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调学术思维品格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精神，从本质上讲，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科学史的认识和借鉴，有助于促进我们对科学思维规律的准确把握
用学术思维的眼光看待科学发展的历史，它是由三个鲜明的阶段所构成的：2000多年前，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推动了哲学、数学等基础理论的发展；500年前，以英国科学家培根的《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为标志，世界开始进入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实验科学的阶段，大机器生产、电器技术与化工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繁荣了经济，推动了社会的进步；60年前，以美国人艾伦·图灵（AlanTuring，1912～1954）等人的电子计算机理论为标志，世界逐步进入电子技术集成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崭新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市场的全面开放，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预示着人类社会超高速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趋势。总之，人类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物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速度，都是由相应的思维方式所左右或带动的。意识对于存在、思想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力”，越来越显得巨大无比；科学技术发展的生产力效应，越来越显示出无以伦比的潜能。
当我们的祖先用指南针四处寻找“风水宝地”、用火药制成的鞭炮驱鬼镇邪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却悄悄地发生着另一种变化：我们祖先的发明成果，正在改变着世界的命运——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实验科学思维方式直接引导的技术革命，对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坚定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决心和意志。
（四）强调学术思维品格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精神，最基本的目的还在于，要唤起每一位学术爱好者从事研究工作的信心和脚踏实地的精神
正如人的生命过程一样，“学术也有儿童时代，那时它是萌芽而且一般是幼稚的；然后是它的少年时代，那时它是蓬蓬勃勃而有朝气的；然后是它的壮年时代，那时它是坚实而辉煌的；最后是老年时代，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和枯萎。”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任何类型的学术命题都不可能有终结和唯一的“顶峰”式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在尊重科学、信奉真理的同时，绝对不可以陷入迷信的境地。因为，科学的结论和具有真理价值的理论，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初中班主任工作方法研究》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研究题目，许多人也许认为别人都写过了，没有更深入的余地了。其实不然，从横向认识——班级工作组织方法的优化，男女生生理、性格差异的不同，学科兴趣小组活动在班级工作中的作用，后进学生的思想转化，班级思想工作与家庭教育的协调配合，班级工作如何抵御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等等，每一个独特的角度都具有可供深入研究的内容和空间；从纵向审视——每一个学生的身体、思想、性别特征和学习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新学科的增加、学生群体关系的变动、周围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改善等等，无一不导致学生情绪、性格、成绩各个方面的变化。再说每一个特定时代的学生都有着独特的好尚、习性和观念，这些变化表现在教育过程中，就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法、实验手段和组织策略。因此，班主任工作的研究就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行动系列。要不然，我们怎样理解“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呢？
同样的道理告诉我们，“与时俱进”不仅仅是时序变化的问题，它还包含着角度、方位的变化。当北半球处于炎热的夏季，南半球必然是寒冷的冬天；当许多人利用“教育产业”的杠杆不断提高入学收费标准的时候，弱势群体子女的就学自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入WTO，我国的农业将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却又给过度开垦的土地带来了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好机遇；大中型企业减员增效导致了失业人口的增加，下岗工人加入到第三产业，激烈的竞争之后带来的却又是社会服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矛盾的多样性和相互转化，给人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学术思维空间，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学问没有止境，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命题的无处不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心实意的知识追求者和学术爱好者，千万不能原谅自己的懒惰而对学术问题熟视无睹。须知，“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袁枚《随园诗话》）处在相同的社会生活与学习条件下的人们，研究学术问题的机遇是同等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人们把握机遇的执着程度存在着差异罢了。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学术思维领域同样有永远开垦不完的处女地。面对任何领域、任何命题的研究，每一个研究者只能是长途竞赛的接力者。每一个学术爱好者在全面学习和接受前人成果的同时，都应当毫不犹豫地拿过前人的“接力棒”，在属于自己这段路程中跑得更快，做得更出色。
四、学术思维品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任何类型的学术成果，都是由具体的人来完成的，其学术思维品格不可避免地带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学术思维品格的个性、特征和学术创造者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关系密切
学术工作是枯燥的、艰难的，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不可能做出成果的。我们说古希腊的历史“有古无今”，我们说美国文化积淀薄、根子浅，就是因它们在时间的延续性和联系性上有着某种缺陷。我们赞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拥有一个极其完整、贯穿古今的宏大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拥有一套接着一套的二十五史。从这一角度讲，最伟大的功绩应当归于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自幼就怀抱“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理想，立志继承孔子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的事业。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因为仗义替将军李陵说几句客观公道的话，就遭受惨无人道的宫刑，关押在大牢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他也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由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理想支撑着他，使他抱定了“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蓄积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的坚韧意志，竭尽一生的心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司马迁《报任安书》），最终完成了《史记》编写的浩瀚工程。
由于司马迁发愤著述，立志“成一家之言”，明确树立“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标准，再加上作者为成就事业所采取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终于让《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给世世代代的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学术思维品格的个性特征，同学术创造者的性格与爱好关系极为密切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分类越来越细密，科学爱好者所选择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发展空间也自然越来越趋于个性化。爱因斯坦自幼就具有孤僻的性格，在兄弟姊妹之间都处处设法离群索居。同时他对小提琴又有特别的爱好，并通过刻苦训练达到较高的演奏水平。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为麦克斯·普朗克举行的60岁生日庆祝会上，爱因斯坦作了《探索的动机》的演说。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一些“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对于这个观点，爱因斯坦作了如下剖析——
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之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单化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依据爱因斯坦的性格，他的努力并不是想要追求一种鹤立鸡群的清高，而是不想仿效绝大多数人平庸世俗、追逐利益的生存方式。人们都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而爱因斯坦却认定最笔直、最幽静、最光明的只有一条！他要在这条道路上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和目标。
在爱因斯坦沉默、孤独、充满耐心和坚韧的摸索之中，音乐帮了他一般人无法预料和估量的大忙。在他高度专注、无比紧张地思索“光量子假说”和“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只要思索一陷入困顿，他就不由自主地拿起那把时时、处处伴随自己的小提琴，让她发出光彩四溢的奏鸣，于是，优美、和谐、充满想象力的旋律和深奥的物理学产生了共鸣，给爱因斯坦想象中的空间维度以无限的扩张和拓展？？
这一切终于构成了充满曲线运动的“时光隧道”。终于，这种崭新的时空观念，孕育出“相对论”的逐步成熟。当这位“第一小提琴手”的科学推测在1919年日蚀观察中得到证明时，他自豪地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三）学术思维品格的个性特征，跟学术创造者的人生道路选择循着相同的方向而变化和发展
鲁迅先生学术思维品格个性特征的显现，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鲁迅自幼为解除父亲的病痛往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被那些百般神秘并充满迷信色彩的中医药方所困惑。药吃了无数，家资几乎耗尽，但最终还是解救不了父亲。之后，他和同时代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一样，渴望救国救民，他先上南京水师学堂，选择了军事救国的道路；由于对校方的乌烟瘴气产生反感和失望，转而改上路矿学堂，选择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父亲的死留给他的压抑实在太深重，他一直觉得是中医的平庸和无知葬送了父亲的生命，于是在去日本留学之后改学西医，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能力解救像父亲那样受病魔缠身的柔弱的国民。
但是，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使他改变了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一次课间休息在实验室里看时事影片，画面描述的是日俄战争的情形，但其中偏偏夹杂着给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抓到后要枪毙，围着观看处决的却正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于是鲁迅深感拯救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远比解救身体的病苦更为重要，而拯救思想和灵魂最常见、最便捷的武器莫过于文艺作品，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开始了《呐喊》中的一些小说的创作，希望以此促使国人的警醒、觉悟和自强。
也正是沿着“思想救国”的道路，鲁迅在写了《呐喊》和《彷徨》中的25篇小说之后，却将这“一放而不可收”的创作嘎然停止了，转而从事杂文写作，以“投枪和匕首”般犀利的笔锋解剖吃人的制度和形色各异的丑恶灵魂，以无比的深刻和痛快淋漓，让政治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统治者、压迫者们感到摆脱不了的恐惧。
许多热爱文学的人对鲁迅创作方式的转变感到遗憾，觉得是中国小说事业的一种损失。真正了解鲁迅人生道路选择方向和目标的人则都清楚：正是这种方向和目标，决定着他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也决定着他作为思想家的学术思维品格。
以上三个方面是从正面分析的。从侧面或反面看，任何一个在学术思维品格上有缺陷的学术工作者，其缺陷的存在也都是同自己在思想、性格和生活价值取向方面的偏差和失当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代生活中，个别作家和学术工作者，居然放下自己的工作和职责，甘心情愿地为“法轮功”蛊惑人心服务，同样也是明证。因此，每一个学术爱好者都应当主动地、自觉地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逐步确立积极、健康、进步的学术思维品格，充分展示自己符合时代潮流和现实需求的学术个性风格和特征。
学术思维的主要模式
一、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
所谓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是指开始于苏格拉底、成熟于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推导方法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在西方古代一直到近代实验科学产生并成熟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点是从“范畴”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10个基本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即“被动的姿态和状况”）。根据这些基本范畴的构成要素，人们可以对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进行规范的界定（定义）和划分（分类），使之形成准确的、人们可以约定俗成的“概念”，例如人们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状态将它们确定为：“物质—精神”、“时间—空间”、“运动—静止”、“自然—社会”、“种植—养殖”、“战争—和平”、“正义—邪恶”等等。又如：生物可以分为微生物、植物、动物，动物可以分为原生动物、海绵动物、腔肠动物、扁形动物、线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棘皮动物、脊索动物，脊索动物可以分为口索动物、尾索动物、头索动物、脊椎动物等等。
概念定义的精确程度和划分的细密程度，通常标志着人们认识的层次和研究的水平。依照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方法，在把握精确的概念之后，人们要严格按照符合“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即“不矛盾律”）这三个基本的逻辑规律，对事物进行前后一致的、非此即彼的、真实准确的判断。再运用这些正确的判断进行推理，最终得出科学可靠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进行推理的模式，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三段论式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只要大前提和小前提都真实，而小前提和大前提又有直接的联系（具有“同项”），结论必然也是真实的。例如：
（大前提）：凡是人总是要死亡的，
（小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
（结论）：因此，亚里士多德避免不了死亡。
面对真实是学术推论的基本态度和本质方法。真实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辨别真伪也就成了学术工作者最起码的能力。西方传统逻辑思维方法的开创人苏格拉底同自己的辩手埃弗奇进行的一场“关于正义”的推理论辩，生动地表现了逻辑思维对人类认识和思辨所产生的磨砺功能：
苏格拉底：欺骗属于哪一类？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埃弗奇：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即一切欺骗都不是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