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国土该痛惜哀叹的方面确确实实是够多的了。当我看到工业废水污染我们的湖泊河流，我便感到激愤和失望；当我看到我们被美国接管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日益增多，我便感到万分沮丧。尤其是，我们不能单单诅咒“该死的美国佬”。绝不该忘记是我们自己，把如此之多的天生权利拱手卖掉，以换取一团混乱的受人摆布的所谓进步。我原来幻想，这里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压制现象。但是，在我目睹加拿大1970年实行《军事法条例》之后，我仅存的一丝天真的幻想永远荡然无存了。诚然，在我心灵深处，且常常是秘而不宣之处，我始终懂得，凡事到处可发生，因为人类自由的种子与桎梏的祸根处处可见，就是在某个草原城镇的小天地里也一样。不过，我对我们的不公正，对我们的愚昧深恶痛绝。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过去和现在始终如一地在书里写小城我所嫌恶的那些方面，写在一定程度上永远是我自己的那些方面。
这块国土仍然比别的国土更能吸引我。虽然我在非洲和英国居住过，但是，无论它们有多么美妙的地方，却不具有同样的感染力，比女卩说，没有像安大略南部地区那样打动我的心。去年夏天，我在那里的一条河畔上的一间杉木小屋里度过了四个月。我过去常常告诫自己说：“识破加拿大人，你便会发现他们是冒名的开拓者。”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全然超脱红尘，这倒是真的，但愿我们可别脱离了尘世。我曾以为我一生惧怕和怀疑城市，我因而变成了一种古板的怪人。现在，我的想法不同了。
那间小屋有扇长长的窗户，与前面的西墙相对。清晨，我常坐在窗前的栎木桌旁，观察着窗外的河流，眺望着远处高大的树木在晨曦中显得青翠金黄。那河水是古铜色的，阳光神奇地洒在河上，将近岸河底波状的沙滩映照在河面上。突然，有条鱼冒出水面，如一弯新月，还没看清楚就消失了。隔壁的老人说，这些跃出水面的鱼是鲤鱼。他本人更爱北美大梭鱼，因为他是一名地道的渔夫，他曾同北美大梭鱼进行过搏斗。风大多经常往北吹，河却朝南流，这样，当河水被风激起了涟漪，而水流湍湍，河水似乎朝南北两个方向流。我喜爱这景象，并把它看成是一个先兆，一个自然界的象征。
数年前，我回到了温尼伯！在大学母校作了一次报告！公众都可以去听。报告结束后！一位高龄老人走上前来，问我娘家是否姓威姆斯。我回答正是。心想，他也许认识我父亲，或许认识我祖父。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他说我还是个小伙子时，曾给你曾祖父罗伯特·威姆斯干过活，当时他在雷伯恩有牧羊场。”我想，那瞬间，我又重新意识到某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古昔的家族，祖籍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那已经不再如此紧要相关了，我真正的祖先是在这里。
根据“爱国”这个词的常义来说，我谈不上很爱国。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上或文学上，我都不会评断“我国的是非”。但是，有一点却是无法改变的，不论好坏，终生无法改变的。
这就是我的入世之地。这天地，有着祖先——既有我本人的祖先，也有别人的祖先——他们现在也是我的祖先；这天地，陶铸了我，并继续在陶铸着我，虽说我反对过它的某些方面，而且继续在反对它的某些方面。这天地，促成我抱定了自己的毕生事业，因为，在这里，我培养起自特的。
(张一麟译）
池田大作
(1928-）在日本东京受教育，年轻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兄长。1947年夏，池田大作邂逅创价学会领导人户田城圣，成为他的弟子。1960年，池田大作继承户田城圣出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迄今，池田大作被誉为世界着名的佛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家、桂冠诗人、摄影家、世界文化名人、国际人道主义者。1983年获联合国和平奖，1989年获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人道主义奖，1999年获爱因斯坦和平奖。在中国获得的奖项有中国艺术贡献奖、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人民友好使者”称号、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
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亚历山大大帝给希腊世界和东方的世界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丰饶世界。据说他投人了全部青春的活力，出征波斯之际，曾将他所有的财产分给了臣下。
为了登上征伐波斯的漫长征途，他必须买进种种军需品如粮食等物，为At他需要巨额的资金。但他把从珍爱的财宝到他拥有的土地，几乎全部都给臣下分配光了。
群臣之一的庇尔狄迦斯深感奇怪，便问亚历山大大帝：“陛下带什么出发呢？”
对此，亚历山大回答说：“我只有一个财宝，那就是希望。”
据说，庇尔狄迦斯听了这个回答以后说：“那么请允许我们也来分享它吧。”于是他谢绝了分配给他的财产，而且臣下中的许多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
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经常向我们这些年轻人说：“人生不能无希望，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希望当中的。假如真的有人是生活在无望的人生当中的，那么他只能是失败者。”
人很容易遇到些失败或障碍，于是悲观失望，挫折下去，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掉活下去的勇气，或怨恨他人，结果落得个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其实，身处逆境而不丢掉希望的人，肯定会打开一条活路，在内心也会体会到真正的人生欢乐。
在人生的征途中，最重要的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起的信念，即“希望”。因为那种毫不计较得失、为了巨大希望而活下去的人，肯定会生出勇气，不畏困难，肯定会激发出巨大的激情，开始闪烁出洞察现实的睿智之光。只有睿智之光与时倶增、终生怀有希望的人，才是具有最高信念的人，才会成为人生的胜禾者。
(铭九译）
米兰·昆德
(1929-)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当过工人、爵士乐手，后致力于文学和电影。1968年苏联出兵布拉格后，作品被查禁。1975年移居法国，多次获国际性文学奖，近年又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主要作品有《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等。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国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女口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的犹太精神为皈依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目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
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人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对这些人既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人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出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惜尽管皓首穷经，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同。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理尽性，而是幽默。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揭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像佩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编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
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联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页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像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绝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时存在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基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锁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十九世纪蒸汽机车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倶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像那场丧礼上的演说。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
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HermannBroch)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Kis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