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一是指从以军事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和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建设又服从于抗美援朝战争。陈云明确：“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完全实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部署工作，把国防建设摆在第一位，军事斗争准备实际上置于中心地位。邓小平提出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才真正实现了由战争年代以军事为中心向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二是指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下的军队应急建设转向和平时期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长远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安全环境，对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未来我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主要对手、主要战略方向，未来打什么样的仗，仗怎样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了更明确的回答和更具体的筹划，尤其是把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使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全军用军事战略方针来统一思想，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实现了从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到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全军在加强部队全面建设的同时，有重点地进行了各项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不仅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了重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
２１世纪，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问题，世界上各种战略力量消长变化，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原有的热点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但仍存在着不稳定、不安宁的因素，新的热点问题又会出现。特别是美国加紧谋取全球霸权，使我国的安全环境，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不论是外部军事威胁，还是完成祖国统一，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虽然新的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恐怖活动和国内社会动乱的因素仍然存在。虽然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导方面，但军事手段仍起重要作用。根据这些非常重要的战略判断，２１世纪要进一步加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把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作为军事战略的根本任务。
第二，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调整完善了战略任务。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适应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要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从大局出发，精心指导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充分发挥军队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使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更好地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
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是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赋予我军的战略任务。军事战略任务的调整，既考虑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也考虑了我国安全环境和祖国统一问题的变化。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特别指出，我军最现实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防止台湾出现“独立”和香港出现危及平稳回归的严重局面。今天，香港的顺利回归，对“台独”势力发展的遏制，对我国和平稳定建设环境的维护，都证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赋予我军的战略任务，适应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
第三，预见战争形态的演进，正确确立了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大打、打核战争转变为打赢现代局部战争上，后来又把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这是对战争形态演进的科学预见，是对战争形态演变规律的正确把握，它实现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战略性转变。高技术战争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产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都大量使用了各种高技术装备，高技术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战争形态。对我国来说，举国迎敌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发生一场有强国干预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正是出于这种预见和考虑，提出了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实质，就是由应付工业时代的战争向应付信息时代的战争的转变，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迈进的开端。实践证明这一革命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正是有了这一转变，才有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调整改革。
第四，把握了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赢得了迎接世界军事变革挑战的主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军事变革，引发了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深刻变化；世界上许多军事大国正在调整军事战略，形成了以质量建设为标志的军事竞争新态势。在世界军事领域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之初，提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特别强调整顿军队，整编机构，依靠科技强军，走精兵之路，直至提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这就为我军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赢得了主动。
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军事战略方针必须适应国家安全环境和军事战略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和完善。积极防御仍然是２１世纪中国的军事战略，但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任务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军事战略，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积极推进军队结构性改革，建立适应新战争形态的军事力量。军队是贯彻落实军事战略方针的行为主体。从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实践来看，能否根据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战略要求，积极推进军队结构性改革，建立一支适应新战争形态的作战力量，是军事战略方针真正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军队进行的一系列调整改革是必要的，但着力点更多放在了减少数量上，军队结构性调整很不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军队结构的不合理，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失调，不仅制约了我军整体作战能力的提高，而且也成为能否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瓶颈”问题。２１世纪，应按照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积极推进军队结构性改革，改变我军陆战型结构，压缩陆军规模，加强海、空军、二炮和天、电及其他特种作战力量建设。要针对太空军事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密切跟踪国际航天领域的发展动向，建设和发展航天力量。军种也要优化内部兵种结构，合理划分部队类型，科学确定部队编成，组建高技术新型部队。要进一步调整官兵比例、机关和部队比例、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使军队结构合理，实现作战力量的整体优化。具体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首先，突出军队“地海空天电”一体的战略能力建设。我军军事战略方针形成及演变是以机械化战争为实践基础，以地幅宽广、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为战场背景的。传统的军事战略方针带有明显的机械化战争的空间特征，战略指导只是着力于机械化战争空间的把握和运筹。５０年代初，毛泽东对沿边筑垒全面防卫的批评以及敌人可以打进来、我们也可以打出去的决策；“北顶南放”、“诱敌深入”、“三线”的战略部署，都反映了机械化战争的空间特征，而且主要是地面的一维空间。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相比，战争空间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建立在机械化战争基础上的空间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战略战术，已难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要求。这就要求战略指导树立空间一体化观念，全方位全过程对战争实施控制。机械化战争的空间观念，如前沿和纵深、前方和后方、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以及战区空间的设置，都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赋予全新的含义。要尽快摆脱机械化战争的空间观念的束缚和传统战略战术的影响，确立新的战略能力建设观念，实现从着重平面空间筹划向“地海空天电一体”和突击能力建设的转变。
军队战略能力建设要以未来“地海空天电”一体化为特征的战争需求为牵引，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按照整体规划、统一标准、分头建设、集成效能的思想，着力提高战略威慑能力——形成核常兼备、多种手段配合的战略威慑体系；提高信息化联合作战和指挥能力——实现战场感知能力、信息传递能力、快速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的综合集成；提高战略投送能力——按照信息化战争超越自然地理屏障要求，建立全维的后勤保障能力。只有建设和具备了战略威慑能力、信息化联合作战的指挥能力、战略投送能力并创新综合运用这三种能力的地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战略战术，才能在未来战争中争取主动权。
其次，以增强要素能力为重点，提高联合作战水平。随着信息化战争的到来，联合作战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未来将发展成为各军兵种部队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为了提高我军联合作战能力，一是要增强各军兵种自身的作战能力，二是在“联合”上优化结构。当前应走以增强各军兵种信息化作战能力为主的路子来提高联合作战的能力。各军兵种有一个能够独立进行联合作战的问题。没有军兵种独立进行联合作战，就没有军兵种一体化的联合作战。我陆、海、空军和二炮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军兵种，绝大多数部队还不具备进行信息化作战的能力。同“实现战场感知能力、信息传递能力、快速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的综合集成”的要求相差甚远。在各军兵种缺乏信息化战争能力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军兵种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军兵种的联合作战，不能停留在协同、联合等观念上，不能脱离要素的实际凭空优化结构，更不能以联合为名掩遮军兵种自身能力不够的问题。信息化战争没有模糊陆、海、空军的界限和区别，一体化的联合作战没有否认各军兵种的独立作战。各军兵种只有按照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改革军事教育训练体系，努力提高自身进行信息化战争的能力，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军兵种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增强各军兵种自身的作战能力，并不排除和否认对“联合”的研究。在军兵种能够独立进行联合作战的基础上，再组织军兵种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对我们有启示作用。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没有自己可以调遣的部队，可负责从非洲之角到巴基斯坦涉及２５个国家广袤的区域。中央司令部平时长期从事这一地区的研究，主要研究一旦美国在该地区动武时的战略战术。这些研究既有高层的战略问题，也有具体的保障问题。
战争发生时，根据政治需求和军事战略要求从美国和世界各地调遣部队，并指挥部队对对手实施军兵种一体化的联合打击。
美国之所以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能取得如此胜利，从军事上讲，一是有能够独立进行联合作战的诸军兵种；二是有连续不断地长期研究如何在该地区进行多国部队多军兵种参与的联合作战并能够实施指挥联合作战的中央司令部。参照美国的经验，考虑到军事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为更好地实现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要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联合作战司令部平时主要负责某一方面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问题的研究，战时就是指挥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司令部。这也可作为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有重点的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实现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武器装备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武器装备是保证军队贯彻落实军事战略方针的物质条件或基础。离开了武器装备的发展，贯彻落实军事战略方针只能成为“无米之炊”。我军在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中，转变了武器装备建设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大力发展具有威慑作用的“杀手锏”，从而使武器装备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为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军队的武器装备总体上还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水平，信息化程度不高，系统配套也不够。２１世纪，必须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特别突出信息化武器装备建设，研制和装备信息化主战武器，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整合现有机械化武器装备，实现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武器装备体系的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