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命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亦称“生物伦理学”，这个名称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范伦塞勒·波特（V·R·Potter）首次使用。他在《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1971年）一书中探讨了人口和环境的伦理问题，其中还涉及到生物学与医学领域的伦理问题。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所要讨论的伦理问题，不仅仅限于生物学领域，称之为“生物伦理学”似有狭隘之嫌。故西方有的学者提出：生命伦理学也可用“BiomedicalEthics”这一术语来表达。事实上，目前人们在研究与表达生命伦理学的相关内容时，经常冠之以“Bioethics”或“BiomedicalEthics”。
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医学伦理学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医学伦理学关注的是医学领域的伦理问题，除了有关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医患关系的讨论外，还以医学活动为中心，就其目的、任务、对象、技术手段、医疗活动等提出相应的伦理观念、规范以及价值的评判。
在医学伦理学的研究中，往往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有运用伦理学一般的原则、观念去探讨和规范医疗实践中的具体现象，也有试图通过各种临床案例，在不同的境遇中作出不同的伦理评价、判断和处理。大致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医学伦理学所关注的方面与走向表现为四种：
①注意事件所处的境遇以及人的实际需要和利益；②引导医务人员承担起职责和职业道德；
③对具体的案例作更为审慎的分析；
④有回归到古老的伦理观念，如“公正”“合理”等倾向。
然而，伴随现代医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高新生物医学技术在医学和非医学领域的广泛运用，医学伦理学在进一步地延伸与扩展，它以生命为中心，不仅关注医疗领域中的病人，而且还面对整个社会的人群，从生殖、生育、医疗卫生保健、公共卫生政策、人与周围的环境关系，直到临终、死亡等所引发的种种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演变成生命伦理学。因而，生命伦理学包容了医学伦理学，但又突破了医学的有限范围，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上，去探讨与人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各种复杂的道德关系及伦理原则和规范。
在伦理学中，生命伦理学这一分支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它涉及的范围既广又复杂。从现代伦理学发展的趋向来看，对道德本质的追问，对道德基本问题的思考，乃至人类普适伦理的探索依然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责任。生命伦理学是以人的生命为主（还要兼顾其他物种的生命）而展开的伦理研究，毫无疑问也会涉及道德本质、道德基本问题、道德基本原则和观念等重要理论的探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仰仗生命哲学的理论指导；医学伦理学的内容仍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重在继续探讨医学特别是临床医疗中有关现象的伦理判断与伦理抉择；鉴于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先进生物医学技术的介入，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控制、遗传服务、克隆和基因治疗以及各类人体实验和研究方面，生命伦理学都面临着大量亟需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此外，卫生保健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实施，往往会受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或左右，自然也是生命伦理学所要关注的方面之一。概括而言，生命伦理学要有生命力，不仅要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而且大量的实践也使人们日渐认识到，在对各种令人困惑的伦理问题进行思考时，很有必要对众说纷纭的相关伦理原则、准则、观念作一番认真的梳理和辨析，并且无可避免地一再回溯到最基本的道德理念和道德本质上去探究和深思。
人类数千年来经常为道德的难题所困惑，当今生命伦理学中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更是遍地丛生，从安乐死、克隆人、人类基因组与胚胎干细胞研究，到器官买卖、精子卵子库，甚至犯人的生育权等，如果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作浮光掠影的一瞥或泛泛而谈，显然是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也不会有多大的理论建树与启示。因此，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可能要从两方面去加强：一方面，静下心来对浩瀚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从中理出若干关键的理论思考点，进而对其作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面，要深入到实践之中，对目前生命科学的研究、高新技术的应用和人体实验等引人注目的现象，以及由这些所引发的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尽可能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游离于现实之外作伦理价值、观念上的思辨，会陷入经院式的窠臼，而单纯运用一些众所周知的伦理原则、准则，机械地解释或套用于千变万化的复杂的伦理行为与争端，往往也是力所不逮的，何况这些伦理原则、准则、规范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实践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历程本身对此便是很好的说明。早期的医学伦理学，其最初的研究者是一些研究宗教与神学的专家，随后才有哲学家、伦理学家和少数医学临床工作者加盟。哲学家、伦理学家在医学伦理学的建设中，因为缺乏必要的、足够的生物医学知识或医疗实践经历，在不少问题上发表的见解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众多医学临床人员几乎不怎么涉足伦理领域。显然，这不利于医学伦理学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发展。近20年来，这种现象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国都已大有改观。医学与哲学、生命科学与伦理学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因双方的发展需要与相互吸引，正在日益紧密地结合并发展着富有成效的关系。与此相应，生命伦理的研究机构与队伍也很快地出现与增长，期刊、著作、教材等也大量地出版和发行。
在美国纽约，1969年便成立了海斯廷斯中心（TheHastingsCenter），1971年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又建立了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KennedyInstituteofEthics），这两个研究机构在应用伦理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建设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斯廷斯中心第二年便有《海斯廷斯中心报告》（双月刊）问世，该刊致力于生命伦理学等问题的研讨。1975年美国又创办了《医学与哲学》杂志，专门刊登与之相关的论文。到了80年代，除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外，美国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医学伦理学的课程，在一些大学里也增设了生命伦理学之类的课，与此同时，各种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教材、著作、辞书也在源源不断地出版。不仅专业杂志上刊登生命伦理学方面的论文，许多一般的医学杂志也明显地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美国医学会、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等也开始关注并日益重视生命伦理学，一些既拥有专业知识、又熟悉伦理学理论的新型专家也应运而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80年代后期，美国许多大学都纷纷成立了生物医学伦理研究中心，各种关于生命伦理的专题研讨会频繁召开。欧洲、北美、亚洲许多国家也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伦理学学会与研究中心，经常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从20世纪90年代始，国际上每两年召开一次生命伦理学学术大会，为各国专家学者就有关的生命伦理热点问题，提供讨论、交流的场所与机会。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便成立了全国医学伦理学学会，隶属于中华医学会。同时，在大连还创刊了第一本专业性杂志《医学与哲学》。随后，又有《中国医学伦理学》《、医学与社会》等杂志相继问世，从最初引进、介绍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到目前广泛地研讨国内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兹后，全国许多省、直辖市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分会，许多著名的研究机构与高校，如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先后成立了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生命伦理研究中心，生命伦理学成为这些研究中心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由于生命科学、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所引发的不仅有伦理问题，还有社会、法律等诸多问题，而人类的生命进化、医学的发展，又必定与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与生命伦理学紧密相关而又互为交叉的新兴学科，如生命法学、医学社会学、基因人类学、基因语言学等也正在不断地涌现，彼此间逐渐形成了互补互动、互为促进的态势和倾向。可以说，生命伦理学犹如一个青春勃发的青少年，正在迅速地发育成长并走向成熟。
2．当代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
生命伦理学作为新兴伦理学的分支，无疑渊源于一般伦理学并具有其理论基础，或者说会受某些历史形成的伦理原则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将一些道德理念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和价值起点，例如“义务论”、“目的论”、“人道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然而，生命伦理学从一般伦理学中脱胎而出，尽管带有普通伦理学的理论印记，但两者之间绝不是理论与应用的简单关系，也不是上述一些伦理理念、原则所能完全反映与充分表达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伦理学本身存在着演变与复杂的进展状况，20世纪以来，甚至可以再往前追溯至19世纪中叶，西方的伦理学有一个演进的过程，这种过程从纵向上说，大致上形成三个流派：首先是在英美国家，伦理学是作为一般的抽象理论而进行研究的，很少关注理论的应用与具体事例的分析。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伦理学成了元伦理学研究，即只注重语义上的逻辑分析，以形式的方式去考虑问题和判断是否属于道德的范围。元伦理学一度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主导伦理学。与此相应，在欧洲大陆还构建了承继传统的具有思辨和形而上学特点的伦理学。这两者既深化了对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又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伦理学理论的规范性与伦理判断的分析性。在美国，深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而出现了另一学派。即实用主义学派，实用主义学派突破了传统伦理规范的约束，强调了依据科学和事实来作出伦理价值的判断，从而导致了伦理相对主义的倾向。三个流派所代表的伦理学倾向对随后出现的生命伦理学，特别是当前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无论是努力构筑理论体系，还是就实质性的事件争执作出道德范围的界定，或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判断与分析，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与启示。
如果说20世纪初，因数学、物理学的高度成熟，深刻影响着伦理学的进展，而使元伦理学崛起，并提供了语义逻辑学的方法，那么，20世纪中叶前后，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等生命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及高新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把以往理论伦理学不屑一顾的应用伦理学推上了现实的舞台，伦理学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或仅满足于清议闲谈了。正如美国学者图尔明（Toulmin）所指出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医学、法律以及其他职业的相互渗透，已经在哲学伦理学的内容与方法上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和不可否认的影响。对具体事实的伦理讨论，使哲学伦理学家们再一次去谈论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医学已经“挽救了伦理学的生命”，并把伦理学久违了的严肃性以及与人的相关性还给了伦理学。伴随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出现了“境遇伦理学”。所谓“境遇伦理学”，就是对有关的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时，必须将其置于现实的当下的社会情境之中，从人们的需要、利益、责任等角度出发去进行分析和作出决断。美国伦理学家弗雷彻尔（JosePhFletcher）对境遇伦理学有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境遇伦理学是道德上的“决疑方法”，不是实体道德，也不是思想体系。这种“决疑法”是实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结合，它基本上是无律法或无原则的方法，强调的是在具体境遇中应负起责任的自我，并判定能否服务于爱。境遇伦理学用心良苦，它试图消弥以往伦理学中“权威论”与“相对论”之对立，祛除教条主义方式与主观随意分析方式的弊端。但是应该看到，境遇伦理学虽然不赞成传统伦理道德原则的束缚，只尊崇至高的“上帝之爱”，但它仍然无法完全屏弃可靠的“一般原则”与宗教、文化的训诫，因为在具体的情境之中进行决断毕竟还是要有某种理论的、信仰的依据作为必要的支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医学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不仅造就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新兴的伦理学学科，而且还推进了普通伦理学的发展，使之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丰富和发展。当今的生命伦理学，不仅高度关注医学、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遗传工程等发展，并接受这些研究领域中不断产生的伦理、法律、社会等问题的挑战，而且，它还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如何把一般伦理、规范伦理、境遇伦理更好地加以协调，以应对诸多的现实问题。生命伦理学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本身还提出了一些带有现代社会特征的根本性理念，并且一再凸现了自古以来人类便提出的终极性命题，如人的生命意义、价值、权利、公正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生命伦理学不仅要面对现实的道德纷争，作出适当的判断与分析，而且还不得不重温与讨论上述重大的理念与命题，既以现代文本与语义去解读、丰富其内涵，又以此为观照去厘清、分辨日益复杂的争执，加以引导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伦理学不只是应用性的学科，而是颇具理论性的学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内在生命力正是体现在从实践应用之中不断反思、提升、形成一定的理论，又以理论去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颇具张力的过程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当代生命伦理学与普通伦理学的关系也是互动的，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并与其他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一起，共同承担着伦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道德建设的重任。这是我们认为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不是一般的理论与应用的简单关系的另一方面原因。
3．生命伦理学原理及其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