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分析》一书，共由五个章节——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形成与重构、“海派戏曲”与大众文化建构、镜像内外：电影与当代都市生活、“城市地图”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图像上海与读图时代的上海——所构成。论著从公共空间、电影、戏曲、杂志和图像等方面，对上海一百多年来的多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并梳理。虽然这种考察和梳理远非全面和深入，但是我们已经从中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内容，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看似散漫无边的、时生时灭的、此消彼长的大众文化有着它自身独立的发展逻辑：它们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现实的存在，更有发展的未来。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发展有着或互相依存，或互相排斥的联系，但是，它们依然是某种独立的存在。
一
我们注意到，在上海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与世界各国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的不被承认、不被重视的受排斥、贬低的历史。在西方的文化历史上，大众文化有两种名称，一为massculture，另一为popularculture，所谓mass，即是乌合之众，是下层民众、苦力、流民等等的总合。而popular，是指流行的，大众的。所以，massculture是一种下层民众的低级的、粗鄙的、混杂的文化；popularculture则指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认可而流行的文化。这两种名称之间，对大众文化的贬斥程度显然是不同的，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两个名称是否同时存在，抑或由前者向后者转化，并且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转化的，但是，仅就这样的名称看，对于大众文化的贬低之意是一目了然的。在国内，即使在上海这样大众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对于大众文化的贬低、甚至歧视都是始终存在的。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倡新文化的知识精英们曾发动了一场对于市民文学——“鸳鸯蝴蝶派”的口诛笔伐；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政治化的整合。然而，值得人们反思的是，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大众文化的发展势头从来没有被真正压制下去过。在作为现代西方文化代表的美国，其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产业，并以大众文化的名义蚕食着许多国家的文化市场。而回顾我国的大众文化的消长起伏，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上海等地区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已经可以比肩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然后，经过20世纪中期以后三十余年的一片空白之后，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里，国内的大众文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先是港台地区大众文化样式的引入，接着是本地大众文化样式的兴起。从通俗文学到流行音乐，再到生活方式的扩展，其势头自是不可抑制之。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与后三十年，遥相呼应，而其间的空白也非纯粹的空白，自有某种潜流暗中沟通连接，所以20世纪的头三十年的大众文化的种子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里，能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般，重又猛烈地燃烧起来。考察这样的历史，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不能不惊异于大众文化那顽强而茁壮的生命力，它面对着精英文化、政治文化、传统雅文化等多重压力，却依然迂回曲折地、顽强茁壮地成长着。
它究竟具备何等样的充沛底气，使它能够一如既往地发育生长？
从我们的考察中，我们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中外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因所在。
（一）由大众文化的本质所决定
大众文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人性的内面，而不是来自某些理论的、抽象的、概念的认识。我们在“图像上海与读图时代的上海”一章中，引用了鲁迅先生提供的佐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当鲁迅先生温馨地回忆其幼年师塾里的生活时，还掩饰不住那份对图画的美的渴望和满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儿童的天性中，对于感性的图像一类的需求，远在文字、理性一类的需求之前、之上。比之文字，图像更能满足他们关于美好的外面世界的想象，因而也就更接近他们的天性。
在“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形成与重构”一章中，我们采用了另一则也许更有说服力的材料，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某一次秘密家庭舞会的记录（摘编稿）：
冬天无风的夜里，马路上又黑又冷，九点以后就看不到什么行人了。暗夜里走在街道上，看到从前半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洋房，那曲卷而上的西班牙石柱，那英国式的长长扁扁的烟囱，那门楣上巴洛克式的浮雕，夜色掩去了它们失修的老旧和局促，显现出它们那异国的美，和被小心抹去的历史的神秘，是那时的上海。
敲门，笃笃笃，声音在长长的弄堂里传出好远。
门开了，楼梯很黑，有黄芽菜炖小排骨汤的气味。走进房间去，里面拉严了窗帘，遮暗了灯，贴着墙放了一些椅子，椅子上坐着人，椅子背上搭着外衣，女孩子们穿了毛衣的样子，因为在外面看不到女孩子那样紧勒的线条，所以她们此刻看上去有骇俗的美。她们自己知道这一点，所以眼睛和牙齿，在发红的灯光下像猫一样亮。
因为事先把大床拆了，为大家空出地方来，所以房间一下子变得有点陌生。五斗柜上放着老式的唱机，和一大叠密纹唱片，用牛皮纸做的套封。
一支曲子响起来的时候，舞伴在下面算好了，是三拍子还是四拍子，然而才起身，走到屋子中央，有一点害羞的，开始跳起来。没什么人真正是跳得好的，很容易看出那些新手，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脚，觉得它们那么大，像是鸭子的。畏首缩脑的，像是鸡吃米。一支曲子没跳完，两个人相握的那只手里，汗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
没有大裙子，没有黑色的礼服，没有邀舞的鞠躬。大概从一八四三年交谊舞传到上海以后，这是最不符合规矩的时代了，当年是在江边的礼查饭店，现在到了一间地板吱吱响的卧室里。可并不能让大家泄气。调低了的音乐是那么美好，随着音乐与一个异性在一起晃动身体是那么让人心醉，……老人们常常以一种拥有的自豪怜惜地望着我们，说：“你们是再也看不到那样繁华的上海了，你们现在成了乡下人。”而老天有眼，我们还没有老，又能跳从前的舞了，虽然是穿着家织的毛裤在跳华尔兹。
渐渐的，头顶上传来了一种焦味，那是灯泡把紧贴着它的报纸烤焦了。
我们是那些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一代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巴黎已经成了偷偷流传的野史，外滩的夜晚黑成了一团，百乐门舞厅成了电影院。我们都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清教徒，从诅咒里知道有一个花花世界。我们在跳狐步舞的时候，眼前滑过的，是一些幻想，一点点的奢迷，我们在音乐里屏住呼吸想到它们，像在钥匙孔里偷看。
当时在上海的万家灯火里，谁能知道有多少家的窗帘后，在开家庭舞会。刚刚松了绑的上海，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动，悄悄的家庭舞会有时会被警察袭击，报纸上把它叫做“黑灯舞会”，是流氓行为的一种。原先我以为只是一小部分人不老实，可许多年以后，渐渐听到我们那一代当时度过青春的人，都多少有同样的经历。［摘编自陈丹燕：《上海的狐步舞》，载www.yeudu.com（水云间·大陆作家·陈丹燕）］这篇生动的小文章透露出的真实的时代信息，抵得过当时的许多“启蒙性”的高头讲章。在经历了十多年“文革”的政治高压和文化摧残，普通民众们的内心里究竟珍藏的是什么？向往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问题。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期，在政治高压刚刚有了一点松动的时候，那些上海人的后代，压抑不住对旧上海繁荣的想象，冒着依然有被打成“黑灯舞会”、“流氓”的危险，偷偷地举行名副其实的地下舞会。虽然场地局促，设施简陋，但是他们对于“东方巴黎”的想象是那样的真切、热烈。这则材料在现在的人们看来也许有些心酸，甚至有些可笑，然而它再一次生动地展示出：在人的生命的内面，有着怎样强烈的对于诸如美丽、幸福、繁华、娱乐等等属于文化意味的向往，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中，这种生命之火也从来没有被压灭过。
其实，人的生活过程就是这样构成的：有劳作就要有休息，有紧张就要有放松。有休息，有放松，人们就会创造出各种休息和放松的方式。我国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庆丰收、祈神的舞蹈和歌咏。当然，在生存压力偏大的时候，劳作的部分就加大，而休息的部分被压缩，甚至被取消，人类的精神需求被迫屈服于生存需求、物质需求。所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大众不可能有相对充分的文化生活，一般下层民众只有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而相对于民间文化、草根文化的是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在生产力相对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当一般的下层民众的生存压力有相当程度的减弱的时候，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广阔天地。但是，不管是社会的上层，还是社会的下层，这种对于文化的精神需求都是存在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是两相对应的，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的。因此，我们也看到，对于文化的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扎根于每个社会阶层、每个个人的内心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需求就会表现出来。也许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在同一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它的表现形式可能各个不同，但是它的根本的性质却从来不会改变。
（二）市场经济对于大众文化起着基础平台的作用
从我们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上海的大众文化发展与上海的市场经济息息相通，相辅相成。上个世纪的前三十年，是上海经济发展得比较充分、比较发达的时期，也正是上海大众文化繁荣的时期。而上个世纪的后三十年，恰逢“文革”结束，市场经济重新启动之际，上海的大众文化便梅开二度，遍地绽放。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的呈现，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从根本上看，市场经济的命脉在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有各种需要，就有满足各种需要的生产和交换，于是就形成各种市场。因此，当这种需要日渐增多，日渐繁复，那么市场也就日渐繁华、日渐发达。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的需求的提升呈相互依存的正比关系。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成熟便越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的基础上，便能继续满足人们的精神的文化的需求。在漫长的封建农业经济阶段，那比较落后的自然经济，只能满足人们第一、第二个需求，即生存与温饱；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经济阶段，相对发达的生产力已经可以超越经济匮乏阶段的温饱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时期里，人类更高的需求——精神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便凸现出来。而人类的不断提升的需求，正是推动社会和经济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论是现实的需求还是未来的需求。人人都会做梦，不管在怎样艰难困苦的境地里，人的内心里总还有梦。正因为人们梦想飞翔，人们后来便发明了飞机；正因为人们梦想顺风耳，后来人们便发明了电话；正因为人们梦想千里眼，后来人们便发明了电视、电脑。而如果人类停滞在温饱的需求层次，不再有更高层次的梦想，那么，人类的社会便不再发展、不再进步。在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社会已经具备相应的条件不但可以满足人们的现实的需求，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某些梦想，往往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大众文化便应运而生，并且大有用武之地。大众文化不断地为人们圆梦，又不断地为人们造梦，因此，成为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某个角度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市场经济也逐渐发达。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满足人们温饱的水平。那么，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阶段，人们的进一步的需求是什么？不用提出高深的问题，就提与广大民众最休戚相关的，也是最世俗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即：温饱之后，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我们住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住？就拿吃的问题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始，全国各地遍布“肯德基”、“麦当劳”，那统一的红黄油漆的店面，醒目而招摇。就这两种食品来说，仅是美国的快餐文化，比较低档，而且不能算为健康食品，但是，因为它们来自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所以使多少中国儿童乃至成人心向往之，把去吃一顿肯德基或麦当劳当作过节一样。他们吃的是什么？仅仅是油炸鸡块吗？仅仅是油煎牛肉饼吗？当然不，包裹着这些食品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美国商人不但赚得大把的钞票，而且还输出了他们国家的文化。当然，今天人们向往健康、健美，有的商家在策划绿色食品的计划，这种市场推进的过程，显然渗透着文化的力量。再说穿衣，如果仅为蔽体保暖，一个人大约只要四、五套衣服即够，可是，如今大多数上海人家中的个人所拥有的衣服，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那么那些多余的衣服，派什么用处呢？这里的讲究是，什么衣服在什么场合穿戴，显示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衣服搭配，才能显示出品位，乃至个性、风格等等。要说住，只要听听那各色楼盘的名称便可知晓，“巴黎春天”、“夏威夷风光”、“迈阿密庄园”，诸如此类。还有，那正在全国掀起的家庭私车热潮，那一款款新车浑身上下贴满了文化的标记：高雅，气派、身价、地位，这些都明显地超越了它们原初的代步工具的功效。于是，吃什么样的食品，怎样穿衣，住在什么区域，开什么牌子的车子等等，都以不同的文化需求，标示出远高于温饱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