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来了？”
我说：“晚上开会，到处找你。”
他仍然不抬头，喉咙里咕哝了一句：“什么会？”
“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会。”
“我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党员。”
“肖科长让你参加，再说你也应该参加。”
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坯模子摆好，又干起来了。我看看那堆已经不多的剩泥，说：“我等你。”
他没回答，难堪的沉默中只有泥坨摔在坯模上发出的砰砰声。突然，身边掺进秦文忠妻子嘤嘤的哭泣，大人一哭，几个姑娘随即跟着唏嘘起来，直到扯起那男孩子震天动地的号啕。
我只得搜索枯肠，尽量安慰，“这是没办法的事，老秦犯了错误，和你们无关。你们生活有困难，可以提出来，组织上会帮助解决的。”不说则已，一说，哭得更其伤心，那女人边哭边唠唠叨叨地不知数落着什么，样子很凄惨。设为其身地一想，也是，仅止一夜之间，就从教导员宝眷沦为囚犯家属，人生沧桑，不堪回首，怎能不悲从中来？
小祥默默地脱完最后一个坯，又默默地收拾家伙，洗了手脚，最后穿上衣服，带着一种男人的威严和沉着，板着脸说了句：“别哭了！”哭声果然小了，变成细细的抽咽，他又硬硬地说：“我明天再来。”然后，也不理我，一个人径自往大路走去。
天完全黑了，四周的景物依然历历可辨，大路上静悄悄的。我费了好大劲才追上他，却说不出一句责备的话。我惊奇地发现，他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成熟得多，我想象他是个孩子，实际他是个男人。
“你怎么，想起给他们家搭棚子来了？”我迟疑了半天，才开口问。
他只顾埋头走路，好一会儿才瓮声瓮气地说：“孤儿寡母，谁管？”
连我也弄不清了，你是觉得有负于秦文忠吗？可你当初对他的失职是那么义愤填膺，甚至耻于再叫他一声叔叔；你是可怜孤儿寡母吗？可不光你，连我，也许连肖科长，都没有料到孔局长的反应会这样激烈。这对秦家无疑是一场横祸，可你并没有错，也用不着赎过。
有时候，你知道吗？做人也得横着心做！
我站住了，叫了一声：“小祥……”
他也站住了，回过头来，一动不动。
“你，你真好。”我竟然稀里糊涂说出这么一句说来，那一刻我心慌意乱，不知怎么就觉得他和我的距离一下子挨近了，仿佛有许多话可以说，却只稀里糊涂说了这么一句。
他眼睛看着我，那目光既惊异又温柔，不不，这绝非我的自做多情，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他用胆怯得含混不清的声音答道：
“你也真好！”
那一刻，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建立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沟通和默契，谁也不敢捅破，却都心照不宣。
我们面对面一声不响地站着，让甜蜜而奇特的心灵感应默默地延续，站了多久，已记不清楚，直到他开口说了句：
“走吧。”
回到场部的时候，会议也散了。肖科长怀疑地看看我，又看看他，问：“这么晚，你们干什么去了？”
小祥头一低，没答话，我说：“我找他来着，刚找着。”
“找这么久？”
“下次再找人，您去得了。”我没好气地撂了一句，扬长而去。
对肖科长这种人，有时就得小小地横一下心！
对继平，不，对我们那个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我也横过心，像今天！
可有时候横了心，又免不了要陷自身于阴暗、恶毒和卑鄙之中，引起那么痛苦的自我谴责，像对“罗营长”。
我们这种人也许注定就横不了心，横了心，心就必定是不安宁的。
打击“坏人坏事”的浪潮就像铝锅烧水，热得快，凉得也快。继之而来的是对好人好事的表彰活动，更有轰轰烈烈之势。
为了迎接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抗震救灾英模大会，总场开了两天的“马拉松”会议，研究部署准备工作。因为清河农场是全北京市受灾最重的下属单位，所以市里向中央报送的英模人物的出处，显然非此地莫属了。这在清河人的眼里甚至有点坏事变好事的意味，要不是土地爷这么一闹，这个憋屈的小角落大概下辈子也出不了这个风头。
我们在八分场的中心任务，也很快转移到搜集先进事迹方面来了。和揭发坏人坏事的情形一样，人们又被发动起来，拼命回想着曾否耳闻目见过什么英雄事迹和豪言状语之类。无数“素材”又一次雪片似地飞来，虽已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无奈内容质量大都平平，无论怎样拔高，也难冠以“英模”二字。但看到别的分场都纷纷拿出材料往总场报去，我们不由有些着急。恰巧那天总场通知召开全场中队（股）长以上干部大会，肖科长便决定顺去总场开会的便，把手上这些尚难成为典型的素材，姑且汇报一番。
总场的礼堂塌了，大会就开在场部院外的树林里。这是震后农场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借着会前片刻，劫后重逢的人们互道平安，七嘴八舌谈论着自己分场的情况，打听着别处哪些房子还立着，哪些塌了；哪些干部还活着，哪些死人，熟悉的多几声嗟叹，不熟的少几声唏嘘，都有隔世之感。会开了一上午，大家屁股下面垫半张报纸，坐在林中潮湿的地上，闷着头抽烟，听孔局长从“三年建成新唐山”的口号中生发出来的“关于一年建成新清河”的长篇动员报告。孔局长慷慨激昂地喊了两个多小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至今早已记不得了；工作队其他副队长和总场的政委又都说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但是最后洪场长的那两句话所引起的反响，却令人难忘。他眼睛发红，声音苍老而迟钝，“我没有说的，只想借这个机会向各分场这次遇难的干部、职工和家属同志致哀，他们很多人为党工作多年，是好同志。”话音未落，满场动容。等人们恢复平静，他又说：“有些犯人，改造得是不错的，这次遇难了，我也向他们致哀。”台上出语突然，台下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才好。向犯人致哀？闻所未闻，倒不是说死了犯人如丧考妣，总归“致哀”二字，有点别扭，至少提法欠妥吧，那年头很讲究“提法”。果然，事后还真有人上书言事，说堂堂大会之上，居然把干部和犯人相提并论，实在是敌我混淆，胡说八道。据说孔局长看了，只从鼻子里笑了一声，说：“也难怪旧公检法砸烂快十年了，阴魂不散。”声气虽平缓，却令人不寒而栗！
散会后，趁午饭前的功夫，我们到孔局长的棚子里汇报。照例由肖科长讲，我插话补充，小祥则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总共只讲了一刻钟，孔局长便已面有倦意，仅仅是听到某老工人在震发时看到地光，误以为苏修扔了原子弹，跑出来叫喊要大家都披上白被单以防辐射的事迹时，才淡淡地说了句：“这个老工人的战备思想倒是很牢固，可以表扬表扬。”可究竟怎么表扬，后来又没再提起。
小祥后来曾和我说过，好多人在地震发生时都以为是苏修扔了原子弹。地震没人经历过，原子弹的威胁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他说这话时用了一种“大不敬”的嘲笑口吻，我不由提醒他说：“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说的。”他调皮地笑一下，反唇相讥：“我就是不准备，打起来也比你们强，看谁不怕死！”可随后又说：“苏联打中国干什么，要这块地方，疯啦！”
我当然不能苟同了：“边界上陈兵百万，怎么说呢？”
“咱们中国八亿人口、高山大川，百万，够打中国吗？咱们无非是它政治上的敌人，他摆上兵吓唬咱们呢。再说就是打，哪有头一天就往这大平原上扔原子弹的！我们清河人一辈子这么没见识，就是这一点，我不喜欢这儿。”
这是很偶然能从他嘴里听到的鄙视家乡的话，虽与一向宣传的口径不合，道理却不失雄辩。
也许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一种共性，小祥对于政治问题有着特别的敏感和兴趣。看报纸很注意中央什么人又出来啦、什么人好久没露面啦、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啦、联合国开会中国说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啦，诸如此类，都记得一清二楚。和八十年代许多青年不同，无论多么遥远的“政治问题”都能使他在这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变换着喜悦、兴奋、忧患和咬牙切齿，而现在的青年谁还冒这种杞人忧天的傻气呢。像继平，连报纸都不看，四项基本原则和五讲四美三热爱全都记不完整，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多数只是在工人体育场为中国队加油的时候才迸发出一点火花来。
人都是跟着时代走的，在今人眼里，小祥对于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漫无边际的关切和认真，当然是十足的学生腔了。但我不愿笑他，简单地嘲笑历史也就嘲笑了自己。
那个乏味的汇报会草草地完了。我们三人没精打采地从孔局长的棚子里退出来，连吃午饭的胃口也没有了。小祥要请假回家，肖科长同意了，嘱咐他黄昏前赶回来，好一块乘车回八分场去。
夏天的黄昏照例盘桓得特别久，说不清该从几点算起，几点算完。吃过晚饭，日薄西山，天色却还是大亮的，只不过一阵阵南来的清风，稍稍有些凉意了。
炊事员涮了锅，撤了火，收拾得差不多了；在棚子里看书写材料的人也纷纷钻到外面来找亮了，却迟迟不见小祥回来。我正在着急，怕他误了开车的时辰，忽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沿大路飞奔而来，问了几个人，找到我，喘着气说：“陆小祥、陆小祥，叫你！”
我心里一惊：“他怎么了？”
“他姥姥，他姥姥，不让他出来。”
我一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又好气又好笑，心想都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居然还有这等窝囊事。我抬头往马路上扫一眼，肖科长正在八分场的拖拉机旁边跟司机指手画脚地聊天呢，车斗里已经坐了一些等着回分场的男女。我轻声对小孩说：“快，带我去。”
我们一路小跑，过了小河，能看见小祥家那白色的石屋了。小孩突然踟蹰不前，身子直往后挫，“那就是他家，你去吧，我走了。”他显然是害怕那个不怎么慈眉善眼的老太太。
白房子门前的防震棚已经焕然一新。材料虽是七拼八凑，但拼凑得极贴切、精巧。小祥的姥姥盘腿坐在门前的一领窄席上，沉着脸孔用蒲扇挥赶着蚊虫；小祥在一边坐立不宁，东张西望，不时同姥姥说一句什么，姥姥爱搭不理，外孙子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唉，看你，你在三十里长堤够多么无畏；在敢死队里够多么英勇；在马盛利面前又多么血气方刚，我真想不到，人说你家祖严孙孝，名不虚传，你在你姥姥跟前竟是这么懦弱、胆小。
小祥姥姥看见了我，连忙绽开笑脸，忙不迭地起身，“祥啊，看谁来啦，快倒茶。你吃饭了没有，没有我给你做。”老太太不是客套，当真要动手，我不由得直拉她，并且极尽亲热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转脸问小祥：
“都在等你，怎么还不走？”
小祥低了头，用胆怯而含混的声音说：“啊，就走。”然后瞟一眼姥姥，他姥姥趁势把话茬接过去了。
“哟，你们一去多少天，也不惦着让我们孩子回家吃顿好的，人都瘦成这模样了，我看他爹妈在世谁也不敢这么不讲理；再说啦，我见天的心绞痛，谁管我？”话是笑着说的，却很难听。我扫一眼这间七拼八凑的棚子，想到贫富有别，溺爱孩子却是一样的。
“姥姥，”我说：“小祥去帮助工作队工作，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培养，您还能不乐意他出息吗？”
“敢情了！”老太太一高兴，有点蒙，顺着我的话路就说下去了：“这孩子可积极呢，实心眼儿，跟他爸爸一个德行。”又说：“又能跟你这样的闺女在一块儿工作，也长见识啊。”
“姥姥！”小祥敏感地嗔了一声。
时间不等人，我赶快就着话口，说：“那我们就先走啦，车等着呢，回头再来看您。”
“啊？”老太太愣了一下，“啊，啊，我也没说不让他去，我刚才是想到供销店给他买俩鸡蛋带上。现在连总场都不让养鸡了，八分场那地方就更甭提了，不割自个儿腿肚子就甭想闻上丁点荤腥，可这小子说走就要走……”
老太太话没说完，我已经拉着小祥开路了。她拧着步子在后面追着喊：“姑娘，你在这穷地方不习惯，脏的累的值不当自己动手，叫小祥给你干，他什么都会干。”我嘴里哎哎地答应着，只怕老太太再啰唆个没完，不敢停步，直走到小河拐弯处，小祥说什么也要站一下了。怯怯地回头望去——远远的，老太太的身子一动不动，还在暮色苍茫的池塘边上站着呢。
“唉，”他老气横秋地叹口气，“她真有冠心病。”
回八分场的车显然等候多时了，乘客中已啧有烦言，肖科长很是不快地扫了我们一眼，话闷在嘴里没说出来，只催促司机上路。
一车人同路，当然是不甘寂寞的，人们扯着嗓子说笑，粗野的打情骂俏压过拖拉机砰砰的排气声，惊起路旁林中的昏鸦。人人脸上罩着一层夕阳的深红，真是美极了。我看一眼远眺沉思的小祥，心中忽生怜悯，想到人皆有天伦，照理该放他回分局上班去，老太太的晨昏茶饭，也就有了伺候。可我又想，要是他回去了，剩下我和肖科长两个人，又该是怎样的枯燥乏味呢？这么想也许太自私了，可小祥看样子也甘愿继续在工作队干下去，好多一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另外，大概也不愿意离开我，我看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