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夏天，基金会委派我，作为一名宣传者，去接触一个自称患有卡氏肺孢子虫肺炎（PCP）1的人。我给他打电话约定见面时间。他问我会不会开着一辆能识别出是艾滋基金会的车过去。我向他保证我开的是自己的私人车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想确认一下车的两侧都没有张贴标志。我再次向他保证不会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不想让邻居们看到任何端倪，令他们可能会把他看成是病毒潜在侵袭的对象。我理解这意味着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同性恋，他所居住的社区不能接受这些。
我把他提供的信息记录下来，但他一直没有说明自己对于基金会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他是想让我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艾滋病毒测试会呈阳性，但他最主要是想聊聊天。他向我吐露自己曾参与一些“愚蠢的”活动，现在他害怕了。他想要我的家庭电话，我没给，但我说服他去做个测试。接下来的一周，我打电话给他回访继续完成我的工作，他对我说测试结果是阴性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唐病得很重，已经无法打电话求助了。他之前的恋人联系基金会请求帮助做一份遗嘱。我到他家的时候，是他的前男友开的门并把我领到客厅里，唐就躺在沙发上。他已经由于巨细胞病毒感染而完全失明了，我们的第二个客户鲍比也是这种感染。他骨瘦如柴，身体扭曲，就像是大屠杀之中最惨不忍睹的受害者。更糟糕的是，他还患有严重的痴呆症。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坚持说自己还能够开车，这越发显示出他的脑子出了问题。除了看不到以外，他甚至都不能自己坐起来，更别说开车了。为了给他多留一点点尊严，我不顾他朋友的反对，允许他自己签署新加入者表格，尽管他那超大的孩童般的涂鸦在纸上四处蔓延。接下来的周一晚上在社会服务委员会的会议上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他请求援助的申请被批准了。
那年秋天，艾滋基金会在一天下午打电话给我交代了一项任务。我得去探访一下西边的一处乡下小农舍。傍晚时分，我出了城。当太阳在我面前落下时，我终于到达了那条尘土飞扬的狭窄小巷，我得从那儿拐进去。又开了很短的一段距离之后，来招呼我的不仅有犬吠声，而且它们还亲自簇拥在保险杠和我的车门周围。其他的动物也都加入进来，包括鸡和山羊。我胆战心惊强行通过了动物园，来到了房门前。PWA不在那儿，但没关系。他的前男友和男友的新伙伴一起在家里照顾他，他们在为他们的朋友请求经济援助。还有两个年长一些的男士，他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很多年了。很显然，他们都很关心这个患有艾滋病的人。那是我第一次见证重叠的同伴关系，一个新人非常乐意帮助他现在恋人的前任男友解决困难。那不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的是，同性恋群体正在形成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形成更为紧密的纽带。我很自豪地成为这爱心源泉的一部分。
就在我热情参与践行善行的第一年，基金会让我同哈蒙约见一次，他是一个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测试阳性的人，只是想要多了解一些关于这种病毒的信息。那时候，我恰好在读一本这方面的书，于是提出要把书送给他。哈蒙问我有没有普通的褐色包装纸。我相信我明白他这样问的原因，然而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巧合，我真的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它包上了，不过这样立刻就可以送给他了。我约好和哈蒙见面并送书给他的那天，和楚门一起吃了午饭。楚门很高兴陪我一起去哈蒙的公寓，这也舒缓了我强加给自己的紧张情绪，社团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我们非常受欢迎，于是当哈蒙在第二周打电话让我陪他一起去参加一场室外音乐会时，我欣然同意了。他开着他那辆几乎古董级的敞篷奔驰到了公园并把车就敞着篷留在了停车场里。当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答道：“比顶篷被割破了要好吧。如果有人想拿走点东西，他们总会想办法拿到的。”
很显然，他之前有过那样的经历。当音乐会后我们回到车里的时候，不出所料，有人来洗劫过了——但唯一丢失的东西就是一把梳子。
我再次见到哈蒙的时候，他正在复员军人医院里接受痴呆症的治疗。他对于自己是否是“令人信服的”而表示担忧。我独自暗想，如果他能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自己所害怕的事情，那么他应该不会是精神错乱的。
我不记得我们是如何失去联系的，这让感到很不安，但我知道，在那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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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是由肺孢子菌引起的间质性浆细胞性肺炎，为条件性肺部感染性疾病。本病20世纪50年代前仅见于早产儿，营养不良的婴儿，近10年来随着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肿瘤化疗的普及尤其是HIV感染的出现，发病率明显上升，已成为HIV感染患者最常见的机会感染与致死的主要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