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托马斯·曼在这个年代的表现极为糟糕，不仅不断发表歌颂战争、支持侵略的文章，还对哥哥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诋毁、诽谤和诬蔑，“其总方针是把亨利希·曼说成德意志民族的内奸”。甚至在1917年亨利希表达了与他和解的愿望之后，他断然拒绝哥哥的善意，亨利希对弟弟的表现表示“痛苦挣扎、反省、对照、坚定自己”。1918年1月5日，亨利希给弟弟写下一封漫长信件，再度对托马斯进行严厉而中肯的批评：“我觉得你低估了你对我们的生活所存在的自然感受方面的意义，而过高地估计自己在精神方面对生活的影响。这种精神方面的影响由于你不端的品行而被你自己损害了。”在谈到战争结果时，亨利希说：“难道这满目疮痍、陈尸遍野的世界就是我的胜利？……我可不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精神嗜好而置民族于苦难和死亡之中的人，我不是……”然而这封信并没有寄出。而托马斯·曼，直到法西斯纳粹主义极右思潮在德意志全面泛滥才幡然悔悟。
爱国，不能仅仅体现在对国家无条件的赞美上，亨利希以其强烈的批判姿态对爱国主义进行了新的诠释，爱国，还有一种更为深切、更为忠诚的态度——就是对国家的一切丑恶行为和思想进行严厉的抨击，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正如他在德国一战战败之前所说的那样：“不能要求作家在一切都在走向毁灭的时刻去赞美生活”，这不仅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也更加是他良知的要求，亨利希·曼给我们建立了一座坐标。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天才的政治洞见
一战失败，德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尽管在国体上走向了共和，但魏玛共和国极其软弱和动荡，法西斯纳粹主义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并席卷全德意志。
纳粹党建立并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不久，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亨利希·曼是第一个意识到：法西斯纳粹主义是将与德国工业界巨头联合进行垄断的政治怪胎。这促使他在思想上进一步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且把自己变成“泛德意志主义者的敌人”——他几乎是在与全德意志的民族情绪进行搏斗，这需要何其大的勇气。1919年底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论文集《权力与人》，对“帝国和共和国”进行彻底清算。
1920年2月，希特勒在慕尼黑颁布该党的《二十五条纲领》，系统而肤浅地阐述了纳粹党的方针，对德国民众进行疯狂煽动与蛊惑，亨利希立刻指出，这是糊弄“低能儿的世界观”，纳粹党的全部欲望是“夺权高官厚禄、夺取政权，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在1923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预言，在德国“中央集权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极权主义”。亨利希·曼以极为深刻的政治洞见对这个政党的邪恶本质进行了无情揭露。
他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英美的资产阶级经济方式，即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同样，他也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性。爆发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89年苏东垮台，证明亨利希·曼的眼光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
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德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和希特勒发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之后，亨利希意识到，欧洲国家不能从其历史渊源的相互联系中完全独立，他提出建立一个“帝国之上的帝国：欧洲合众国”的主张——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前瞻性的主张，当代欧洲的联合，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亨利希·曼倡议的结果，或者说是他思想的一种体现。
随着局势的变化，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势力越来越庞大，德意志的纳粹化特征愈加显著，到20年代末，亨利希对德国的政治走向更加明晰，他明确意识到，在德国，“审美，内心深处的道德不再起作用”，作为作家，他对文学具有了新的态度：“文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超越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不存在的。它不可能像音乐那样的纯真，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它是良知，是产生于世界，又位于世界之前的良知。它不断地作用、行动着。”——这与本文开头略萨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亨利希·曼成为德意志的良心。
到1931年，60岁的亨利希·曼已经取得德国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他被任命为柏林普鲁士艺术科学院文学分院主席，此时，魏玛共和国的末日即将来临。在担任文学分院主席不久，鉴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疯狂发展，他以《文学与政治》为题，再度重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共和国已经扎根于每个市民的判断力中，在共和制下，每一个市民对社会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比在任何制度下都要深刻。否则，他们就不会维护共和国的安全。”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共和国即将面临的瓦解而担忧。1931年底，他在《德意志的抉择》一文中写道：“德国历史也许会由此而留下血迹斑斑的一页。冒牌的德国人（希特勒并不是德国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日耳曼人——笔者注）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分子建立起来的帝国无疑将在流血中产生。然而，与这个帝国灭亡的时候将要流淌的鲜血相比，这点儿牺牲不足为奇。”他准确预言：“第三帝国将由于他的无能和依附性而失败。”——后来，历史在德国的发展中几乎得到完全的应验：纳粹政权通过流血而建立，经过更大的流血而覆灭。
1932年12月，亨利希·曼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超民族的信仰》（他自己也将其称为“最重要的文章”）。他认为，德国存在着一种始终如一的反民主主义的国策，而且，这种反民主的国策至少从1848年起就为人察觉，而1871年的德国统一，正是建立在这种反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而魏玛共和国也没有对此进行改变：“共和国承袭的统治体制，是陈腐的体制，同样在准备着一场战争。它仍然像以前一样不公正，只是一味地有利于从不放过任何东西的获益阶层，有利于要求特殊利益的阶级。”他对这个时代的进程进行了总结性的表述：“反理性的复兴为人类弱点重新抬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完全听凭本能行事。本能是不会受到检查的，因为它埋得很深。本能也不容受到检查，因为它的深度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正因为如此，国家主义这场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运动才能够不断发展，最终超境离界……在非理性的时代结束之前，这个运动是不可能停止的。”他甚至精确预言国家主义将在1940年结束——1941年12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宣告了第三帝国覆灭的开始。
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国家的态度：“我抛弃了旧的民族强权国家，因为它已经失去了道德内容……人成了国家主义谎言的牺牲品。整个人类都成了国家主义的牺牲品。我听够了这类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最高的使命不是为了人类而斗争，而是进行反对人的斗争（指反对犹太人——笔者注）。”一个国家，不论表面上如何光鲜华丽，给人以如何华美的视觉盛宴，一旦丧失基本道义就是崩溃的开始。
亨利希·曼在担任文学分院主席最后阶段，于1933年2月与珂勒惠支、爱因斯坦等人联名签署了一个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即将在3月进行的议会选举中联合，反对正在面临的法西斯纳粹的极权统治和独裁专制，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状态”之中，得到的回应却是，如果他们不沉默，就将解散这所学院，他立刻以辞职加以抗议。随后，普鲁士文化部帝国中央特别委员会于1933年2月15日以亨利希“因党派政治活动原因”作出开除亨利希·曼的决定，同月21日，文学院发表声明，对他的辞职深表遗憾。这一天，亨利希·曼在自己的袖珍日历上只写着一个字：“走”！
从此，亨利希·曼离开了德意志开始了流亡生涯，再也没有回到他挚爱的祖国。1933年8月，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政府发布“帝国公告”，一大批流亡者被开除德国国籍，亨利希·曼位列公告的第一批、第一名。
笔后余墨
不能期待每个作家都像亨利希·曼一样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也不必苛求每个作家都气宇轩然地选择战斗，但作家的集体沉默乃至趋炎附势，却是作为“作家”——这个职业的羞耻。既然以“写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论在笔下表达是现实或者是历史，在善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我们应该懂得选择什么。作家不能丧失的是自己心灵世界对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爱的追求，也许它无法追寻得到，也许它永无止境，终究不该的是，在这样的抉择面前停下脚、向后转。倘若一个作家果真面临着巨大政治的压力而不能自主，那就放下自己的笔，回到“普通大众”中，一同混迹，一起沉沦。
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亨利希·曼，是否令人有所触动？
选自《随笔》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