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他一生拥护的民主制判处死刑。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一位学者仅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因为苏格拉底向雅典人传授的知识太快了，超过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在文学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对再一次来到人间的耶稣说：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苏格拉底重复的正是这一悲剧。苏格拉底死于自己的同胞——伟大的雅典公民之手。雅典人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自己本应引以为傲的思想巨子。他们以自己的民主制度特有的五百人陪审团投票表决的方式，以过半约300票的结果宣布这位天才的死刑。
“多数人的暴政”虽然让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源于苏格拉底并贯穿后来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反观同一时期商鞅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和苏格拉底的精神距离何止以道里计，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商鞅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如郭沫若在其著名的《十批判书》中曾说“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商鞅变法的后果”，并说商鞅是一位“重实际的政治家”；当今学者也大多称赞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但商鞅的坏名声似乎也不分伯仲，后世将他归为法家，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商鞅的治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种激进的国家主义实验。一般来说，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才是变法的最终目的，可商鞅实行的却是棍棒下的变法。他通过种种愚民措施以高压手段达到尊君强兵的目的，商鞅不像后世的专制统治者那样还需在“内法”的表面披上“外儒”的伪装，而是赤裸裸地指出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最终要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在经济上，他认为“强国”与“富民”是对立的，他极端的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能力，而且只能通过强制手段让他们俯首帖耳。这位秦国的变法者一上任就循循善诱的给秦孝公上课说您作为一国之君，同样也是凡夫俗子，并不是在德行、智慧、勇力方面都比凡人高出许多倍的超人。老百姓尽管聪明而且人数众多，但为什么他们却不敢和君主您作对呢？那是因为“权制断于君则威”，只要手操权柄，以“法”治国，老百姓就只有听天由命、赏罚由人的份了！
为了把每个老百姓都关进他设计的铁笼，他设计最残酷的“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这就等于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户籍制度基础上的。户籍制度从商鞅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了户籍制，秦国的老百姓就都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法律，并特别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奸”。
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赚来的钱，而且还有别的好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发了丈夫，那么做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连夫妻之间的财产也公开计算，并用以鼓励告密，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一大空前绝后的发明了。
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了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媳妇可以对婆婆大声叫骂。所有人都像防贼似的防着自己身边的人，包括亲人。
为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必须采取单一的重刑手段，只有当人被成功的单一化，都成为思想被完全“统一”的人后，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在他主政下，当时活跃于中原各国的那些游侠、歌姬、说客、武士、儒生、商贾、刺客等社会上最活跃的人员，在秦国全都绝迹了，因为这些人是社会上的“五蠹”，必须铲除！
当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异端邪说”被彻底否定和排斥之后，当人们的思想观念被彻底地纯洁化之后，真正的思想实际上也就随之而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帮简单愚昧、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并最终被“国”和“政”“所胜”，即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
商鞅把全国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而自己则成为手执鞭子严酷驱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这种变法思想的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的机器，成为步伐整齐服饰一致的集中营。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每个秦国人都变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市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形态。他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苏轼曾经叹息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而秦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创立又皆起于商鞅变法。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确为不易之论。可惜的是，这是一个黑暗的舞台！
一位是引领人类的先哲，一位是专制愚民的鼻祖
苏格拉底和商鞅最根本的区别，恐怕还在于“智者”与“侍者”之区别。
苏格拉底的一生致力于启发民智。它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人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他本人则称为“思想的助产术”。而商鞅作为一名政治家则终生致力于巩固维护君主专制，为此不惜闭塞视听，愚弄人民。“开智”的苏格拉底与“侍王”的商鞅，一是人格的健全，一是精神的阉割；一个虽然死于“多数暴政”，但思想永远传承；一个尽管因“侍王”而富贵，却终如晨雨朝露，身死名灭。
苏格拉底说自己“像猎狗追逐食物一样追逐真理”。为此，他疏忽了自己的职业，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一生没有工作，从不为生计奔波，也根本不在意衣食住行，甚至连家人的生活也从不过问。他泼悍的妻子赞蒂普如同河东狮吼，无数回对他大发雷霆，可他依然不以为意，我行我素。
在苏格拉底眼中，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艺术，他毕其一生去思考人生的真谛。根据人们当时的记载，他沉思的方式显得特别古怪而有趣，达到了如痴如狂、亦疯亦癫的地步。他时常一个人离群索居，站在路上一动不动，一沉思就是几个小时，不受任何事情影响，这种沉思有时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在山顶、家中、神庙，有时也会在和别人聊天时突然陷入沉思，如同老僧入定一般。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呆立不动，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他“才扯脚走开”。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好奇的人甚至还搬出铺席睡在露天里，悄悄观察他是否站着过夜。它独特的“沉思方式”俨然成为那个时代最抢眼的“行为艺术”。
苏格拉底是那个时代雅典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时评家、持不同政见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雅典的良心”。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的习俗也不屑一顾。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体型肥硕，身上的袍子总是又脏又破，还喜欢光着脚。可是雅典人并不反感他，许多人都愿意和他聊上一阵，哪怕是被他调侃。苏格拉底一生都没有办自己的学校，但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这个温和而有着极大耐性的人，一生的愿望就是将所有的人——无论是国王还是鞋匠都循循善诱于知识的殿堂之上。
苏格拉底也特别乐意充当一个“口头评论家的”角色，他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雅典发生的新鲜事，总能拿出一针见血的评论，特别是对那些以社会良心和民众喉舌自诩的政客，他总能一桩桩一件件地剥去他们的伪装和矫饰，让街头百姓听得津津有味。因此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人的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人便无人不晓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苏格拉底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对苏格拉底来说，了解自己才是哲学的真正目的。他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主张，至今还镌刻在德尔斐神庙的入口处。这句话和这座神庙本身，坐落在高高的城堡上，仿佛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出来晒晒太阳，安详、不言不语，却让见者无不心里一震。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不过相聚短短的几十年，但人文精神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他们虽然一位侧重于思想领域，一位投身于政治，但其迥然有别行为观念背后，却隐藏着东西方不同的思想萌芽。当苏格拉底苦心孤诣奔波在开启民智、慧度众生的路上时，商鞅却煞费心机地控制社会、愚国弱民；当苏格拉底真心实意地引导人们独立思考、争取思想自由时，商鞅干的却是钳制言论、制造“顺民”的勾当。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为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语直截了当地道出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在他的观念中，“民强国若，民弱国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商鞅变法中的愚民思想，具体有几个方面：一、去礼乐，尚法制。二、禁《诗》《书》，贱学问。三、废好恶，去享乐。四、遗闲去智，按功行赏。
这其中最恶劣的就是第二条“禁《诗》《书》，贱学问”。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发必富”。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的“淫”是老百姓强大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讲得一清二楚。他说：“奚为淫道？为辨智者贵，游宦者任，文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也就说，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利用自己的才学思想立身处世，显达成名。因此为了弱民，他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的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命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采用一些相应的策略与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民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不偷，则草必垦焉。”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
更为荒谬的是，商鞅竟主张用奸民治国，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无异于用坏人治良民，其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西上古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个人作为。审判苏格拉底时，他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宽容原本是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根本条件，而人类的历史到处是触目惊心的，由于不宽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他几乎充塞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时空领域。从阿那克萨哥拉的被囚禁到苏格拉底的被毒死；从基督徒大批的被尼禄皇帝处死，到十字军血腥的东征；从赛维图斯的被烧死，到再洗礼教徒的被剿灭；从布鲁诺被宗教法庭捆在火刑柱上烧死到犹太人被希特勒送进毒气室——专制残暴的思想恶魔似乎永无止境地徘徊在人类的头顶。人类究竟何以这样愚蠢而冷酷，竟对种种惨剧熟视无睹，屡屡重犯。
这样做的恶果，是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正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愚民。谁若不愚，就要消灭。“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是人们期望“明君贤相”。学者刘泽华精辟地指出，秦以后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先秦的“圣贤”培养出来的“一棵难噬的酸菜”，这些先秦的圣贤当中，就有商鞅。
选自《随笔》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