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许多思想直接来源于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马瑞。布莱尔在牛津读大学时，就深受麦克马瑞思想的影响，他自认为他的思想大多从麦克马瑞那里而来。麦克马瑞30年代在伦敦大学当哲学教授时，已经出名。当时，现代西方哲学把个人放在第一位，而他则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人只有与他人有关系时才能生存。他的“他人中心说”不仅是对现代哲学，实际上也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不完全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在家庭和社区里创造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和自爱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追求自我利益，我们将使社区得利。而麦克马瑞则认为：实现社区利益将使其中的个人获利。麦克马瑞的思想实际上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批判的结合物。
布莱尔的思想灵感在许多方面受到国外一些左翼思想的启发。自从1979年大选失败后，在过去的18年间，英国工党不断地擦眼看世界，从其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吸取营养。在1981－1983年间，党内比较看重法国社会党的经验；1982－1991年间，许多方面又倾向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模式；1987－1992年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非常注意；在1984－1986年间，曾一度对新西兰工党的经验感兴趣。但相对来说，对英国工党有益的与其说是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倒不如说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运行的教训。相比较而言，对布莱尔的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是澳大利亚工党的成功经验，而澳大利亚工党自1983年上台后，所奉行的是一套没有撒切尔夫人的撒切尔主义路线。布莱尔对澳大利亚工党提出的“全民工作”的就业计划、“全民创造”的文化计划、“澳大利亚未来网络”的有线电视计划以及职业培训计划非常感兴趣，认为这些社会政策同他们信奉的“社区主义”十分投合。从1995年开始，英国工党与澳大利亚工党的交流十分频繁，人们可以看到两个工党在许多方面的共同点。
对于布莱尔的思想，英国和西方社会的报刊中称呼比较多，诸如“社会保守主义”、“准新保守主义”、“次保守主义”、“后社会主义”、“布莱切尔主义”（布莱尔思想与撒切尔主义的合称）。对于布莱尔的政策主张以及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保守党说是旧的工党穿起了伪装的新衣；时髦的共和主义左派认为是撒切尔主义换上了新装；自由主义者说它太保守；传统的宪政主义者说它太激进。有些老人说布莱尔这套东西以前就有过，60年代威尔逊时期的社会民主就是这些东西；乐观主义的人把布莱尔看作是19世纪的探险家，似乎可以重新描绘出一张新的政治地图；悲观主义者则说成功的政治家只有拥有明确的思想才能执掌政权，而布莱尔在这方面并没有超出金诺克和史密斯所为；还有人评论布莱尔在改革工党方面要胜于他的英国改革计划；也有人认为，布莱尔呼吁的社区的价值看起来空洞无物，而权利共享的计划又模糊不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布莱尔的思想体系呢？布莱尔的思想体系与英国工党过去的思想相比确有较大的区别。从风格上看，布莱尔上台后在理论改革和组织调整上，步子之大、胆量之高、措施之多，令人刮目相看。他没有背上历史的包袱，对工党的陈规陋习不以为然，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从内容上看，虽然他的前任金诺克、史密斯在理论改革和组织调整上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没有达到布莱尔这样系统的程度，他力图把工党与国家、阶级、宗教、伦理、家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力图在全球经济中为民族国家争得一席之地。在党的价值观上，他倡导社区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放弃了工党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想放弃但又办不成的党章第4条款，不再把公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而仅仅作为实现党的目标的一个手段，在党纲里第一次公开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合法性。在政策问题上，公开赞扬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作风和某些政策，承诺不推翻保守党政府的某些政策。在与资方和工会的关系上，公开采取拉一方、打一方的政策，亲近资方，排斥工会。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大批个人党员加入工党，他们的思想与传统的工党党员差距较大，党内决策模式也发生变化，中央领导的直接决策能力得到加强，同时基层党员民主又得到发挥。在党的形象上，工党有了较大的改观，人们普遍认为工党已成了一个温和型的政党，由原来的左翼政党变成了中左翼政党。
然而，工党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仍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修改后的党章第4条，开宗明义地宣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把工党和欧洲大陆上一些社会党相比，布莱尔现在的思想体系与改革的内容，其他一些社会党早就实行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50年代初，就在纲领里放弃了公有制的目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强大的工会的牵制，工党在形式上，显得比其他社会党要激进一些。从布莱尔提出的价值观、政策目标、组织制度上看，他从国外社会党借鉴的东西较多，大体上没有超出1989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新基本纲领》和1989年6月斯德格尔摩大会的《社会党国际的基本宣言》的范围。布莱尔还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实际上也与欧洲大陆上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准备放弃“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相一致。
布莱尔的思想体系的确与撒切尔主义有共同的地方。但如果从大范围看，这种趋同是比较正常的现象，正象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执行了一条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加上英国“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一样，今天布莱尔的思想轨迹，工党的政策走向与40年代后期保守党所走的路线大致一样。
透过近百年政党发展史可以看出，在价值观、目标、政策三个层次上，不同政党之间，尤其是在英国，呈现出如下这样一种现象：在价值观上，可能分野较清，互相对立；在目标上则互有交叉；在政策上则趋同，界限比较模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政党政治的特点以及左翼政党的地位与任务分不开的，并不表明这些政党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还很大，虽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病继续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但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调节和变革得到一定的缓解和克服，并没有尖锐和激化进来，发展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摆在英国左翼政党面前的任务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在照顾劳动人民利益的前提下维护、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处在同一个国家，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人民，同样的世界，政策调整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宽阔，两党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差别不大。两党在政策上趋同，一定时期内左翼政党向右翼靠拢，或右翼向左翼靠拢，是英国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长期性、均衡化、常态化下的一种正常现象。
一个政党的政策不是想当然就能制定出来的，它要受国内阶级结构发展变化的制约，要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寻求执政的政党，它要考虑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不可能只考虑一个阶级、某个压力集团的利益；作为一个寻求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它要在照顾传统选民的要求的同时，尽力拓展可以争取空间；作为一个联邦性的民主的政党，它必须平衡内部各个派别和组织的利益。这样一来，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在社会大趋势的压力下，在各方面利益的要求下，在一定时期只能与主流政策相趋同。战后英国政党的共识政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7月至1979年3月，是右翼的保守党向左翼工党的政策趋同；第二阶段从1979年3月始至今，是左翼的工党向右翼的保守党趋同。布莱尔上台后，正好处在第二个时期，一些东西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更何况他本人也不想与这个大趋势相对抗。布莱尔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会上台执政，也不会利用政权这个工具去维护劳动人民的眼前利益。两党制的一个功能就是促使每一个政党都避免走向极端，进而导致政治中间化的趋势。执政党为了连续执政，在野党为了上台组阁，都需要迎合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和要求，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对手受人欢迎的主张改头换面为已所用。工党作为一个以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为目标的议会政党，布莱尔作为这样一个政党的领袖，也只有在共识政治的大前景下求得自己的发展，在发展中又保持其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