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便“常恨此身非我有”，也不能“何时忘却营营”了。
偏偏这个时候，我得了肺结核，肺结核是富贵病，好治，问题是谁还会提拔一个肺痨鬼当副所长？
继平比我更着急，“干脆，”他说：“就别让你们单位里知道，我给你找个地方治去，反正你们也不坐班，无非是自个儿花药费而已，现在的肺病有个二三百块钱包你拿下来，可你要是提不上去，每个月都得少好几十块呢，咱可别冒那份傻气，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厌恶继平的商人嘴脸，可这主意并不坏。
人逢此时，就免不了要感慨青春的早逝了，青春与强健的体魄同在。我多么羡慕二十岁的时候，清河的蚊虫酷暑，风餐露宿，吃生吃冷，把很多男同志都拖垮了，可我居然没病。
工作队里的病号越来越多，甚至连一向以军人体魄自居又特别善于保养的孔局长也拉了稀。到清河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从八分场回来后，各摊儿工作都已开始着手扫尾，看来归期将近。大家都是在地震当天匆忙拉出来的，跟家里都不曾打个招呼，无不盼着早点回去。我呢，也想念爸爸妈妈，不知现在北京的人们是否还睡在街上；还有小祥的工作，最好也能早点回去替他活动。
在我们去孩儿河游泳的那天晚上，小祥姥姥的心脏病猝然发作，被送到总场医院输了一天一夜的葡萄糖，因为医院的病床太紧张，所以第三天便让小祥接回家去将养。肖科长代表工作队领导专门到家里探望了一次，同时以照顾为由，顺理成章地通知小祥即日起回分局上班。
我们就此分开了，虽然还都在总场这个大范围内，接触的机会却极少，他只是借着偶然的工作之便来工作队看过我一次。当着众人耳目，我们也只能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呢，为了避口舌，也一直没再到他家去。
重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我的本行——帮助场团委搞团支部重建工作，黄朝英的事则奉命全部交到另外几个同志手上。他们情况生，不接头，开始常来找我问根由，我记着孔局长的警告，自然出言谨慎。他们似乎也觉得这事有点古怪，茶前饭后免不了拿它当个话题。
“八分场也太不像话了，我们提出让黄朝英先在八分场做一次事迹报告，他们居然还不太积极，真是岂有此理。人家将来还要到全局、全市、甚至全国去作报告呢，八分场怎么能不组织一次！”
碰上这类大惊小怪，我只能说：“墙里开花墙外香，都这样儿，不做就算了。”
可他们觉得说不过去，硬是压着八分场组织了一场报告会。黄朝英上了台，倒是勉勉强强照稿子念下来了，可还没从台上走下来就哭开了。她这一哭，更搞得八分场上下左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孔局长原先还准备搞一次全场性的报告会，知道这件事才算作罢，并且决定和局里联系，尽快把她送到北京去，好让人领她玩玩逛逛，调整一下心情，免得在全国的英模大会上出丑。
这天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孔局长的帐篷旁边多了一辆满身风尘的吉普车，这时人们都还没有起床，谁也没看见来人的眉眼。开过早饭以后，从那帐篷里传出话来，叫包括肖科长在内的几个头头进去开会。什么会，没说，别人只知道开了整整一上午才散。午休的时候，突然把我给叫了进去。
帐篷里这时只有孔局长和那位神秘人物在座。从那人的年龄和气度上看，至少是个处级干部。他们让我坐下来后，孔局长突如其来地开了口：
“陆小祥给市委写了一封信，你知道不知道？”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胸口狂跳起来，尽力镇定地说：“不知道。”
沉默了一下，孔局长的神态略有缓和，转而对那位北京来客说道：“他先去找了洪场长，跟洪场长胡说八道，老洪又不是分管这项工作的，当然无权答复他。没想到他居然敢上书言事，捅到市委去，这家伙的破坏性也太大了！”
孔局长面色青紫，一脸毫无掩饰的痛恨。我鼓起劲来问了一句：“什么事阿？”
“黄朝英啊，陆小祥把工作队告下了，说我们搞得是假材料！”
我知道这事不得了，连忙说：“那不应该，我回头找他谈谈……”
“你不用去找他。”孔局长打断我的话，又对那人说：“老李，市委既然责成局里重新调查，我们这两天就把调查材料搞出来报上去，情况就是上午大家说的那些。你回去转告刘局长，我搞材料多年了，什么都搞过，就是没搞过假材料黑材料，请他放心，你的那个意见很对，陆小祥的日常表现，我们是要查一查的。”
那个姓李的当晚就坐吉普车回北京去了。我犹豫了很久，决定这时候不能急着去找小祥，要是让人看见，反而会把问题搞复杂。往宽处想想，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向上级反映情况是干部起码的民主权利；查日常表现？那就更没说的啦。我想，没事。
我的心情由此而安定下来，第二天孔局长没再找我，小祥也没到工作队来，我想如果来了，倒是可以向他问问情况，我一点也没想到第三天会出事。
第三天早上，八分场的女干部老林照例去敲黄朝英家的门，发现门是反锁的，屋里明明有响动，却不见有人答应。从窗帘的缝里，她看见黄朝英正在床上打滚儿，知道坏了事，连忙喊人砸开了门。一个有经验的先捏开黄朝英的嘴一闻，满是敌敌畏的味儿，便赶快张罗车子送到医院急救，灌了半天肠子，好歹算留住了一丝游气。
这个轰动新闻几乎当天就传遍了全清河，传到工作队时，人人目瞪口呆，只有我了解黄朝英丧子之后的那种日甚一日的负罪心情，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然而由黄朝英的自杀而引出的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却真正把我震惊了——下午，小祥被宣布了隔离审查，当晚就被押到一分场直属队关起来了，消息传来，我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喊叫！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孔局长，黄朝英的轻生本该使你清醒了，可你不，你气急败坏，反认为是小祥捣乱导致的后果，于是你这样严厉地报复他。就因为总场腾不出空棚子，你居然让人把他押在一分场监区那间快塌的反省号去，那时候地底下的小余震频繁不断，那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屋子连犯人都不敢再住，你却把他关进去受惊吓。他还是个对前途充满幻想的青年，可你却这样无情地斩断了他希望的路！
小祥，你写那封该死的信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是怕我拦阻，还是不愿牵连无辜？你太认真太自信，也太满不在乎，赢了一个马盛利你就犯晕了。你不肯蜷缩自己的良知是对的，可自以为什么都能干成就大错特错了。你难道不懂得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领导就是你头上的云，云一黑你的背就得湿。往上走，入党、重用；往下走，排挤、处分，凭他好恶。你不是想调到北京去吗？他可以下放，放了也能把一点不清白塞进你的档案里，一辈子跟着你。你何苦去冒犯这些你必须依附的上司？
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可我不能不冒大不韪去为他讲几句说情的话，我预备好一肚子道理，战战兢兢走进孔局长的帐篷，当着几个正在汇报工作的人提出了疑问，但又马上发现自己的一相情愿是多么孤单无力，孔局长一脸铁板，几乎不容我说完。
“这事他当然是有责任的，何况关他也并不光是为这事。”
肖科长也在，凑过来说：“我们这不正在兜情况吗，看来这个人是有些问题的，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八分场有一天让他回家去看看，结果他到半夜才回来那件事？现在查清了，他根本没回家，是去了唐山！”
这我可以解释：“他跟我说了，补了假。”
“他去干什么，也跟你说了吗？”
我心虚起来：“没有。”
“他跑到几个犯人家里去了，抗震救灾那么紧张，他不辞辛苦那么老远去找犯人家属干什么？”
“噢！”我恍然大悟，身上轻松下来：“替犯人看看他们亲人的情况，对改造他们也有好处呀！”
孔局长敲起了桌子，“死难干部的亲属还看不过来呢，专看犯人的？既然是好事，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做贼呀！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嘛。娘的，我看八分场犯人差点闹起事来，弄不好就和这件事有关，能不审查审查他？”停一下，又说：“他既跟你说过去唐山的事，你不汇报也是错误的，至少是缺乏革命警惕性。”
眼看着孔局长就要迁怒于我了，肖科长有意扯回到主题上来，话也说得略有余地，“当然啦，他去唐山与前一段犯人中流传谣言的现象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仅仅是个疑问罢了，既有疑问，审查一下，能排除也是好的。何况地震以后，陆小祥不是没有错误，有这么个机会闭门思过，总归没坏处。”
小祥去唐山看犯人亲属，一定是受了八分场队长张玉海之托，但前车之鉴还在，我当然不敢贸然再把张玉海扯出来同他们分辩。正在语塞，孔局长又抖出一件事来：
“去镇压八分场暴动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不？他吓得连衣服都忘了穿，丢盔卸甲。”
立即有人应声：“对，我也看见了。”
这又是一个冤案，我忍不住冲口而出：“你们问问肖科长，究竟谁没穿衣服！”
肖科长一愣，尴尬地“啊啊”两声：“这个这个，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是给了我一件上衣，可我是因为把衣服都洗了呀，晾的地方又远，我是怕贻误战机才赤膊上阵的。”
斗争的大方向有点偏离的苗头，肖科长连忙自己把话头宕开，说道：“光膀子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据八分场的同志反映，秦文忠刚刚被捕，他就跑去给他家里搭棚子，献殷勤，是不是有点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以他当时在工作队帮忙的身份，这么做总有些不妥吧。”
孔局长当即厉声定性：“当然不妥，严重不妥！这实际上是对工作队正确决定的示威，是有意破坏抗震救灾！”
肖科长受到肯定，有些得意，又说：“去八分场镇压暴动那天，大家都赤手空拳，自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只有他，擅自乱拿救灾物资，后来不知他把那两把铁勺还回去没有。”
“查一查！”
我看出来了，在孔局长这种过分冲动的情绪下，又有这么个只顾逢迎的臭谋士，显然是多说无益了。
下午，在场团委办公室开会，听部分单位团干部汇报工作。我心不在焉，老是想着小祥，不知他此时该是何种心境。他的爱面子，他的自尊心，他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还有那简单的经历和溺爱他的家庭，都决定了他不能经受这种逆境。我心里发慌。又想到曾在八分场见过的一间反省号，连窗户都没有，里边闷热异常，不知一分场的那间是否同样。因为小祥是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会上自然谈到了他，分局的团总支书记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讲了他从办公室被带走的情形。
“开始他不肯走，非问人家为什么，人家哪儿跟他磨这个嘴皮子呀，说你再不老实就铐上你。你们想想，铐上，那不就跟逮捕流氓似的了，他这才跟着走了。”
一个姑娘问：“他不是一直表现挺好的吗，真看不出来能犯这么大错误……”
“就是，表面上挺好的，还是他们治安科党支部重点培养的‘纳新’对象呢。”
“他们说把他的领章扯下来的时候他都快哭了，是吗？”
“啊，不过没哭出来。”
“然后就跟人家走啦？”
“……啊，走的时候还问人家他姥姥怎么办。他姥姥病了。”
团干部们发傻似的沉默了一阵，又啧啧地感叹了一阵，直到团委书记敲敲桌子，大家才把注意力拉回到正题上去了。七嘴八舌又扯了些什么，在我脑子里只是含糊一片。
哦，是的，你此时一定在想你的姥姥，正在病中的姥姥，你走了谁去照顾？
终于散了会，我跑到洪场长的办公棚来了。
据洪场长说，本来已经安排了几个邻居轮流照顾一下老太太，可不知是谁，把小祥的事跟她漏了嘴，老太太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刚刚送了医院。
“心脏病就怕连续发作，她本来刚来过一次，还没完全稳定，不知谁那么嘴快。老太太十几年辛苦，大家都知道，就是为陆家这条独根。”洪场长一脸忧郁，叹了口气，声音略略放低，又说：“小祥父亲过去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他母亲死的时候还托孤给我。这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了，人生活在社会上，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星儿怎么行。他父母从小管他管得太死，不给他接触一点黑暗面，所以他就容不得黑暗。在他眼里，社会是一片单纯的光明，真理也应该是战无不胜的。他太年轻了，不像我们老头子，凭着涵养功深，知道来日方长。他其实跟我说说也就得了，完全犯不上写那封信嘛，弄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他爹妈交代了。”
焦急和沉痛使他的呼吸有点急促，他停下来，深深地喘了口气。我怀着一线希望，恳求说：“洪场长，你当然是了解小祥的，他就是那么个人，他对工作队其实也一直是很有感情的，您能不能再找孔局长说说去？”
然而说什么？怎么说？连我自己都没主意。洪场长沉吟了一下，说：“这案子的处理，总是得依靠组织，我个人说话……看看吧，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知道，洪场长是十七年黑线时代在位当权的老公安，现在属于“控制使用”的一类人，不能不谨小慎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