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卿基辛格试图挽救有关在贸易方面对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法律，但他与参议员们的会谈迄未成功。对苏联政策的愤怒情绪如此强烈，终于导致关于贸易的法律草案附加了参议员杰克逊的修正案才于1974年夏天获得批准。1975年1月3日，接替尼克松入主白宫的福特总统签署了该项法律，使其发生效力。杰克逊-维尼克修正案至今有效……
访美前夕，勃列日涅夫像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为同样的一些想法而备感苦恼：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人家会平等地对待他吗？当本国人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他与帝国主义分子们为伍时，他们会怎么说呢？
1973年4月底，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苏共的对外政策》的报告，这是在赴美与尼克松会谈的前夕。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结果也得到了支持。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你在自己的艰巨而责任重大的工作中要记住，我们同你在一起，你可以依靠人民、我们党和苏联军队的大力支持！”
这番话消除了对是否忠于勃列日涅夫方针的怀疑。
6月16日勃列日涅夫飞抵华盛顿。苏联大使馆大楼里举行了盛大的午宴，食品和酒水都是用专机从莫斯科运来的。
6月22日在苏联大使馆参加午宴之后，勃列日涅夫被带领至圣克列门特——尼克松的城郊官邸。由于勃列日涅夫希望住得离美国总统近一些，便安顿他在尼克松女儿平日居住的一幢独家小楼下榻。
与尼克松共进晚餐期间别无他人，他们喝光了美国总统珍藏的一瓶冰镇“首都”牌伏特加酒。勃列日涅夫诉苦：他费了偌大力气去说服领导层中的同事，尤其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要他们同意有必要裁减军备并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些话可能是真情的流露，意在说明克里姆林宫内的形势，同时也是一种花招：我倒是举双手赞成，可是并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啊……
晚上尼克松在露天为好莱坞的来宾举行招待会。宴会期间，尼克松动情地发表祝酒词，谈及两位领导人对全世界儿童的幸福所承担的责任，说他和勃列日涅夫都热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这种责任。深受感动的勃列日涅夫走到尼克松身边，拥抱了他。
晚宴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滞留了下来，多勃雷宁大使充当翻译。勃列日涅夫全神贯注地品味威士忌，不肯喝苏打水，以免“让水糟蹋了”美酒。
据多勃雷宁说，总书记很快便显露出醉意。他再次开始诉说他是何等艰难，因为不得不聆听政治局委员们“各种各样的蠢话”，考虑他们的意见。他甚至说，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存心害他，他不得不加以提防。
尼克松感到心绪欠佳。最后尼克松和多勃雷宁将勃列日涅夫领进他的房间。次日勃列日涅夫问大使：
“阿纳托利，昨天我是不是说了许多多余的话？”
多勃雷宁大使圆滑地回答说，他根本就没有全部翻译。
“你做得对，”勃列日涅夫赞同地说，“威士忌让我鬼迷心窍，我对它还不习惯，没有估计好自己的酒量。”
访问的最后一天，勃列日涅夫白天睡了很长时间的觉，待到美国人去休息了，他倒进入了精神饱满状态。晚上10点，基辛格接到机要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勃列日涅夫坚决要求立即与尼克松会面。然而总统已经入睡。基辛格让转告苏方，他需要先去见总统，到时候才清楚能否举行计划之外的会晤。
基辛格终归叫醒了尼克松。在微醺状态下就寝的总统立即清醒了过来，心生警觉：
“他们要干什么？”
“不知道，”基辛格回答说，“不过我担心，我们不去与会恐怕不行。”
尼克松吩咐仆人生起窗户朝向大西洋那个房间里的壁炉。基辛格与葛罗米柯取得联系。后者告知，勃列日涅夫希望讨论中东事务。基辛格冷冰冰地回答说，他待总统准备停当后另行通知。
当晚差一刻11点时他们会了面。
勃列日涅夫建议两国间签订一项关于调解中东冲突的秘密协议。然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出结论，协议只会对阿拉伯国家有利，便客气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勃列日涅夫也并未见怪。第二天告别之时他对尼克松说，他是怀着良好的感觉离去的。
1974年3月，基辛格再次飞抵莫斯科，他已被任命为国务卿。
会谈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举行。
“勃列日涅夫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基辛格回忆说，“他那里又增添了几件新玩具。”
他面前放着一个穹形的铜质物件。揭开顶盖后，里面露出六个形似子弹的铜质物体。我问，这是不是装有分弹头的苏联弹道导弹模型，我可不可以透露说每一枚这种苏联导弹装有六个弹头。勃列日涅夫被这话逗得极为开心，于是取下一枚子弹的小盖儿，让我看里面的六支香烟……
另外两件玩具是一块内部机件清晰可见的法国钟表和一块船形手表，据勃列日涅夫说，他能让此表敲击出极为精确的时刻。
一次美国人例行来访期间，基辛格的顾问索嫩菲尔德夸耀自己的那块瑞士手表，这很冒失。勃列日涅夫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表，提出与索嫩菲尔德交换。后者犹豫不决，但终于断定：总书记戴的准是非常名贵的手表。结果失算了，勃列日涅夫交给他的是一块苏联制造的普通钢壳手表。
苏联领导人不顾“水门事件”，一直对尼克松支持到底。
1972年夏天，尼克松及其手下的人决定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用以探知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中的对手们的战略。他们很不走运，这次行动的几名直接参与者被捕，侦查逐步涉及白宫。
尼克松被指控企图隐瞒自己的助手们的犯罪行为，滥用总统权力，表现出对议会和法官的不尊重。
葛罗米柯1974年去华盛顿时曾对尼克松说：
“苏联领导人高度赞许的是，尽管您遭遇了众所周知的困难，却依然信守您的外交方针，这我就不必细说了。对于您的为人，我们极表钦佩。”
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接见了美国大使斯特赛尔并表示惊讶，怎么在美国居然做出这种事情：因为没有交税就对总统提出赔偿请求。勃列日涅夫又补上一句：
“我尊敬你们的总统是因为，他能给对手以回击。”
6月27日，勃列日涅夫亲赴伏努科沃机场迎接尼克松，上次总统来访时可不曾这样对待。
谈判中愿意寻求妥协与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后，得到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创造条件，让美苏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如今发现，自己是一个已经将缓和变为现实的人。或许，他也是明白自己负有保卫和平之责的唯一的苏联领导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竭尽一切可能，使热核战争不致爆发。他以自己的善意给西方政治家留下深刻印象，在谈判中也愿意寻求妥协。
勃列日涅夫感到高兴的是，西方报刊将他描写为和平创造者、一位大政治活动家。他也真的在政策上有所改变，比如，缩减了对越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
1973年的四月全会上，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成为政治局委员。这位部长感到更自信了，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已敢于和总书记争吵。
总书记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讲过，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场名符其实的歇斯底里，原因是总书记（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没有让格列奇科知情，便邀请来一位著名的军事设计师与他讨论防务问题。
与会的人对部长的行为都感到愤怒，估计会有一场大爆发。勃列日涅夫却默不作声，始终心平气和，即便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下他也能表现出克制，不挑起事端。不过总书记和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业已开始冷淡。
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与美国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格列奇科说，他作为为国家安全负责的人，不能对这个条约表示同意。
这种表态让勃列日涅夫不悦。他说，他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是他对国家的安全负责。第二天格列奇科去向勃列日涅夫道歉。
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迫使军界同意限制核武器。有一天，他将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召集到老广场上他那里，讨论已经拟好的与美国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草案。军人们拒绝向美国人让步，尽管对方已经采取了主动的步骤。军人们断言，条约草案仅仅对美国有利。争论持续了五个小时，外交家们赞成，军人们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
“那好吧，我们不做任何让步，协议也不签了，核武器竞赛继续进行。那么，你们能不能向我这个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保证，我们一定会超过美国，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变得比目前的状况对我们更为有利？”
在场的将军们谁也不敢作出这样的保证。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勃列日涅夫坚决地说，“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继续让我们的经济精疲力竭？”
勃列日涅夫是1975年于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会议的筹备工作持续了数年之久。对苏联而言，承认战后的边界至为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则是捍卫人权和自由当先。宣读完最终协议的草案后，政治局委员们纷纷声称，不能签订这样的东西，西方会开始向我们指手画脚的：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不过葛罗米柯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参加这个会议，便说对人权方面的问题可以不必在意：“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只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获得了前往赫尔辛基签署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的机会。葛罗米柯尽量只做和说让勃列日涅夫高兴的事情。
切尔尼亚耶夫讲过，二十五大前大家在扎维多沃为勃列日涅夫草拟总结报告，勃列日涅夫突然想起了加勒比海危机的事：
“我忘不了尼基塔（即赫鲁晓夫）是多么惶恐不安，他时而要给肯尼迪发电报，时而又加以阻止、收回。这都是为什么呢？尼基塔想蒙骗美国人。他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大声叫嚷：‘我们要有导弹打死华盛顿的苍蝇！’科兹洛夫这个傻瓜也鹦鹉学舌地说：‘我们拿手枪顶住美国人的太阳穴！’结果如何呢？丢人现眼！差点儿陷入一场热核战争。事后为了让人家相信我们真的要和平，不得不花费好大的力气。我衷心地希望和平，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一路线，并非人人都很赞成。”
总书记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表示：“您说什么呀，列昂尼德·伊里奇。全国两亿五千万人，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不赞成的，但值得因此而感到不安吗？”
勃列日涅夫摆了摆手：
“你别兜圈子，安德留沙。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什么。不赞成的人并不是在两亿五千万人当中，而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他们也不是州委的某些宣传员，而是像我一样的人，只不过人家想法不一样！”
与此同时，他又感到高兴：苏联军队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一支令美国人畏惧的力量。当勃兰特总理与勃列日涅夫谈起海上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时，勃列日涅夫说：
“美国人早就超过了我们，但我们已经将他们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每星期都能造出一艘潜艇。”说这话时，他做出像孩子们玩弄圆柱形面包的手势。
1967年以以色列的完胜告终的六日战争之后，政治局决定断绝与这个犹太人国家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各国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它们开始获得加倍数量的苏联武器。苏联似乎在阿拉伯东方获得了永久性的朋友。
然而很快便清楚了，苏联不足以在中东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大家都必不可少的角色被赋予美国。结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赶走了苏联的军事顾问，转身面向美国，并在其帮助下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
莫斯科明白，是自己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法，1973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战争开始之前四天即曾通知苏联领导人：他要对以色列实施打击。
勃列日涅夫回答阿萨德总统说，他是在迈出非常冒险的一步，后果可能与叙利亚所希望的不是一回事。于是阿萨德撇开苏联军事专家，以免他们碍事。对叙利亚而言，十月战争再次以失利告终。是苏联的干预才挽救它免遭全面溃败。
同时，也不应当过高地估计勃列日涅夫本人分析苏联境外所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多勃雷宁曾回忆过，1976年秋美国竞选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他与勃列日涅夫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非常坦率。
勃列日涅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惊奇，为何福特不将“为和平而斗争”作为自己竞选的旗号，他本可以将“所有正直的美国人”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多勃雷宁试图向他说明美国人的心态，但未获成功。勃列日涅夫始终囿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而不能自拔。
勃列日涅夫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艳羡，但又一直坚信，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迟早将会获胜。
新任的国防部长是文职
在乌斯季诺夫的领导之下，制造出大量的新式技术装备。他简直是掰着勃列日涅夫的手为军事工业综合体要钱，贪婪地吞食掉国民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类人非常宝贵，但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国家也很危险，他们足以令国家崩溃。
对外政策的成就并不能取代勃列日涅夫只能在国内获得的那些赏心悦目的乐事。将军肩章对于勃列日涅夫已嫌不足，他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元帅。他好像顺便似地对政治局委员们说：
“军人们老是劝我同意接受元帅军衔。”
格列奇科却不愿意让勃列日涅夫当元帅。他是职业军人，深知肩章上每一颗星的价值，一个文职人员无缘无故成为苏联元帅让他感到不自在。
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库利科夫，对我讲过格列奇科召见他的情形：
“咱们来给他想一个什么特殊的办法吧——加一颗星，但小一点儿，不像元帅的那样，而且肩章也要特制的。你画下来，去和什卡多夫（干部总局局长）商量商量，但再也不要找任何人了。”
他们画一枚像大将戴的那样的肩章，格列奇科划掉了某些地方，然后拿尺子量了量自己肩章上的星徽，动手把画稿上的星形改小……
“勃列日涅夫会知道这件事吗？”我问库利科夫。
“当然知道了。”
不过，这场与国防部长的纷争却自然而然地解决了。1976年4月26日格列奇科猝然撒手人寰。
当时他独自待在别墅里。每周星期一是体育锻炼日，克格勃九局的保卫人员总是六点半来到他的别墅。元帅吃过早饭，七点半上汽车，前往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
当天保卫人员们等了他将近一个小时，他始终没有出来。他们便上二楼去找他，可他已经死了：大面积心肌梗塞。他坐在圈椅里，地板上乱扔着报纸，一只手伸在桌上。他没有够着按钮发出警报信号……
新的国防部长先由监管武装力量的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进行遴选。
据德鲁戈夫说，曾经考虑了两名候选人——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雅库博夫斯基元帅和总参谋长库利科夫大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