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优秀的商人在处理各种事物时都要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因势利导，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一格，甚至逢大势不践小诺，处大事不拘小礼，从而达到变则通，通则灵，灵则达，达则成的理想效果。
1．勇于创新，打破常规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发展。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观念、理论的创新。诸如人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以及银行汇票、转账结算、旅行支票等都早于西方。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自然包括着其创新的因素在内。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
旅蒙商是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当时，在平定噶尔丹部叛乱战争中，大军云集，所有采运粮饷以及购办各种军需之事均需借助商人，所以清朝曾组织了一部分商人，跟随清军征战，深入到漠北蒙古高原地区，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同时，由理藩院另设一营，随军商人即在营中与牧民进行贸易。清军每营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贸易之事。随军商人从蒙古各部各旗收购来的物品，也大多作为军需物资供给军队。征讨噶尔丹清军中的这种随军贸易，后来逐步扩大到清朝驻扎在蒙古地区的驻军中，他们除了给部队包办粮草、贩运马匹和供给其他军需物资、生活用品外，还和当地的蒙古王公贵族、广大牧民开展贸易。这些进行随军贸易的商人，被当时的清廷命名为“皇商”。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晋商的“官商”，即“龙票商人”，也有一部分是“民商”。清王朝平定蒙古后，清军虽退回内地，而一些山西商人则趁机留在了蒙古，继续与当地蒙古族人进行交易，于是，在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遂成旅蒙商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这些人，除了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外，还在草原与蒙古人进行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很有势力的商人。
由于蒙区不流通内地的银钱，只能以物易物。旅蒙晋商针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单一粗放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漠北社会对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内地出产的粮食、布帛、烟茶和手工业产品等迫切需要的状况，在内外蒙等漠北地区的商务活动采取了因地制宜，以货易货的方式：他们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冬春牲畜瘦弱，牧区青黄不接，采取不等价交换等手段，向牧民高价赊销生活必需品，以低价预购牛羊和畜产品，以购小还大、购大带小等放账计息手段，牟取高额利润。着名的大盛魁商号，是晋商中对蒙商贸的最大商号，大盛魁从内地采购的蒙区所需要的砖茶、布匹、调料等，然后交换蒙区的畜牧业特产牛、羊、马供应内地。大盛魁交换贸易，在自己换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畜牧业自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对沟通漠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带动当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无疑，晋商是充分利用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差别和互补，大获其利。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四种：一为通事业；二为居闻业；三为杂货业；四为谷蔬业。
所谓通事业即指专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包括吃穿所需，均靠从事此业者。王公需用钱款，也由此业者先予以借垫，月息三分。一年之内，还本概不取息；一年之外，则须偿还息金。若遇三年，则利上加利。凡由从事此业者借出之款，每到偿还期，各旗王公均以牛羊马匹、骆驼等作价抵充。通事业者便将这些牲畜贩回归绥，以此获得厚利。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均为山西人。而尤以大盛魁为最。大盛魁极盛时，雇员多达数千人，运货骆驼数万峰，尤以砖茶和烟草普遍受蒙民欢迎。
居闻业者是指各路贩商的屯转处。所有古城子及肃州一带的行粮贾客，均依赖居闻业者给予介绍，然后按照买卖物价，酌抽佣金，与内地的行栈性质相同。
杂货业者是指专事贩运各种杂货，即米、面、茶、烟、布匹等，并再将所获皮毛及其他零件贩往归绥等地。
谷蔬业者即指在乌里雅苏台种地数十亩或百余亩不等，以所产谷蔬售销蒙人。谷食为主，菜蔬为辅，均有字号，为农商兼顾。
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形式，主要是走屯串帐篷，游动经商。旅蒙晋商根据牧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用较为廉价的绸布、茶叶、烟酒和金属器皿及工具等，换取各类牧畜、毛皮等畜皮和珍贵兽皮、药材等。
旅蒙晋商还根据畜牧业经济的生产特点，在春夏之交，载货送到蒙古牧民的营地，先把商品赊销给蒙民，当面以货物折合牧畜、皮毛数量，先不收取，至秋冬之际，牧畜腰满肥壮时，商人骑着马，拿着账簿，到蒙民驻地，收取牧畜和畜产品；对于没有赊销商品的蒙民则由收购商出据盖有商号印记的“钱帖”付牧民收藏。待次年春、夏季，该商号载货车到达时，牧民再凭此“钱帖”向商人选购其所需的各种货物。旅蒙晋商藉此营销与收购办法，与牧民保持着“永恒”的主顾贸易关系。
还有些旅蒙晋商“以牲畜质物，指定某畜由原主代为饲养，数年后取之如携，若有死伤，原主指他畜以为偿”。或以少量低廉商品，交换蒙民幼仔畜或瘦弱牲畜，交蒙人代为饲养，待数年长成大畜或膘满肉肥时，再赶回内地高价销售。旅蒙晋商以这种经营手段，获取了高额利润。
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贸易，虽然经营范围和业务活动各有差异。但是就其经营商品购销情况来看，无论大、中、小旅蒙商号，都有共同之点，即收购的主要商品为马、牛、羊、骆驼和毛皮等畜产品和土特产品。销售的主要商品则以砖茶、布、绸缎、酒、烟、糖等日用杂货和一部分生产工具为主。此外，不同的地域不同时期、不同商号的经营活动，购销商品的种类亦有所不同。有的经营货物达千种以上，有的只经营一二种。
除上述列举的主要商品外，旅蒙商在经营中还因地制宜，根据要求灵活组织商品供应。对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等，为取得其欢心，则按其欲望供应精致奢侈的玩赏物品、高级名酒、盒装精美糕点、精雕鼻烟壶，甚至玉枕和供其淫乐的器物等。仅佛像就有大、中、小不等的银像、铜像、瓷像、楠木像、刺绣像等种类繁多。旅蒙商大盛魁曾在春节时贴一对联中称：“搜罗十八省之奇货”，形象地说出对蒙古人供应的商品“上至绫罗绸缎，下至烟酒葱蒜”，凡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品，应有尽有。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活动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民欢迎。
商战中有一个“先手定律”，强调的就是一个“先”字。你若慢了一步，别人可能已冲到前面，先你而成功，你的准备只能前功尽弃。所以谁创新快，换代快，谁就能赢得新市场。
2．随机应变，化险为夷
无论是在海内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往昔还是在当今，现代自由市场的机制并非是死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的环境即如同风雨莫测的大自然，白云苍狗，总有种种变幻。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懂得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动物界有许多动物都有根据环境的基本色调调整自己肤色毛色的本领并能随着时光的流失而进化，人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要顺应时变，必须有一个随机应变的心灵。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变幻和各国各地的空间转移之后，徽州商人养成了一种因机而变的特殊能力，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变”的经营哲学。“善变者，动于九天之上”，这句兵家名言可以作为徽州商人的写照。
胡雪岩就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太平军攻占杭州，就使他经历了一次大的变故，而且这次的变故几乎将他逼入绝境。这次变故有三个方面：
其一，最大的钱庄、当铺、胡庆余堂药店以及家眷都在杭州，杭州要是被太平军占领，就等于他的所有生意都将被迫中断。不仅如此，还危及他的老母妻儿，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救他的家人。
其二，经商难免会树立仇人，遭到别人的妒忌，如今战乱之中，立刻谣言四起，说他为了避免遭到太平军的围困，以杭州购米为名骗走公款滞留上海；还说他手中有大笔王有龄生前给他营运的私财，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甚至还有人谋划向朝廷告他骗走浙江购米公款，误军需国食，导致杭州失守。这些谣言都意味着胡雪岩不仅会被朝廷治罪，而且即使杭州被朝廷收复之后，他根本就无法再回杭州。
其三，王有龄的牺牲使他失去了一个官场靠山，即使不被朝廷治罪，他也不能顺利返回杭州，他的生意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本来他的钱庄就是由于王有龄这一官场靠山得“代理官库”发迹，而他的蚕丝销“洋庄”，他做军火，都离不开官场大树的荫蔽。
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听之任之了，但是，胡雪岩面对这一变故，并没有惊慌失措，经过他仔细的分析，终于找出了可利用的因素。他认为，如今陷在杭州城里的那些人，只不过是在帮太平军做事，他们之所以造谣生事，是因为太平军在想方设法诱胡雪岩回杭州帮助善后，而那些人不愿意放他回杭州，他们造谣虽为不利，但却并不是不可以利用。根据这一分析，胡雪岩确定了两条计策：
首先，他先不回杭州，以躲避与这些人正面交锋，他知道他的这一态度一旦明确，这些人就不会进一步纠缠；其次，胡雪岩自己出面，特别向闽浙总督衙门上报，说是这些陷在杭州城里的人实际上是留作内应，以便日后对付官军。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了他们不让自己回杭州的愿望，而且表面上还给了这些人一个交情。其实这暗地里却是把这些人推上一堆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如果这些人不肯就范，加害胡雪岩，他就随时可以将这一纸公文交给此时占据杭州的太平军，说他们勾结官军，这些人无疑会受到太平军的惩罚。
而此时，胡雪岩手上还有杭州被太平军攻陷之前为杭州军需购得的大米一万石。当初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时无法进城。只得转到宁波，赈济宁波灾民，并约好杭州收复后以等量大米归还，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
胡雪岩决定，一旦杭州收复，就马上将这万石大米运往杭州。这样既可解杭州赈济之急，又显胡雪岩做事的信义，诬陷他骗取公款的谣言也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胡雪岩在杭州被官军收复，便将一万石大米运至杭州，而且直接向带兵收复杭州的将领办理交割，这样不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还一下子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将他引为座上客，并委他鼎力承办杭州善后事宜。
由此，胡雪岩又得到了一位比王有龄还要有权势的商场靠山，胡雪岩的红顶子，也就是这一举措的直接收益。原来看似不利的因素，实际上成了胡雪岩日后重新崛起的机会，真可谓把不利之中的有利因素充分利用到了极点。
胡雪岩这一招，真如变戏法一样。不过，生意场上的戏法如何去“变”以及“变”得好坏与否，又的确显示着经营者的眼光、胆略和技巧的高低。许多时候是可以变一变戏法的，将不利变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条件。当然这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变出别人变不出的戏法，这样才能令人叹服。其实，生意场上的“戏法”，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技巧，而不是心术不正的欺骗别人，所以，胡雪岩说：“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的还是有真东西拿出来。”
再说，他从钱庄伙计最后成为粮食商人；由运送粮食卖给太平军，又变成献粮给官军；再由粮食商人变成官方筹粮要人。这种种改变，都是胡雪岩适时随机应变的结果。
胡雪岩有审时度势的独到眼光，深悟世道的权变之理，善于在乱世之中“变”。用他自己的话说：“世界日日在变，而做生意贵乎随机应变。”
危机掌握得好，转化适宜，可以变成转机，带来良机。良好的时机来临，必须当机立断，以求适当反应。但是反应之后，变数不断出现，还需要合理地随机应变。商场服贾，如同战场克敌，只有随机应变，巧运智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3．灵活多变，随机应变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变”是这个世界的法则。温商常说：“不知道灵活多变，还算什么温州商人！”
温州商人叶世光，在他积累了资本之后，在全国各地寻求投资商机。1995年，他来到南京，发现这座古老的城市呈现出勃勃生机，人才济济，并且投资环境也不错。他决定在这里发展，然而投资什么，心中无数。当时南京饮食、休闲业相当火爆，他深入了解之后，冷静地考虑到消费热点不一定就是投资热点。市场越火投资更要谨慎。其后，他又调查房地产业，而当地房地产商大都投资于高档商务楼，也是十分火热，让他望而却步。就在这一期间，他为租下一间商务间作为公司所在地，奔走于多家房产商间，均因租金昂贵而未能如愿。这一天，就在他无法租下商务间，公司难以在南京落脚，而在宾馆里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时，不觉有些怅然。他推开窗子，眺望景色：眼前的南京闹市区，正在矗立起一幢幢豪华的高档商务楼，一幕幕求租商务间的镜头在脑中浮现……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像他这样的商人都在南京难以租一间商务间，那么还有多少中、小商人渴望租一间租金合适的商务间呢？如果投资兴建中、低档的商务中心，不是具有很可靠的客户来源吗？这一“商机”浮现，叶世光不走了，而是马上着手调查，发现果然“商机”无限，于是果断决策，在南京投资数千万元开办中低档的商务中心。果然客户蜂拥而来，立即吸引了许多中小公司入驻。几年来，出租率都保持在95％以上。叶世光在南京的发展十分顺利，他如今是南京诺亚商务中心总经理、南京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