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民族主义可以有多种变形，其功用十分复杂，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民族主义推动中华民族政策上、文化上和行动上更为紧密的结合，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动民族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民族主义有时又妨碍着中华民族以健全的心理、积极的态度、常规的途径建立广泛的世界联系，不能用世界文明发展的各种新成果来推动自身的近代化，不能将重心置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使本民族尽早尽快近代化，结果使民族主体精神发育不全，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和充沛的力量去批判和摈弃民族肌体内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东西，变革和改造与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相抵触的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常常演化为排外主义、保护落后的同义词。
在当代，民族主义的作用仍然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也完全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化合剂，既可发挥凝聚整合功能，以抵御外侮，争取和保护本民族的权益；也可充当一种口号和象征，起分裂国家的作用。许多学者、政要认为，苏联的解体使民族问题作为未解决的大问题骤然上升到突出的地位，至今已没有人否认民族问题和环境污染、资源分配等问题一起，成为迈向２１世纪的最大问题。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能否抵御来自于自身民族主义的蛊惑，对２１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很难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在周边一些热点问题或突发事件，如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发生武力冲突。
第三个挑战，要不受对方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争端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而民族主义是以对方的存在互为依据，互相加强。因此，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时，首先要特别注意和防止受对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忘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如在解决中日两国的一些争端时，特别要排除日本民族主义的影响。
中日两国在民族情感上有两方面的深刻分歧：一是战争问题上的民族感情对立。日本对于侵华战争，并没有在民族精神层面上真正作出深刻反省，日本许多人在战争性质、后果和民族感情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能接受的。许多日本人认为对华战争是把东亚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战争”；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民族情感不能也不应谴责在战争中死去的父辈，对战争的罪行不能公开道歉和承认。日本一些人的这种战争观，中国人民是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加上日本的一些右翼政治家如石原慎太郎之流的“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叫嚣，日本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使中国老百姓不仅不能原谅和忘掉日本的战争罪行，更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增添了对日本的厌恶和警惕。二是中日发展进程上的民族心理对立。中国一些人对日本具有历史的优越感，在历史上中国是中央大国，日本只是“夷狄”，可是在近代，中国不仅落后于日本，而且多次受日本的侵略，由此又有羞辱感。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对日本有一种民族心理上的厌恶和对立。日本在近代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头，现在第一次出现中国将超过日本的前景，日本民族心理上也很难接受。石原慎太郎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中危言耸听地讲什么日本将会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或者被中国吞掉的论调有市场，正是日本民众对中国走向强大感到害怕这种情绪的反映。中日两国部分人民族感情的对立，是互为前提、互相强化的。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对中国防范甚至遏制的种种举动，更是强化了中日双方部分人民族情感对立的一面。
中日两国部分人在民族感情上的对立，使解决中日两国间的纠纷和争端变得更为复杂。在钓鱼岛、历史（战争）、经贸、美日安保条约等本来就非常敏感或复杂的问题上，处理起来就更加难了。因为不论怎么做，都可能刺激国民的民族感情。在这样的民族感情对立的情况下，用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两国的争端，确实要有对日外交的理性思维。
首先，要把握日本及中日关系发展的走势。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宿敌。战后又在东亚崛起，正迈向政治军事大国。日本又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唯一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力量雄厚，市场也大。中日关系发展已由敌对时期、大发展时期到矛盾摩擦频发和重新磨合的第三时期。以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为标志，结束了敌对时期，进入了中日关系大发展时期。大发展时期中日关系虽然有了大发展，中日两国都主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是两国的潜在矛盾和消极因素始终存在，难以确立相互信赖，两国关系基础不牢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中日关系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与第二时期相比，从日本角度讲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由对华带有战败国善后的低姿态的特殊关系向平起平坐的普通关系过渡，历史问题作为双方合作关系的助力的作用不仅逐渐消失，而且作为不稳定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干扰在增长。二是国家间的利益得失将成为中日关系的驱动力或制约力，特别是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发展，以我为潜在对手的意识，彼此间政治理念的差异和经济方面的竞争，导致矛盾和摩擦增多，有些时候在有些问题上的斗争会尖锐和复杂。
其次，必须统一和明确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都是重要的不可欠缺的，即使中国经济发展到与日本不相上下时，对两国来说，对方仍是不可少的；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稳定和发展都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友好相处、互利合作，以中日两国为轴心才能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才能有两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才能有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两国的历史旧账、部分国民的民族情感对立要在前述认识的统摄下逐步化解或存异。
再次，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发生什么冲突，都要维护中日两国友好合作的基础，都要以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为最高指导原则。日本及中日关系的走向决定了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和摩擦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因而用不着对此耿耿于怀，也不能以此否认大发展时期的对日政策和做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决定要把它“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２１世纪，还要发展到２２世纪、２３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中日关系的这种性质，要求我们排除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干扰。
第四个挑战，能否正确把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自身军事斗争手段建设的辩证关系。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强调并致力于推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并不是说在事关国家、民族核心利益的威胁面前，可以“一手硬”，一味地只讲和平；而“另一手软”甚至于缺失，平时军事威慑实力不强，战时缺乏有效实战手段，难以断然出手。必须“两手都要硬”。当今世界，军事斗争在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中发挥着新的特殊的作用。经济、科技上升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但军事因素的威慑和干预作用并没有消失。各种因素全方位地发挥着作用。军事手段的运用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舆论等手段交织在一起。不仅军事的背后及其实质是政治和经济，而且军事手段的用与不用、何时用、何时停、用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用、怎样用等等，都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受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制约，充满着利益的估量和政治的谋略在内。因此，当一个民族国家缺乏必要的军事实力，在平时，不仅会丧失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拥有的正当合法的军事威慑力，没有这种军事威慑力，即使我们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立场上把握得住，也并不会导致和平解决争端有利因素与局面的必然出现。特别是在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核心领域与重点地区，缺乏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强力手段，一旦有事，将会给国家、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此，江泽民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后十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能不能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能不能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要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一方面是依靠我们的政治、经济、外交工作，另外一方面要靠我们的军队。”１９９４年美国蓄意挑起的“银河号”事件，使中国的国际声望受到一定损害。因为我们的海军实力不够，只能任由我国“银河号”货舱被美海军在公海上拦截并强行登船检查。虽然“银河号”事件本身来说并非是事关中国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大局，但是，我们海军缺乏必要的威慑力，使得美国在执行类似事件时，头脑里毫无可能面临海上严重军事冲突的顾忌，不能不助长其随心所欲地行事的自由度。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科索沃战争爆发。２７天后，也就是４月２０日，江泽民就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未来战争中，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特别是先进的空袭武器装备，进行中远程精确打击，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在现代战争中，如果没有空中军事优势，没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是要吃亏的。”由此，他提出，要“使我军尽快拥有几样克敌制胜的‘杀手锏’，能够有效遏制和反击任何强敌的军事入侵”。同年５月８日，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２０００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发生，美国军用电子侦察机沿中国南海边缘放胆飞行侦察，同样是基于我反制手段的缺失。这些事件证实了江泽民上述的担忧。
当前，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会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腾飞。历史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旧的国际秩序的改变，一些强国为了维护本国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想方设法进行遏制。中国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被遏制的对象。近年来，某些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威胁论”，就是中国自身在世界舞台所处状态的一个映照。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要在这些大国、强国包围中突出重围，就必须拥有与世界最强国相抗衡的强大实力。
从自身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逐渐融入世界，我们对外部资源、国际市场和国际战略通道的需求越来越大。以石油为例：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对海外石油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预计到２０２０年，我们的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将可能超过５０％。从目前来看，我们进口的石油有近８０％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来运输。现在美军理论界就有一种观点，说将来根本不需要直接同中国交手，只要封锁住马六甲海峡和日本列岛，就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达到最佳的战略目的。这种观点能不能成立，我们还可以研究。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现在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有５６％是我们国家的，每天有我们的２０亿美元的外贸物资通过这个海峡。第二，我国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目前政府和民间企业的石油库存总和仅能维持若干天的消费。可以想象，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至少在石油方面，我们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手段。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要确保我们国家未来的安全和发展，就必须适时地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实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扞卫我们的利益空间。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对我们推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也是绝对必须的。对此，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这里，需要决策者运用理性的思维与高度政治智慧，在军事实力增强时，正确地理解和平解决争端与自身的军事斗争准备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好两者之间转换的度。这是我们未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时面临的来自于内部的自我挑战。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是同西方强权政治理论做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强权与利益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常用术语，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强权与利益为核心概念构建起来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的和平、秩序与安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这个国家同国际上各种力量的较量和力量平衡。因此，国际政治的现实就是无止境地争夺强权的斗争，强权代表利益，强权所在就是利益所在。这一理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凭借经济、科技、文化、国际机制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将权力政策发展为强权政策，进而演变为霸权主义，干涉内政，称霸全球，造成世界和地区的不稳定。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同强权理论、霸权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它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以强凌弱，主张冲突各方完全平等；它反对在寻找解决争端的办法时强加于人，主张冲突各方互相尊重、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它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而主张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它反对在争端一时难以找到解决办法时，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向对方施压，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可暂时搁置争议，以使各方有一个相对宽裕的过渡期，继续为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而努力；它反对在争端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采取激化矛盾的手段，主张冲突各方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升级。总之，邓小平摒弃了以强权为特征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旧模式，提出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轴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是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