定重温到了他在战时军队里所感觉到的一些自如。大多数学生都比他年轻得多，他在他们中间像一个游刃有余的参谋置身于下级之中。我觉得出一又是第一次一他为他的家庭感到自豪，而我们也为他感自。
这两年间，我们在“吃老本”——个不祥的短话，那就是说，实际上，我的父母在动用他们的邮政储蓄；这种坐吃山空孤注一掷的架势看样子同时也让他们心下犯嘀咕，心中害怕。他们在勤俭持家上费尽心机，一次给汽车加一加仑汽油，购买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我母亲似乎在踩着钟点采购东西。他们还做出了至少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蠢事。他们决定把他们仅有的小钱搜刮起来，送我上私立学校。
这一次，我在学校过得很幸福。在玫瑰学校，我交下了一些朋友（没有绅士，不过由于我父亲这时只是个大学生，我们正在转变为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人）。经过一些私下辅导，我有点不可思议地通过了初中入学前预试，在奇切斯特中学我居然争得了一个位置。可是我的父母亲在以后的三年里根据情况至少搬了两次家，我十岁时便已经上过四所不同的学校了（一个私塾女先生，一所预备学校和两所小学）。这是合乎道理的一面。不合道理的一面全是和列祖列宗、绅士气派以及男子汉气打交道。
“把你这气喘病当回事，老儿子。这全是身心失调的结果，你要知道。身心失调症。知道身心失调是怎么回事吗？病在脑子里。全在脑子里啊。就是说你给自己造成了这种状况的。私立学校很快就会把这顽症治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