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对于她过于迷恋，
虽然我必采取非常手段为她报仇雪冤。难道春蚕也是为了你才不辞辛苦？
为了你竟不惜毁掉自身？
难道许多爵爷宁可爵爷不当，也要用钱供养美妇，
也要去贪求那片晌之欢？
为何你要故意歪曲正道，
使人一命悬于法官一句判词？说得好听些吧，为何不让养马聚众，为她报仇？
在这一节诗中，那积极的情感与消极的情感全都结合到了一起（这点从它的上下文来看极为明显）：一方面是美的强烈的吸引，另一方面是丑的同样强烈的诱惑，而丑又不但与美对比，而且破坏着美。这种对比情感的平衡便出现在与这段讲话相协调的那个戏剧场景之中，而仅仅场景本身则与那平衡不够相称。这个我们不妨称之为戏剧提供的一种结构性情感。但是那整个效果，那主导情调的取得则是来自这样一个情况，即一些飘浮感受与那剧中不很明显的情感具有某种天然联系，因而一拍即合，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情感。
因此个人的种种情感，生活当中具体事件引起的那些情感并不能使一位诗人写出出众或精彩的作品。一个人的具体情感可能相当单纯、粗糙、甚至平淡无奇。但是他诗作中的情感则异常复杂，只不过不是一个人日常生活中那些复杂情感的复杂。造成诗作怪诞这种错误的原则之一便是企图寻索新的情感去加以表达；结果新的不曾寻来，只找见了一些乖谬东西。诗人的职责并不在于去发现新的情感，而主要在利用一般情感，将其提炼成诗，借以表达在实际情感中很少存在的种种感受。一些他不曾体验过的情感将与他熟悉的那些一样可以供他使用。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在平静中追忆起的情感”这一公式实在有失确切。因为诗既非是情感，也非是追忆，也非是按其原义所谓的平静。诗乃是一种凝聚专注，一种得自凝聚专注的崭新事物，它来源于那计数不清的广阔经验，这些对忙于实际事务的人几乎完全不是经验；另外这种专注的发生既很少是自觉行为，也很少是熟虑结果。这些经验并不是靠“追忆”得来，它们在最后的聚合过程当中虽也可能出现所谓“平静”，但也仅是一种附带现象。当然这绝非是问题的全部。在诗的写作上，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和要熟虑的。事实上那不高明的诗人正是在该有意识时他无意识，而在该无意识时他却意识十足。这两种错误都容易使得他太“个人化”。诗并不在宣泄情感，而恰是要逃避情感；不在表露个性，而在逃避个性，当然这里所说的需要逃避的真正含义也只有那有个性与情感的人才会懂得。
显然心灵是个神圣事物，不受外界印象控制。
这篇短论不拟涉人玄学与申秘主义领域，而仅希望得出一些对爱诗的人有所裨益的实际性结论。将人们对诗人的兴趣引向诗篇本身乃是一项值得嘉奖的举动：这将有助于对实际诗作得出更为公正的评价，不管是好诗坏诗。有不少人对诗中所表现的真实情感颇表赞许，也有一部分人对它的技巧长处很有眼力。但是真正读得出哪里表达了重要情感（这种情感的生命力只在诗的本身，而不在它作者的身世)的人则为数不多。艺术的情感乃是非个人的。这种非个人化的获取只有当诗人将其自身全部交付给他所致力的作品才有可能。另外也只有当他不仅生活在当前，而且生活在过去的当前，只有当他不是知道哪些是陈！日事物，而是知道哪些已经具有新的生命，只有这样他才能懂得如何去做。
(高健译）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1889-1957)智利女诗人，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圣地亚哥以北的埃尔基。早年丧父，全靠自学成才。主要作品有诗集《孤寂》、《有刺的树》、《葡萄压榨机》等。早期作品多抒发个人的哀伤情调，中后期作品则转而为广大贫苦人民的不幸大声疾呼，为犹太人的不幸鸣不平，为贫穷不幸的儿童乞求怜悯，对拉丁美洲的抒情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晚年，她曾经担任联合国特使。
星辰
我们无比热爱大地，因为她的任何部分都是美丽的！而且她的美丽多姿多彩，因为她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在大地上行走，我们把她耕耘、翻动。她是我们感官的一个部分，因为她是我们看得见、听得见和触摸得到的东西，而她也听得见我们的声音，感受得到我们的存在。
但是白天充满阳光，夜晚繁星无数的天空，尽管不是我们的创造物，却比大地更瑰丽多姿。
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星斗很多，其实不然，因为不超过两千颗。凑近望远镜看一看，这个小小的数字就变成万万，天空此时才真的天体密布、光焰耀目。面对这样的天宇，人类的视线无能为力，似乎万能的想象力也无济于事。
我们的眼睛是多么不幸，它们只能这样认识天上的星斗：把两颗、三颗或更多的星斗看成了一颗，它们的光华在我们眼前聚成一道。
在借助望远镜之前，古人仅靠微弱的视线了解了许多关于星斗的知识，而我们的祖先了解得更多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经过对天体的研究，获取了时间的计算方法，几乎完美地确定了一年的天数。
尽管我们觉得自古以来天空毫无变化，像一个没有新鲜事物的国度，天文学家们却终生注视它，度过了漫漫长夜和白昼，发现了那些突然出现的星体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随着它们的移近，光亮越来越强，后来又逐渐变弱，离我们远去，没有再露面。
我们见过彗星的人，还知道它们对地球的造访；那些见过陨石坠落的人一巨大的陨石如同圆形火攻船，距地球相当近，我们的大地留下它做人质一他们知道天空变化莫测，充满了陌生的客人、万载永驻的星体和我们似懂非懂的诞生与死亡。
古代人民喜欢注意某些星座，比如昴星团。墨西哥古人聚在一起，等待半夜到来，那时他们能指出太阳从南至日到北至日运行的路线。
后来，他们房舍的大火被扑灭了，他们奔向太阳庙，在那里向申灵祭献了一个挑选出来的青年和其他物品，青年人是每年献给太阳神的牺牲品。太阳到达南至日时，青年死了，人们将他顺着金字塔滚下去，好在至日结束时，看到太阳沉落的情形。
克丘亚人的居住地在秘鲁，那里的天文学非常发达；他们崇拜使大地肥沃的天体；他们崇拜月亮，因为它是夜晚的主宰；他们崇拜每一个星座。
人们感激天空对我们地球的影响，天空就像工匠，它制造白昼，让我们看清世界并开发大地为我们提供食粮；同样，它让夜晚这个装载着我们睡眠和梦幻的工业运行。
(朱景冬译）
爱伦堡
(1891-1967)苏联作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工程师家庭。曾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早期作品有诗集《我活着》、《析祷俄罗斯》等，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等。中期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获1942年斯大林奖金）、《暴风雨》（获1948年斯大林奖金）。后期有长篇小说《九级浪》和中篇小说《解冻》及六卷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这几部后期作品，均引起很大反响。此外，尚有评论和政论多种行世。
帕斯捷尔纳克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遇见了鲍·列·帕斯捷尔纳克，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去了（他当时住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附近）。我的笔记本上有一行简短的字句：“帕斯捷尔纳克。诗作。怪脾气。楼梯。”
我拿起另一个笔记本，翻到1941年7月5日。在“德国人说，他们已渡过别尔津纳河”这一行文字之后和“五点钟，罗佐夫斯基”之前记道：“帕斯捷尔纳克。疯狂。”
1917至1941年……在这二十四年间，我有时很少同帕斯捷尔纳克见面，有时几乎每天相见。这个期限对于了解一个哪怕是十分复杂的人似乎也是很充裕的，但是我却往往觉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依然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那么神秘。这也说明了1941年的摘记。我喜欢他，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喜欢他的诗；在我遇到过的所有诗人当中，他口齿最笨，又最接近音乐的要素，最富有吸引力，又最使人难以忍受。我现在打算按照我所见到的和我所理解的那样把他描绘出来。这将主要是1917至1924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我们经常长谈、通信。1926年、1932年、1934年在莫斯科，1935年在巴黎，而后又在莫斯科一在战争的前夜和战争爆发后最初的几周，我们都经常见面。我们没有发生什么龃龉，却不知为什么就默默地分手了·偶然相逢时，也只是互相握握手，说是必须再见见面，然后就分手了，直至下一次的偶然相逢。自然，我并没有全面描述帕斯捷尔纳克的奢望，甚至也不想写他的青年时代一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不理解的，也有许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不过我将要描绘的既不是一尊圣像，也不是一幅漫画，而是肖像的习作。
让我从头说起。我们认识的时候，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二十七岁，这是在那一年夏天，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在那一年里：
人人都在干旱和半饥半饱中生活，
在斗争中变得冷酷无情，
生活中时刻出现的奇迹，
已不能使任何人感动。
我迷惘而忧郁，帕斯捷尔纳克愉快而兴奋。那一年对于他来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它之所以被人永志不忘，
还因为尘埃使它微微肿胀，
因为风儿嗔着葵花轩儿，
把壳儿乱抛在牛蒡上，
因为它用一株陌生的锦葵引导我，
像引导一个瞎子一样，
为的是让我乞求，
在每道篱包旁。
帕斯捷尔纳克在这一年深有所感，写了《生活是我的姊妹》一书。我对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做了如下的描述他向我朗读诗。我不知道使我最为吃惊的是他的诗，是他的面孔，是他的声音，还是他说的话。我告辞了，但耳朵里充满了声音，而且头痛。楼下的门锁上了一我在他那里一直坐到两点钟。我去找看门人，他不在。我转了回去，却找不到帕斯捷尔纳克住的屋子。这是一幢带有过道、走廊和亭子间的房子。我明白在天明以前是出不去了，便俯首听命地在楼梯上坐下。楼梯是生铁做的，黑夜在我的脚下蠕动。门突然打开。我看见了帕斯捷尔纳克。他睡不着，出来散步。我在他住的那套住宅旁边坐了足足一小时。他看到我毫不惊奇；我也如此。”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常用感叹词说话。他有一首叫做《初访乌拉尔》的诗；这首诗宛若兴高采烈的牛叫。他的早期诗歌的力量就是最初的生活经验。当时绝没有人认为他是隐士，他渴望跟人们来往，心情愉快，连他在那几年所写的诗也是愉快的。我之所以觉得他很幸福，不仅是由于他具有天赋的巨大诗才，还因为他善于以日常生活琐事为题材创作崇高的诗歌。当时我们大家者卩被象征派所滥用的那些过于响亮的词汇弄得作呕不止“永恒”，“无穷”，“无际”，“易朽的”，“脆弱的”，“边缘”，“命运”，“劫数”。帕斯捷尔纳克曾写道：
万能的爱情之神，万能的细节之神。
对于他爱过的一个女人，他曾这样说。
认为你不贞洁——那可是罪过。
你带着一把椅子进来，
从书架上取得了我的生命，
还吹去了尘埃。
他给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生活是我的姊妹》，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有别于老一辈的象征派诗人，也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同辈，他跟生活相处得很和睦。他的诗作的现实主义同文学的纲领无关（帕斯捷尔纳克说过多次，形形色色的流派他一概不懂），而是诗人的天性使然。帕斯捷尔纳克曾在1922年写道：“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这是获得了一次成功便永远成功的唯一构思。它每时每刻都在顺利地发展。它依然是真实的，深邃的，不断地吸引着人们。它在翌日清晨也不会使你失望。对于一个诗人说来，它不仅是模特儿和模型，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还是一个榜样。”
不久以前有一个青年曾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大概是一个阴沉、孤僻、而且十分不幸的人。但我在1921年却对帕斯捷尔纳克做过这样的描写“他生气勃勃，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现代人气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悦目却能令人宽慰的东西。”一年以后，维·鲍·什克洛夫斯基在柏林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后写道：“一个幸福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愤世嫉俗。他应该作为一个可爱的、被人溺爱的、伟大的人度过自己的一生。”
马雅可夫斯基和奥·布里克在1923年表达了（用时代的行话）艺术家们的探索：“马雅可夫斯基。将复调音乐节拍的经验运用到囊括广泛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长诗中去。”“帕斯捷尔纳克。把多动作的句法运用到革命的课题上。”
凡此种种都会使那些直到1958年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外国读者感到诧异。他们所想象的是一个同历史决斗的倒霉的人。实际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幸福的，他之所以生活在社会之外，不是因为现实社会不合他的口味，而是因为尽管他很容易和人接近，甚至和别人在一起还很愉快，但他只知道一个交谈者他自己。
1918年末，他赞颂克里姆林宫：
威严的它，通过尚未过去的一年，
拼命地向1919年疾驰。
我在海夕卜预测到这些坏天气，
这尚未来临一年将把精疲力竭的我重新培育。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了解，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认真地把他“重新培育”。
后来，在1930年，当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以后，他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那正在往时代里冲撞、并永远为时代所接受的史无前例、令人难堪的国家。”他谈到了这个国家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血肉联系。他在1944年也写过一些关于这个“正在往时代里冲撞的”国家的热情洋溢的诗句。他站在一旁赞扬每一个诗人，甚至最伟大的诗人，都不仅有一块天花板，而且还有四堵墙壁；社会处于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四壁之外。
什克洛夫斯基有一点是错了，他曾写道：“这个幸福的大人物在身穿大衣、站在出版界之家小吃部柜台旁嚼着夹肉面包的人们中间感到了历史的重量。”帕斯捷尔纳克能理解大自然、爱情、歌德、莎士比亚、音乐、德国古典哲学、威尼斯的秀丽景色，能理解自己，有时也能理解某些接近他的人，但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历史；他听得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听得见心脏的跳动、青草生长，却听不见时代的脚步声。
“自我中心主义”一词由于经常被人们使用而变得陈腐了，其中还含有一种轻蔑之意，别的含义我是找不到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不是为自己而生活一他从来不是利己主义者，但是他生活在自我中，跟自己一同生活，并依靠自己生活。我回忆起我们很久以前的会见一犹如两列疾驰的火车，各有自己的轨道。我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正在听我说话，然而并未听见他摆脱不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联想。跟他交谈，甚至倾心之谈，都像是两个人的独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