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得国庆》初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京报副刊》国庆特号，署名疑古玄同。
赋得国庆
天祸疑古，灾其右手，十多天以来，终日用药水、棉花、油纸、绷带，把五个指头捆在一起，医生吩咐除换药外不准解开，弄到吃饭不方便，写字不方便，上课写黑板不方便，甚至连中秋应吃粽子的问题也只好让伏园先生代我发表。唉！我的右手哇！你真是“天鹅绒的”呀！
二十天以前，伏园先生来信叫我给《京？副？国？特》做文章，那时我手尚未“天鹅绒的”，自然满口答应。现在，手是“天鹅绒的”了，而交卷截止期却逼近了，谚有之曰，“老虎追在屁股后头”，其斯之谓欤。呜呼！“苦矣！”“怎么办呢？”
阿！有了！我一想起中国的社会，总是要“懊恼乌糟”的。所以一开口，一动笔，既不会祖述妓女之打情骂俏，宪章篾片之胁肩谄笑，并且不会上律学者之高谈道妙，下袭牧师之从容说教：只会行动鄙野，不是狂叫，便是乱跳；言不雅驯，不说狗吊，即说龟溺。——既然如此，今天何妨再把几句讨人嫌的老套头话搬弄出来敷衍塞责呢？
主意打定，便再瞒过医生一次，偷偷的解开绷带请出右手，拿起笔来瞎三话四一下子（云“再”者，昨天已经偷解一次，给《国语周刊》写了一千多字也）：国庆国庆！国者何？中华民国也。庆者何？喜庆也。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十日为中华民国呱呱坠地之第一日，故定是日为国庆日也。
——呸！这个谁不知道！要你来说废话！
——哈哈！大家都知道了吗？好哇！知道中华民国有国庆日而向它庆贺（虽然大都是牵了线来庆贺的）的人们，据我的瞎猜，总该是赞成中华民国的人们罢。要是我瞎猜得不错，那倒要来赘几句老套头的废话。
民国与帝国，虽然只差了一个字，可是因为这一个字的不同，它们俩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不但相差甚远，简直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国的政治是国民相互的一种组织；帝国的法律是拥护君上而箝制臣下的，民国的法律是保障全体平民的；帝国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民国的道德是“兼爱”；帝国的文章是贵族的装饰品，讲究屁款式，鸟义法，民国的文章是平民抒情达意的工具，应该贵活泼，尚自由。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帝国民国一切文物制度，可以说是无不相反。要民国，惟有将帝国的一切扔下毛厕；要帝国，惟有将民国的一切打下死牢，这才是很干脆很正当的办法。
从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九日倒数上去，一直数到那荒诞不经的什么尧舜时代，都是帝国；所以这数千年中无论什么书中所讲的道理，都是帝国的道理，在民国无一适用的。不必说什么孔二先生、孟老头儿的议论了。请看那位单名一个“行”字的许老爹，他叫大家都要种田，总算是很讲究平等的人了，所以今之“”少年中竟有人说这位老爹的学说有合于苏联的劳农政治；然而他却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原来他不过要请皇帝（诸侯就是一个地方的皇帝）也去种田罢了，他只希望皇帝肯种田，皇帝这样东西他还是要的，所以他还要“治”。像他这样一位“异端”还不敢说不要皇帝，则“圣道”中的君子们更无论矣。民国是无论如何，绝对的不作兴有皇帝的（总统只是国民雇用的一位公仆，我们因为民国人民应该一律平等，不愿意称他为奴才，为底下人，但他的地位，不过是一位账房师爷而已；一班“弹”称他为“元首”，为“极峰”，真是狗放屁！），所以帝国时代的学说，无论其为“圣道”或为“异端”，简直没有可以适用于民国的。
因为如此，所以吴稚晖先生主张把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乃是绝对不错的话。不过吴先生规定它安寓毛厕的期间为三十年，我以为容易启人误解。我知道吴先生的话是对于整理国故而言的；吴先生是说国故可以整理，但须迟至三十年以后。我则以为整理国故，倒不必有这样的限制。现在“弹”虽多，而如胡适之、梁任公、顾颉刚、徐旭生、唐擘黄诸位先生肯来整理国故，乃是很好的事情；有他们来整理国故，则青年学子想知道中国历史（广义的），就可以看他们整理成就的著作，不必白费气力去看那万难看懂的古书了。讲到三十年以后，虽然现在的遗老（广义的）大概都死尽了；而现在大批“遗少”、“遗幼”之制造方兴未艾，大有“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之蓬勃气象，则三十年后“弹”未必便会比现在减少乃至灭绝，或者还要加多些，也未可知。至于国故里面的道理，则我们要严厉的对它说：“汝不得活！”岂独三十年！三百、三千、三万……年后，它也没有复活的希望！它应该永生永世安寓毛厕之中！
真是好笑又好气，“民国肇建，十有四稔”了，居然还有人来提倡国粹，鼓吹东方文化，他们竟没有想到“民国”这样东西，压根儿就为国粹之所无，压根儿就为东方文化之所未有。若提倡国粹，鼓吹东方文化，出于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诸人，那是很对的，因为他们是要皇帝的；今乃出于赞成中华民国的人们，实属出人意表之外之表。于此可知他们开口民国，闭口共和，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民国共和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大概以为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十日的革命还是和什么汤武革命一样，不过换个朝代罢了。他们大概以为除了皇帝改称总统以外，其他都不必——而且又是不该——改动的。所以有人公然主张民国可以祭天、祭孔、读经，甚而至于可以恢复科举，恢复御史台，乃至认种种顽固腐臭至于不可向迩的龟屎鳖血为救时弊之药言！呜呼！民国国民之“”竟一至于此，还有什么资格来做民国国民！还有什么脸来纪念国庆！干脆去做遗老罢！干脆去向爱新觉罗府上的仪哥儿装矮子扮叩头虫罢！这样，虽然悖逆，主义倒还是一贯的。
这一类讨人嫌的废话还想再写几段，可是手不挣气，只好作搁笔之想了。姑且用几句话来结束此文吧：
要中华民国，要认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则请赶快将国粹和东方文化扔下毛厕。
要国粹，要东方文化，则请赶紧叫仪哥儿再坐龙廷，或叫什么人来做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而大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盗起湖北”，犯上作乱，宜申天讨，处以极刑，什么民国，什么国庆，当然取消，说起它来，应加以“僭伪”、“草窃”字样，庶足以正人心而端趋向。
这两条路孰吉孰凶，何去何从，惟同胞自决之。我当然是主张走前一条路的，但有人要走后一条路，我觉得倒还是有一贯的主张的，总比又要赞成民国又要保存国粹的人们高明些。
我向不会写文章，今日尤不会写文章，写时因为手不舒服，以致刺激神经，心里烦闷，信笔乱写，写得真太不成东西了。在许多“赋得国庆”的文章中，我这一篇一定应该考四等倒数第一名。
一九二五，双十节前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