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您脑子里想出了什么样的愚蠢主意，竟然请一位政治局委员进啤酒馆！”
然而苏斯洛夫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同意。他并未料到，酒吧的常客们得知前来的是俄国人后，纷纷端起啤酒杯伸向客人，于是展开了一场友善的交谈。回宾馆后苏斯洛夫满意地对波诺马廖夫说：
“怎么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结果非常好，可惜所说的那些话不能全部用到我们的文件和总结里，终归事情是发生在啤酒馆……”
返回莫斯科之后，苏斯洛夫仿佛忘记了所目睹的一切，重又坚信不疑地大谈西方工人阶级不堪忍受的苦难处境。
成为坐在总书记右首的人
熟悉内情的人都说，勃列日涅夫看不起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也许，苏斯洛夫是唯一一个他尊敬并且器重的人。
熟悉内情的人都说，勃列日涅夫看不起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也许，苏斯洛夫是唯一一个他尊敬并且器重的人。
1965年6月底，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方参加会谈的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据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布鲁坚茨说，勃列日涅夫建议忘掉过去，表示和解地对印度尼西亚人说：
“我是个新人，你们知道，我从来与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吵过架。”
基本上都是他在讲，苏斯洛夫对他表示支持并略加纠正。勃列日涅夫对苏斯洛夫表示感谢，但说得十分蹩脚：
“我感到满意的是，苏斯洛夫同志发了言，帮助我和我们整个代表团揭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深刻思想和内容，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关于某些国家发展道路的观点……”
叶戈雷切夫曾对我讲过，当他去找基里连科的时候，那人便会开始瞎扯一些对于打猎或其他什么事情的小故事。他总是快快活活，心满意足。他的桌子上放着胡桃——他非常喜欢吃胡桃。只有过了半小时之后才会想起来：
“哦，你有什么事？你是干什么的？”
听罢人家找他有什么事情之后，基里连科不满地说：
“你去找某某吧！你干吗拿一些蠢事来纠缠我？你自己去找总书记好了，他什么都给你办得到。”
苏斯洛夫与基里连科判然有别。他说话简短，只谈公事，绝对不会开玩笑、讲笑话、闲聊不相干的事情。用不着长时间地说服他、证明自己的正确。只消简短扼要地讲清楚问题，他便会马上表明自己的看法。连专业的机关工作人都对苏斯洛夫处理事情的有条不紊、精明干练赞叹不已。
在书记处，他不允许说话超过5—7分钟。如果发言的人超时，苏斯洛夫便会以冷冰冰的语调说一声“谢谢”，那人也就不再吭声了。
苏斯洛夫从来不对任何人大喊大叫，他十分冷静。无论说来多么奇怪，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总是特立独行。
他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常常用蓝色铅笔改正下属起草的文件中的错误，加上标点符号。不过最让机关工作者们叹为观止的其实是他那种古板的教条主义的表现。苏斯洛夫不容许对总路线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他生性畏惧鲜活的话语，总是将那些试图突破既定条条框框的人一律撤职。
苏斯洛夫对党的事务中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都进行监督，永远对以往如何解决某个问题感到兴趣。要是出现“首次”这个词，苏斯洛夫便会仔细琢磨：首次？——于是推迟问题的解决。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有一次有人把政治局决议草稿送交苏斯洛夫，其中将勃列日涅夫刚刚结束的对联邦德国的出访称为“历史性的访问”。苏斯洛夫便把“历史性的访问”改为“政治上很重要的一次访问”。还解释说，总书记还即将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难道那也会是历史性的吗！……
在政治局会议上，苏斯洛夫总是坐在总书记的右首。勃列日涅夫并不担心苏斯洛夫：他知道此人永远不会暗算他。苏斯洛夫完全满足于二号人物的地位。勃列日涅夫发现：苏斯洛夫从不突出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说这是他做的，总是说“是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决定的”。
谢尔比茨基的助手弗鲁布列夫斯基写道：谢尔比茨基与苏斯洛夫关系不好，感觉他对乌克兰的领导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谢尔比茨基地位巩固之后，便苏斯洛夫不予理睬。也许，这位最大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应归入敢于如此行事的为数不多的人之列。
苏斯洛夫很少离开老广场，而一旦去什么地方讲话、与民众接触，便感到严重不安。他早已脱离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置身他们之中就很不自在。他的讲话令人异常腻烦。
曾在古比雪夫工作过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分配，苏斯洛夫被推举为陶里亚蒂选区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他来到古比雪夫与选民们见面。
“我原以为，”沃罗特尼科夫写道，“苏斯洛夫是个沉着、自信的人。然而当你与他待在一起，特别是他在大会上讲话之前神经质地翻动讲稿，与助手核查原文中的某些事实、评价、结论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
讲话开头几句便颠三倒四，女人般得尖细嗓音显得很不自信——于是我明白了，这个在我想象中意志坚定的人也会心慌意乱。”
苏斯洛夫很关心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之后如何控制社会，为何镇压觉醒了的自由思想。
平衡之道——书记处主持人的“二人转”
勃列日涅夫粉碎了波德戈尔内企图获得第二号的图谋，将貌似平等的权力赋予苏斯洛夫和自己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老朋友、中央书记基里连科。这二人轮流主持书记处会议，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上通过的。
苏共中央书记处每周星期二下午四点在五楼大厅举行会议。除了各位书记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委员会各部和某些意识形态机构的领导人、陆军和海军总政治部部长、党的中央报刊的总编。他们被赋予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坐在那里旁听，有时候根据会议的进程，要求他们提供咨询或发表意见。
应邀参与某个问题讨论的人在接待室中听候召唤。小绿灯开始闪亮时，便让他们进入会议厅。
书记处评判党委的工作，检查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政治局决议的执行情况，批准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职务。
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讨论结束之后，大厅里只留下中央书记，有时候也有某个部的领导人。审议的是最敏感的问题——高级官员们的滥用职权和各种过失，对其中的一些过失惩处相当严厉。比如，中央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醉酒，便立即被清除出机关。
勃列日涅夫担心出现一位第二书记，因为此人会主持书记处，掌握苏共中央二号淡紫色印章，无论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是地方的党委书记都受其支配：他任命和撤销他们的职务，派遣出国公干和学习，亦即是说，正是他将“县太爷们”分封到“采邑”，而那些人自然会千方百计地竞相向他表示忠诚。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争夺第二书记的角色。他们为获得权力而斗争，彼此之间自然不会和谐共处。一个人表示支持，第二个人则会拆台。高级领导层的处境便很作难：一个问题取得苏斯洛夫的同意之后，还须与基里连科一道解决，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但基里连科也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指示，那时候就不知道该执行谁的命令了。
佩切涅夫教授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又担任契尔年科的助手，他讲述道：
“在那段机关生涯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我们都知道，要是今天某个部里从素常由基里连科监督的乌拉尔来了一位指导员或处长，那么明天那里也会出现一个从苏斯洛夫监督的斯塔夫罗波尔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很注意保持平衡……”
苏斯洛夫休假或生病的时候，基里连科便一直“当家做主”。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其口齿不清和不会归纳自己的想法，都会给与会者留下强烈的印象。有时候他还会撤销苏斯洛夫已经同意的决定。
1972年12月，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说服中央宣传部领导人格奥尔吉·斯米尔诺夫担任苏联科学院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斯米尔诺夫是科学博士，所长的职位可以开辟通向院士称号的道路。有关他调动的公文辗转于数量众多的党中央办公室。苏斯洛夫签上自己的名字，便于1973年1月休养去了，留下基里连科当家。基里连科将主管宣传部的杰米契夫叫去问道：
“为什么我们决定把斯米尔诺夫调出部里？你们不需要他是不是？”
杰米契夫一下便听出了基里连科的口气：
“相反，在新岗位上我们也想密切他和部里的关系，我们非常需要他。”
“嗳，既然需要，就让他在部里工作好了。”于是基里连科取消了苏斯洛夫的决定。
苏斯洛夫回来上班后，装出一副他不在时什么事也不曾发生的样子。半数基里连科的决定却无声无息地胎死腹中。向他提醒说基里连科已有指示的人，在中央委员会肯定干不了多久。人们都非常怕他，书记处内谁也不敢同他争辩。对全机关而言，苏斯洛夫的意见就是法律。谁也不会试图弄清，这是他自作主张呢，还是他的观点已经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
“你往日在宣传部的同事格奥尔吉·斯米尔诺夫的调动是怎么一回事？”我提醒雅科夫列夫，“基里连科可是在苏斯洛夫不在时不声不响地撤销其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基里连科去找过勃列日涅夫，并已与之谈妥，”雅科夫列夫说，“没有取得总书记的同意，基里连科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往往都是这样：苏斯洛夫在书记处会议上说：
“不，我们不能采纳这个建议。”
于是中央某个部的领导人便会惊惶地从座椅上蹦起来，说：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这个问题可是征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同意的！”
对此，苏斯洛夫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我再和他谈谈。”
再也没有谁敢反对了。苏斯洛夫的话意味着问题已经结束。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是有名无实的人。如果他说，就这样，不能那样，那么苏斯洛夫从来不会冲撞他。不过，实际上苏斯洛夫在党内已是十足的主宰者，因为勃列日涅夫业已授予他全权。勃列日涅夫喜欢的是专权，而不是治理。勋章、荣誉、掌声——这些东西才合他的心意；他喜欢作报告和接见外国代表团，却不想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乐于将日常事务交付与苏斯洛夫。表面上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的签字意义相同。很快就表明，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明白，苏斯洛夫对他而言更为重要，更加可靠。
尽管如此，基里连科还是感到自信。很早以前便与勃列日涅夫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以“你”相称，这种情况决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除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之外，基里连科对所有的人的说话方式都很严厉、强硬。在党中央机关中，他被公认为是蛮横之人。
清算古拉格群岛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在赫鲁晓夫解冻年代，以“党的冲锋枪手”自居的那些作家，经不住与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竞争。当局可以给自己的吹鼓手们赏赐官爵、勋章和别墅，却无法让他们变得才华出众和广受欢迎。
御用作家们得不到读者的好感，因而更加乐意参与在生产意识形态方面对他们无法容忍的天才人物进行扼杀。
1966年11月1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勃列日涅夫在当选为党的领导人后首次就意识形态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讲话阐明了他的观点。
勃列日涅夫首先谈到，十月全会之后（即赫鲁晓夫去职之后）取得了许多成就：
“然而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领域，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十月全会之前的十年期间，这个领域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更多。而这些错误我们纠正起来也不像其他某些错误那么简单……”
接着，勃列日涅夫又说，这正是令他感到不安的地方：
“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手段，诸如一些科学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还有报刊，可以坦率地说，在我们这里常常被用来丑化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日前别人就向我介绍了西蒙诺夫的新作，似乎叫做《战争百日》。在这部作品中，西蒙诺夫将我们带进了迷魂阵。”
勃列日涅夫指的是西蒙诺夫的战地日记，《新世界》杂志准备将其发表，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允许刊出，因为其中如实地描写了战争初期的悲剧。勃列日涅夫举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理由，但让人明白，不许发表西蒙诺夫的日记。
“我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最珍贵的东西，却在某些作品、杂志和我们的其他一些出版物上遭到批评。我们一些作家（偏有人发表他们的作品）硬要人相信，似乎并没有‘阿芙乐尔’的重炮齐发，还说，这只不过是空弹射击，并没有二十八位潘菲洛夫战士，他们的人数更少，这个事实大约是捏造的，也没有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及其呼喊声：‘我们背后就是莫斯科，我们已无路可退了’。”
可以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接到了关于《新世界》杂志上批评家卡尔丁那篇著名文章的报告，文章中说本国历史充斥着神话。
勃列日涅夫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总政治部部长叶皮谢夫将军，此人监管全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纯洁性。
“事情甚至发展到诽谤十月革命和我们党、苏联人民英雄历史上的其他历史阶段，”勃列日涅夫说，“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警觉首先是因为，并未对歪曲事实的行为给予应有的回击……同志们，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从党的立场出发就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书发表意见。”
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是作家。这是索尔仁尼琴第一部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公，小说经赫鲁晓夫批准后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
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杰米契夫第一个发言，因为按照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明白应当为自己的领域内的缺点负责，因而立即诉说自己辖区的复杂情况：
“我很注意谁在宣扬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些错误观点，是《新世界》杂志在宣扬。党的第二十大之后，我国知识界形成了三大集团。一个出现在《新世界》周围，另一个则在《十月》杂志周围。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二十大、二十一大都是完全错误的。看来，我们的确犯了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建议将特瓦尔多夫斯基撤职。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解除他的职务，他反倒会成为英雄。”
经验丰富的杰米契夫立即着手寻找可以推卸责任的替罪羊，他没有放过搞掉他想摆脱的官员的机会。
“我们最薄弱的领域是电影。我认为，现在是解除罗曼诺夫这一职务的时候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素质很高的人，但也是一个大大的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