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医学疗法是充满活力的。随着支持性数据的逐渐积累，昨天的候选疗法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主流疗法。英国ThamesValley大学最近宣布将开设为期四年的印度阿育吠陀医学学士学位课程。校方称这一专业设置已引起了许多热衷学习印度医学的人们的兴趣。阿育吠陀医学涉及草药、饮食指导、瑜伽及冥想。这一传统医学在南亚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近年来随着许多人视其为常规医学的替代疗法，阿育吠陀医学在西方日益流行。ThamesValley大学希望通过该课程的开设能够加强替代医学与正统医学的联系。所谓“Ayurveda”为梵文，中文一般译为“阿育吠陀”或“生命吠陀医学”，“Ayus”指的是生命，“Veda”指的则是知识或者智慧，两者结合在一起，其意思是指“生命的科学”，或是指生命或长寿的知识。阿育吠陀医学有两大功能，它不单是一门治病的知识，同时还是一种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如何保持健康的学问。阿育吠陀讲求的是整体医疗，它的医疗宗旨是全方位的。阿育吠陀疗法将身、心、灵视为一个整体，它教导人们与自然界和谐共存，从而达到肉体、心灵和情绪上的健康。阿育吠陀的功能也即改变人们对生活与生命的态度，以改正身体不平衡的状态。
阿育吠陀的原理是：造成人们生病的原因是由于体内三大生命能量（称为“doshas”）失去平衡造成的。人体中的三大能量分别是瓦塔（Vata）、皮塔（Pitta）和卡法（Kapha）。阿育吠陀医学认为，自然界和人体由乙醚、空气、火、水、土五种元素构成。人体内的三大能量也是由这五种元素构成：乙醚和空气结合形成瓦塔（Vata），火和水结合形成皮塔（Pitta），水和土结合形成卡法（Kapha）；一旦这三大生命能量太多或是不足够都会使得人们生病。阿育吠陀认为，身体的不平衡是由于不适当的饮食习惯和不正确的生活方式，以及外伤、病毒等因素引起的。在这些因素中，有些因素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但是，生活方式和饮食却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人们身体状况正常、健康没出现问题时，阿育吠陀医学可作为保健养生的知识，生病了则可用以治疗疾病。阿育吠陀医生在诊疗时，会以询问的方式，先了解病患的饮食习惯、对压力的感受、睡眠模式等；再从观察中来做出结论，包括观察舌头、眼睛、皮肤和行为举止，听患者的声音，一旦被医生诊断出体内不平衡，那么他们会建议病人改变生活模式和饮食习惯，以及使用草药或按摩。阿育吠陀目前已逐渐演变成一种治疗方法，称为AyurvedicMedicine，被欧美人士视为现代医学的一种“另类”（alternative）疗法，一些患上慢性病的人在治疗长期病痛时，并不选择看西医，而选择像阿育吠陀这样的“另类”医疗方式来调养身体。同时，Ayurveda在欧美并已悄悄发展成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些时髦城市悄然兴起。此外，阿育吠陀医学的草本自然疗法近来常被一些号称回归自然的Spa中心采用，发展出以草药按摩的阿育吠陀按摩（AyurvedicMassage），甚至连一些纤体中心与瘦身产品也声称取法阿育吠陀医学的治疗原理。
替代医学在世界范围内仍旧无法得到主流机构承认的核心障碍是，替代医学的核心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体系无法相融与沟通。目前，属于替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世界上有数十种，如：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简称中医）、中国西藏医学（ChineseTibetanMedicine）、中国蒙族医学（ChineseMongolianMedicine）、印度阿育吠陀医学（IndiaAyurvedicMedicine）、希腊罗马阿拉伯古典医学（HippocratesGalenAvicennaMedicineSystem）、欧洲顺势疗法（Homeopathy）、日本汉方医学（JapaneseOrientalMedicine）、韩国东方医学（KoreanOrientalMedicine）、伊斯兰医学、南美医学，等等，这些医学体系中绝大多数产生于数千年前的古代原始哲学理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但它们都能通过使用天然药物来治疗疾病、维护健康。
藏医学：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藏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千百年来，它广泛吸收汉族医学和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民族医药学的精华，对某些疾病有独特见解和疗效，使其在祖国民族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早在原始社会，藏族先民就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极为原始的医疗卫生经验，比如用开水治疗消化不良等。据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记载：“患蛾喉头痛者用牛角、岩羊角、山羊角、马蹄等调外合剂”，这是古代藏族人民发现动植物的药用价值的有力证明。此外，藏族人民对外伤的处理由开始用泥土、酥油、酒糟来外敷伤口，逐渐地总结出一些敷治外伤的方法。由于发现使用烧热的石块和砂土贴附于身体的某些部位有止痛的功效，于是便产生了热敷和火灸。有用热的酥油作为止血的治疗方法，也用艾灸治病；《三国志·魏志》提到北方鲜卑人“知以艾灸，烧不自慰”；此外，还用青稞酒糟治疗外敷创口。
藏医学基本上是青藏高原上藏族人民在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的医疗经验总结，同时吸收汉族医学的内容，并受到古印度吠陀医学的影响。藏医的理论系以“隆”、“赤巴”、“培根”本因学说为基础，用这一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在诊断方面特别重视尿诊及脉诊。治疗方法包括内服、外用药物以及放血等。藏医的系统理论在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有明显的反映。
据藏族史载，聂赤赞普在位时，他的心中存在一些疑虑的问题，包括盗贼、敌人、野牛、毒物和诅咒。当时，他的臣下集拉嘎玛月德对他说：“可以用赔偿的办法来对付盗贼，用亲友来对付敌人，用药物来对付毒物，用禳解来对付诅咒。”这表明，在二三千年前的西藏地区，尽管当时的生产水平还十分落后，但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药物，用来治疗中毒和其他病症。这段时期估计是在由原始社会制度向私有制过渡的时期。大约在这个阶段，人们由图腾崇拜而产生原始的宗教观念，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进步。
高原上的原始宗教是苯教。苯教的教旨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上、中、下三个世界，上界为天神所居，中界为念神，下界为龙神。苯教徒为人们卜卦祈福，上观天象、祀天神，下镇鬼魔，还能预卜吉凶，为病人乞求神药，息灾送病，为死者营建墓穴。这种巫术与医术混为一体的现象，表明医术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例如从敦煌出土的藏文卷就有“人神不悦，引来魔怪、妖精、瘟疫、厉鬼等。国王与尚论生命危险，凶”；还有“属于‘火土’，身无病，生命平安，吉；……病人无须服药能愈”。史料还表明，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巩杰赞普也请苯教巫师卜病：“以卜卦召福，祈神乞药……息灾送病……”这表明苯教徒确是用祈卜与医药合用的方法来为人治病的。
苯教不仅相信多神，而且认为人体的疾病与“龙”神有关，认为一切疾病都来自“龙”，这些“龙”能引致癞病、水疱、疱疮、痘疮、瘟疫、跛子、梅毒等，病种可多达400种以上，而引致这些病的“龙”也各不相同。
所有这些都表明，苯教时期虽然医药知识很原始，也很朴素，而且带有一些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但却已脱离了那种听天由命、对疾病束手无策的被动局面；也表明医药是人们在生活、劳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与疾病斗争的产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对付疾病的手段也逐渐多了起来。第司·桑吉嘉措在《藏医史》中记载：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已经会用酥油汁涂抹伤口、结扎脉口以治疗出血，而在学会用青稞酿酒以后，就利用酒糟治疗外伤，还知道饮食的益处和害处。公元前5、6世纪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藏医学家协普赤西。据苯教史记载，协普赤西是苯教师祖辛挠的长子，曾任王室侍医。他收集民间的医疗经验著成《医学九法》、《疗法月光》等，总结了藏医学的实践经验。此后涌现了许多藏医学家。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各种自然现象，相信超自然力是疾病的原因，因此便出现了苯教巫术和藏医学并存的局面。
在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地区之前，他的父亲朗日松赞就已经开始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医药知识。《西藏王统记》和《红史》都说：“朗日松赞（6世纪）时，从汉地（汉族居住地）传来医药和历算”。可以认为，从内地和邻近国家吸收其他医学体系的精华，促使藏医学产生了飞跃。由此看来，藏医在有史记载以前的一段漫长时间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医疗经验，只是还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公元581年，藏王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落，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西藏开始进入奴隶社会。松赞干布励精图治，建立自成体系的政治、军事和法律体制，更重要的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自此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使吐蕃文化产生了飞跃的发展。当时，吐蕃王朝正处在汉地、波斯、印度几个古代文明国家和地区之间，必然受其文化的影响。
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向唐王朝请婚获准，文成公主入藏。这不仅是藏汉两个民族政治上的联盟和修好，更是先进的中原文化向西传播，对藏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开端。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加强了藏汉民族间的特殊关系，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西藏王统记》提到：文成公主入藏时，随带“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法五种，医械六种，医著四种……”这是吐蕃王朝首次大量接受汉医学的记录。这些医著由汉族医僧大天、藏族译师达玛郭夏译成藏文《医学大全》，这是已知藏医学中的关系。只要我们对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的内容加以详细的分析研究，便可发现这种传播留下的痕迹。如在《四部医典》的诊脉章中的“视位腕上第一皱纹起，下量一寸突骨之内侧，寸关尺脉莫竖放平稳”、寸关尺的切法和“寸脉之下心与小肠主，关脉之下脾与胃脏求，尺脉之下肾与‘散木赛’诊”以及观四季脉中“现讲五行相生与相敌，木火金水等为相生，水火土木金等为相敌”等内容，显然吸收了中医学的观点。
继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向邻近国家、地区以及内地请求再派医生入藏，传授医学经验和交流医疗技术。据第司·桑吉嘉措《藏医史》记载，当时应邀入藏的有中国内地医生亨文杭德、印度医生巴拉达扎和大食医生嘎林诺。三人各自把自己带来的著作献给藏王，其中有印度的《新酥油药方》、大食的《雄鸡、孔雀及鹦鹉治法》、汉地医生的《大小汉地治法拾遗》。这些医书都被译成藏文。后来，三人又合著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书名《无畏的武器》，全书共七卷，内容包括了三种不同来源的医学。此书虽也失传，但它无疑对藏医早期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关于《无畏的武器》一书的作者，近年来有学者从史学、语言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三位人物并非真有其人，而是代表古印度医学、西方古代医学和汉族的中医学等医疗体系的象征性人物，是仅次于《医学大全》之后的最早藏医典籍，也是最早综合各国各族医学内容的医著，对古代藏医学的形成影响深远。
藏医学在公元8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从吐蕃王朝的统一，到赤松德赞藏王执政的二百多年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政治形势稳定，为藏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公元8世纪，藏王赤松德赞再次与唐王朝联系，要求通婚。唐中宗以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藏王。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大量医著。这些医著都被译成藏文。赤松德赞十分重视医学，从内地礼聘汉族中医马哈金达高僧、冲姆地区的医生比吉·占巴希拉哈，还有印度医生达马拉扎，这三人在当时被誉为“三神医”。其中，占巴希拉哈曾任王室侍医，他编撰的医书计有《活体和尸体测量》、《黄色比吉经函》、《晶鉴续五十章》。对这些医书，藏王十分重视，把它们统一命名为《王室养生保健经》，珍藏在王宫。
赤松德赞为了进一步发展藏区的医学，又从全国各地和国外聘来九位名医。这九位名医各自勤于著作，并由藏王责成藏族译师嘎瓦白兹和觉古·路伊坚赞把这些著作译成藏文。这些著作主要包括生理解剖、各科病症诊治、草药配方、治疗技术等等。藏王甚为重视，称之为《紫色王朝保健经函》。
为了进一步弘扬九名太医在藏区所传播的医学精神，学习和继承他们的医术，赤松德赞及其后的藏王又从全藏选择了有培养前途的九名青少年。后来，九个人均成为藏区名医。其中尤以宇陀·宁玛元丹贡布最为杰出。他多次到内地以及印度、尼泊尔游学，广泛吸收《医学大全》、《月王药诊》、《黄色比吉经函》等前代著作的精华，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在公元8世纪末著成《四部医典》，成为藏医学史上最有影响的经典著作。此后的藏医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吐蕃时期实际上就是藏医学的奠基时期。
不久，藏王赤松德赞患病，欲再次礼聘九名太医入藏。结果，只有东松岗哇一人应聘。他不仅治好了赤松德赞藏王的病，而且又带进了不少新的医书，深受赤松德赞赞赏，赐他为“塔西·东松岗哇”，意为他的医术等于四方三界中之佼佼者。藏王还赐给他宅第，定居在山南地区的雄和堆两座庄园里，成为塔西家族的始祖。这一家族的后代多数是藏区名医。
古印度吠陀医学的传入，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末拉妥妥日时代。但松赞干布以前，它只是一种医学派别。8世纪中叶，古印度吠陀医学著作《八支精要》被翻译为藏文，对藏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藏医界吸收和照搬了大量吠陀医学的内容。因此形成了藏医学与吠陀医学相似的现象。
藏医在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开始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的理论体系，在此以前，藏医理论体系不太完善，仍处在感性认识与经验积累的阶段。早期藏医学理论著作《月王药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之一，此书以医药兼论的形式阐述了藏医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书中共载有780味药物，并详细地叙述了各味药的性味功效及有关方剂相配方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