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大卫·圣约翰出版《女巫集会》，一本与白宫情形有关的侦探小说。主人公是华盛顿私家侦探乔纳森·P·高尔特，他住在乔治城，那里混杂着迷幻用品商店和吸毒上瘾的14岁瘾君子，贪婪的工会老板盘剥诚实工人。
书中，一位职业舞蹈家失业后在屋后的胡同里被杀，接着是妖妇莱斯科。嬉皮士斯塔德和休海德成为杀人嫌疑犯。侦探对他们的社区进行调查：“剥落的油漆、下陷的台阶说明这里白蚁猖獗……手指画、花哨的海报和涂鸦指示路人不自然地联系到总统。”
后来知道谋杀的幕后决策者是纽博·韦恩，是某个来自马萨诸塞的放荡议员。一副塔罗牌将高尔特带入了一个奇异的仪式场景，就在政府资助的“社区参与中心”举行。黑人男女只穿着缠腰布，半裸地在莱斯科的棺材前疯狂起舞。侦探偷偷地观看，只见参议员迷人的妻子“将手伸进对方的喉咙，在盆骨上划了条血线，接着将死者扔到停尸架下，张开举起的手臂站在那里，展示贴着肉画上去的倒十字架。”
高尔特将这告诉了一个狐疑的警察：“假如我告诉你纽博·韦恩是个恶魔崇拜者会怎样？”
有关参议员觊觎总统宝座之事到此为止。
“大卫·圣约翰”是霍华德·亨特的笔名。他最初写小说是因为在CIA闲得无聊，不想倒很成功。
《女巫集会》为理解管子工的心思提供了一个视窗。和白宫很多人一样，霍华德·亨特认为自由主义真诚博爱的面纱下躺着的是不可救药的罪恶。戈登·利迪怀疑埃尔斯伯格是克格勃特工；《纽约时报》通过“黑袋作业”来获得五角大楼文件。在他们看来，所有罪恶都有联系。利迪在回忆录中用12页来叙述他如何卷进突袭蒂莫西·利瑞家的事——恶心的60年代人的又一桩错事。利迪在1970年
搬到华盛顿，他说邻居是“民主党自由派职业官员，讨厌尼克松，并且对培养孩子的态度很放任”，于是他用“我去FBI之前就已学会”的保守观点恐吓其中一个孩子。因为“允许60年代的人攫取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成为美国的官方生活方式会让我恼火，就像在1945年让职业日本军人投降一样。”当他想到1972年总统选举时，他意识到，对尼克松而言，依据民主政治的正常程序来战斗就会是投降。
这样的人并不鲜见，他们就是美国人。
一些事蔓延全国：国际警长协会报道，1971年前三季度有91名警察在执勤时被杀。前警察局长福兰克·瑞佐以“美国最强硬的警察”竞选费城市长。1971年，他打败两个瓜分选票的自由派人士赢得民主党提名。12月，他通过维护警察局“放弃地盘”的惯例（不是控告黑人小孩，而是在强势的白人邻居中进行自我保护）赢得大选。
在纽约，治安员大叫着“永不再来”，并向处理苏联行动的登记人的办公室投放燃烧弹。在皇后区，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猛撞50名福利权利纠察员，要求降低日托费用：“我有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要养！”在加大油门之前，他哭了。沿着新泽西收费公路，调查记者罗恩·泊拉姆博写了一本关于纽瓦特暴动的书：《起诉无理》。他用无可辩驳且令人震惊的事实，记录了警察和警卫队士兵对无辜民众的残忍杀戮及对黑人企业的彻底打击。随后有人两次企图取他性命。纽瓦克警方睁眼说瞎话，控告他开枪自杀。在同一城市，80%的学生都是黑人的纽瓦克合唱团男校搬进位于中上层阶级附近的三层乔治式大厦。九月，有人从侧窗将自制的燃烧弹扔了进去，但没有造成伤亡。一月，破坏者点燃了整个校车，但无人向警方报告。
损坏校车成为全国性趋势。法官达蒙·基斯，联邦地区唯一的黑人法学家，他命令庞蒂亚克白人城镇接受底特律黑人学生后，密歇根成为先锋。就在新学年开始前的一个炎热傍晚，两名恐怖分子溜进车库，在六辆校车的燃料箱上方放置了黄色炸弹。数千名市民跑来为恐怖分子帮忙，就好像他们过去常在处以私刑后又诋毁南部那样。“庞蒂亚克成了新的南部，”一名州立法委员说，“坦白地说，我以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为耻。”
爱达荷霍姆山的居民受够了大兵咖啡馆，于是将其烧得精光。在新墨西哥州鲁伊多索，南希·泰普和保罗·格林没举行婚礼就同居了。这个城镇看不惯嬉皮士，于是保罗被捕了，理由是他违反了鲁伊多索125年来很少执行的“下流同居”法。对于初犯，法定刑应当只是口头警告，但法官把他关了30天。保罗没太介意对他的监禁，据说有人给他机会请律师，但他只是慢慢地走出了监狱。第二次“鸣枪警告”时他的后脑被打中。没有官员被起诉。在新墨西哥，对嬉皮士处以私刑已蔚然成风，1972年1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年轻人“被打、遭强奸、遇害”。
公共服务的联邦专员报告，1971年联邦大楼发生了771起炸弹威胁事件、35起爆炸。1月，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的警方拆除了自称是“亚美利加运动”组织安放在八个银行的炸弹。犯罪嫌疑人是名擅离职守的前部队无线电操作员，1971年夏天用假名再次入伍。追捕行动展开时，斯坦福大学刚好宣布，布鲁斯·富兰克林教授可能会成为那里七年来首次失去终身职位的教授。1月17日，其支持者在学校附近放火，一只黑火药炸弹在断路器上被发现。次日，反污染活动分子用水泥堵住排污管，使一间百事可乐工厂关闭。同一天，市长戴利召开记者会，宣布逮捕两名大学生，因为他们涉嫌用伤寒性微生物往芝加哥的饮用水里投毒，此种微生物在他们家中找到。他们打算给他们的“复活”组织成员注射疫苗，以形成一个优等民族。
到处都在发疯，有时很难判断它从何而来。但管子工及其老板无此疑惑，他们认为挑衅来自左派。其他人都只是在防守。
挑衅者毒害了无辜青年的思想。密歇根大学的两名英语教授同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教材，内容全部来自暴动的秘密报纸，序言还写着“为‘相关’读者打造的写作课程的登峰造极之作”。妇科门诊在高校开设，密歇根大学的门诊单在九月就被预订了900次；波士顿大学更是要提前数月预订，尽管他们担心遭到保守的校董会反对而没在学生报上做宣传。在普林斯顿，一名女生告诉记者：“总体感觉检查很草率，医生并不上心。他们来这就是为了发避孕药。”
尤利斯·莱斯特在《纽约时报》上就黑豹党人乔治·杰克逊在狱中写的信做了评论：“读完这本书，白人会渴望昔日的美好时光。”8月21日，杰克逊在圣昆丁监狱的一次武装营救行动中被击毙。北卡罗莱纳州威尔明顿爆发黑人犯罪浪潮，当地执法部门警告市民“白人权利”民团组织比三K党还危险。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一伙巡回作案的黑人激进分子在枪战后被捕，《洛杉矶时报》报道了其部分计划：接管美国的城镇，然后将它们还给黑人。纽约州北部锡拉丘兹的警察局长抱怨他无力阻止黑人少年对他的官员实施“打了就跑的游击战”。
锡拉丘兹以西109英里外，纽约的阿提卡村民正在举行劳动节狂欢。一只乌鸦飞过，可怕的消息传来：村镇男人们工作的那间监狱即将发生暴动。
七月，囚犯领袖签署了请愿书，抗议惨无人道的监狱环境。在他面见惩教署署长无明确结果后暴动开始了。接下来的一周D区发生常见的混战，不久就变成了暴动。囚犯们用偷来的长管、链子、扫帚把、锤子和棒球拍打破了狱警的脑壳。他们占领了放风场地，点燃了校舍和小礼堂，将狱警的衣服剥得精光，并让他们接受夹道鞭打的惩罚。
一片混乱——直到黑人权利运动的助手想到办法。
他们抓了38名狱卒为人质。两个监狱分区的领袖组成谈判小组。他们要求不要将2250人关在计划关1600人的监狱、一周可以不止洗一次澡。他们变得胆大妄为：要求被特赦、要求“由囚犯和/或在囚犯监督下重建阿提卡监狱”、要求“快速而安全地转移出去，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
电视摄像机也来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发表此声明，是想让他们准确地知道我们的想法和他们该做的事，”21岁的发言人冷静而自信地说，“1971年9月8日在阿提卡这里发生的一切，不是因为两囚犯卑鄙偷袭，而是这座带有种族主义的监狱一年来疯狂镇压的结果。
“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不应忍受如此这般的拷打和驱使……
“我们不会妥协，除非开出的条件能接受。我们会号召所有有良知的美国国民帮助我们结束这一境遇，它不仅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命，也威胁到了你们所有人。
“我们定了四条要求……”
这是一个怎样颠倒的世界啊，囚犯还要提出“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波比·西尔、汤姆·威克、来自布朗克斯区的议员赫尔曼·巴蒂罗和其他人成了他们的辩护人。州的监狱总长自信当地的地面部队可以不用暴力就缓和局势，若要重获控制权就需要“激烈的徒手战斗”，这只会造成人质的死亡。谈判者、旁观者和监狱官员都请求州长洛克菲勒出面，但他却选择待在幕后。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僵局仍旧继续。《纽约时报》的自由派专栏作家汤姆·威克在雨中的停车场向镇民讲述进展情况。他说他和五名人质谈过话，他们没有受亏待；而且他们还支持囚犯要求特赦。
“我想为狱中的联合暴动进一步辩护。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冒犯了他们视自己为人的想法。他们似乎不愿交出人质，除非能得到彻底大赦。”
一名身着狱警服怒目而视的男子是其中一名人质的父亲，他怒不可遏：“黑鬼同情者！我们必须冲进去把人质带出来。过分庇护罪犯没啥好处。我们必须救出我们的孩子或干脆将监狱炸成平地！”
“你算什么白人？胳膊肘往外拐……帮助黑鬼来对付自己人。”
洛克菲勒打电话说宪法没有授权他采取行动。最后，他终于觉得他受够了，并非正式地同意了营救计划，并将细节问题交给了到场的指挥官。
12月13日周一上午，狙击手和突击队在监狱场下面看不见的地方隐藏了起来。
囚犯相信谈判还在进行，于是虚张声势以加大砝码：他们架着8名蒙着眼睛且被捆着的人质来到敞开的步行道上，用刀片抵住他们的喉咙。报仇心切的警官一阵狂乱射击。带着防毒面具的伞兵视线受阻，击毙了几名人质。待令人窒息且刺眼的催泪瓦斯散去后，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大量尸体，有的还在扭动，有的完全不动了。9名人质和26名囚犯当场死去，接下来又有4人受伤。
终于平静下来，但讹传在官员间散开：一名人质被阉割，所有人质死去的时喉咙都被割破。这使得狱警随后对囚犯进行数轮折磨，这次轮到他们鞭打裸体的囚犯了。
《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大众的反应。一位长头发留胡须的人说：“那是个灾难。野蛮而残忍。”三两个妇女认为政府反应过激。然而，一名男子道出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必须要有法律和秩序。必须的……他们只是做了该做之事。”
政治家试着去搞清楚这件事。自由派分子约翰·林赛1970年曾处理过纽约市的监狱暴动，他认为监狱改革势在必行。副总统阿格钮批评林赛掉入了乌托邦左派分子的套路，站到罪犯那边去了。洛克菲勒作出的里根式的宣言惊呆了他的自由派粉丝：应当指责那些“对合理抱怨假以利用的人，他们不是为了纠正这些抱怨，而是想利用它们推翻社会”。穆斯基说，“阿提卡监狱的悲剧明显证明了美国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已经到了宁可死也不愿在美国多呆一天的地步。”
对总统竞选的领先者而言，这相当虚无，但它迎合了虚无的国民情绪。
7月6日，科尔森召集秘密警察，其基地就设在白宫。七周后，阿提卡暴动一触即发，管子工开始筹划第一次“黑袋作业”。
紧张的克罗迟迟才出现在16号房间的集会上，他和利迪交出了一个胀鼓鼓的信封，里面是美国企业学会主席的儿子约瑟夫·巴鲁迪从牛奶生产协会那里洗来的5000美元黑钱。基督科学者克罗显得有些焦虑：“给你。老天，千万不要被抓。”
亨特和利迪飞往洛杉矶。突击小组也于同一天分批抵达。小组领导者伯纳德·巴克，代号为马克，是亨特在猪湾事件中的助手，两人在迈阿密的10周年重逢聚会上重拾旧谊，就像大学时的哥们一样。巴克聘请来的古巴人很活跃，他们和巴克一起来到CIA的迈阿密情报站，那里还在继续报道反对卡斯特罗的宣传和破坏行动——以及，国内对CIA章程的反对。说服他们并不难：“霍华德·亨特以爱德华多的名字，”巴克向他们解释，“向古巴人民描绘他们的解放。”
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希尔顿酒店，视线正对菲尔丁医生的办公室。9月3日晚上9点，两名古巴人扮成航空特快的递送人来到这间办公室，里面有摄像仪器和廉价收发器。他们刚到那里就确信大楼的后门是开着的。
利迪从酒店打来电话，确信菲尔丁此时在家里。这意味着可以行动：午夜，古巴人又来到这里，利迪坐在停车场一辆租来的车里放哨。此时后门已上锁，于是他们找到一扇比较隐蔽的窗户，想破窗而入。但他们意识到附近嘈杂的空调声会使他们听不到是否有敌人过来，于是利迪违反行动规则，拿出他那可以伸缩的布朗宁猎刀守卫犯罪现场，直到他们安全进入。而事实上，他应当待在车里，以免行动会追溯到白宫。
叮当一声，玻璃被敲碎，利迪回到了车上。
霍华德·亨特焦躁地下令停止行动：菲尔丁出门了。利迪用对讲机通知古巴人，可遭遇沉默，他眼睁睁地看着古巴人差点玩完。
没有回应。原来古巴人忘了将对讲机调大音量。
千钧一发之际，古巴人有如神助，听到了沙沙的动静，行动小组又回到了酒店。那里，亨特正在冷冻香槟，他还期待着任务圆满完成。
古巴人汇报说，他们必须用撬棍撬开档案柜，所以留下了物证。亨特问他们找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爱德华多。没哪个文件上有埃尔斯伯格的名字。”
“你确定？”亨特担心地问道。
古巴人解释说，他们抽出撬开的档案柜里的照片，一个个地查找过，接着他们将药片散落一地，使现场看起来像是某个瘾君子破窗而入。自豪的利迪在回忆录中写道，“至少这次行动‘很利落’：里外都没留下蛛丝马迹。单凭这，我们就决定开香槟庆贺。”他还叫来了克罗，克罗批准了在可能的将来找到菲尔丁住处的侦查任务。
9月8日，总统询问埃利希曼“管子工”的进展。“我们实施了一次小小的行动，”他回答说，“它在洛杉矶失败了，而这，我觉得你最好不要知道。但是我们在进行中搞了一些恶作剧。它会有所报偿的。”埃利希曼说他们企图将约翰·肯尼迪所谓的罪行算到民主党头上。“有些材料就快浮出水面了。”他允诺道，但他也警告，CIA不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提供机密的外交电报。
他不能控制任何一级政府的说法通常都会让尼克松大动肝火。他开始抱怨国税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