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成功代理过数起震动全国的医疗案件、以解决卫生法律难题闻名的上海康昕律师事务所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关于医疗事故的认定、鉴定结论的认定、赔偿承受能力、刑事责任追究、医疗新技术的探索和推广、医生的职业保险和医院举证能力等七大新问题。
按照1997年颁布的《刑法》第335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员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自此以后，由上海鉴定的医疗事故就只有一种---技术事故，虽然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医疗事故有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之分。显然，鉴定部门为了保护医生，将一部分本是责任事故的也鉴定为技术事故。最荒谬的例子就有某医院将病人左脚误锯为右脚，鉴定结论还是技术事故。
新条例对医疗事故的确认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按侵权后果分为四级，并取消了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之别。这种区别的取消，实际上就是将医疗事故从概念上全部归为了责任事故。一旦医疗事故确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执业风险确实明显增加了，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会产生难以认定医疗事故（如什么是“严重不负责任”）、医疗纠纷因而难以及时、公正地得到处理的问题。
新条例明确规定，违反诊疗护理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为医疗事故。这确实把医疗事故的内涵扩大了，向患者的利益大大倾斜，体现了以病人为本，一切为了给患者提供安全可靠的医疗保健服务靠拢的精神。但是，诊疗护理常规只是治疗疾病的基本规范，不能及时体现医疗服务的进步，如若医疗行为均以此为准，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新技术、新疗法的探索和推广，造成医生规避风险和病人无法得到最佳治疗的可能。在医务人员中会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为避免漏诊、误诊，对一些小病进行大检查，因为你无法知道一个感冒病人会不会得心脏病。这样一来，医疗费用势必水涨船高；二是医务人员出现“防卫性医疗”的倾向，凡复杂难治的手术一概不做。
据报道，临床各科中，外科最易发生医疗纠纷，66％的医疗纠纷都是由手术引起；内科次之，第三是妇产科和儿科。医院的级别越高，发生的纠纷也越多。因为医院级别越高，收治的危重、疑难病人越多，风险也越大。医务人员不给自己惹麻烦的心理，势必让病人付出代价，最终伤害的是病人自己。
以往，公众和病家习惯于认为，在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中，鉴定机构与医院当事人关系密切，又缺少第三者的客观监督，难免“黑箱操作”、“老子给儿子鉴定”，患者难讨公道；而实际上这样的情况确不鲜见。1997年河南南阳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件中，患者为防止医院涂改病历，偷偷进入医生办公室，在自己手指上涂上墨水，在每页病历的右下角留下指纹，患者在医疗纠纷中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于是，不少病人对医疗纠纷采取三不主义，即：不鉴定、不找卫生行政部门、不诉讼，而是采取到医院“文工武卫”的办法，对医院行政领导或责任医生本人围攻、损毁医院财物、扰乱医院秩序等办法，迫使医院拿钱，造成“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吵得厉害的病人得到的钱越多，甚至院方没有过错也要赔偿的局面。
现在，新条例规定了第三方即中华医学会来单独组织鉴定工作，在医学会的组织下，由医患双方来随机抽取专家。医患双方是对等的。根据需要，不但可以抽取本地的专家，还可以跨地区抽取专家。专家库里不但有临床医生，还有法医。医疗事故的鉴定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需经质证方能作为定案依据，而鉴定人到庭参与质证是证据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事实上，以往从未有过医学鉴定专家到庭参与质证，原因不难想象，而这将给法院认定鉴定结论带来困难。
赔偿是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焦点。对责任和损失的认同，最后往往落实到钱上。来自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县以上医院一年的医疗纠纷索赔金额高达42亿元，已经占医院医疗收入的5．9％。目前国内因医疗事故引发的最高赔偿，是1998年湖北省一对产后检查评为满分的双胞胎因医院放置新生儿的暖箱断电造成脑瘫。湖北两级法院认定，医院必须承担责任。一审判赔383万元，终审改判292万元。被医务界惊呼为“天价赔偿”，是国内医药赔偿第一案。新条例对赔偿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对赔偿的原则、赔偿的项目、赔偿的标准，进行了总共十一个方面的详细规定，更首次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六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各级医疗机构对赔偿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虽然新条例采用限额赔偿，但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基层医疗机构仍有被赔偿拖垮的危险。东北一家大医院，从1999年开始每年从全院职工工资、奖金中提取2％，用于赔付医疗差错、意外引起的患者经济索赔，引起社会关注。该院负责人说，对于患者的“天价”索赔束手无策，无奈之下，采取这种“土办法、笨办法”作为分担医疗职业风险的权宜之计。
欧美国家中，一般是通过法律规定，由医院和医生共同缴纳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法院判决赔偿时，由保险公司负责支付。国内医学界和法律界也已达成共识，要让医生有职业安全感，赔偿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医生职业保险。目前，上海、深圳等地已在酝酿出台对所属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实行执业风险保险。
医患矛盾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来自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信任与道德基础遭受极大破坏，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一个侧面。2001年，仅上海市一地的信访处理总量达10953件，较上年增长63．38％；来访1245批，较上年增长20．17％，其中群体上访135批，重大闹访35批，信访、来访问题主要集中于医疗纠纷、医疗收费及医疗服务费用等方面。新的伦理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相反，由于利益分配不合理，出现道德真空。在双方医患关系建立的过程中，诚信极其薄弱，防卫戒备心态倒是有充分理由。不是么，日复一日你听见的是医生如何“钓”住病人、走穴、开大处方拿回扣、不送钱不开刀（钱少了还不要）、替厂商做广告；病家如何无理取闹、打伤打死医务人员、医疗纠纷漫天要价、扰乱医院和社会秩序。双方处在这样一种几乎对立的背景下，一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另一方务求每病必治、每治必廉必快，医疗纠纷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为掌握居民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真实评价，2002年对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700余位常住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51．2％的居民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66．8％的居民认为医疗费用仍然偏高，83％的居民为将来的就医买药表示担忧。这一结果，或许也能对医患矛盾的激化提供部分答案。
无独有偶，2003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其《国情咨文》中指出：“必须指出，导致医疗费用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医师和医院遭到的不公平起诉。就是因为泛滥的起诉，每个人需要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美国很多地方正在失去优秀的医生。轻率的起诉不能帮助治病。”
至今为止，临床医学仍然是一门经验科学，正处在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阶段。现代医学的发达程度及其诊疗手段，远远不足以包治百病，更无法起死回生。因此，建立一种相互理解、诚信相待的医患关系，符合医患双方的根本利益。而这远不是一个条例能承担得起的。条例更多的是反映出医患双方的信任不足甚至对立的情境。不过，新生事物总是在不完美中诞生，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无论如何，新条例的进步是不容置疑的。它的进步就体现在它的透明度上。分析以往许多激化的医患矛盾，都起源于医患信息不对称，作为当事人的患者的知情权不受尊重、得不到保障，患者在保护自己的权益时处于信息劣势，基本上两眼一抹黑。这种不透明的状况加深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制造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摩擦。而新条例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患者的知情权，并为医疗事故的鉴定提供了合法证据，有助于问题的合理解决，而这也是符合医疗保健事业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根本立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