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读过。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25—226页）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说明东山高等小学时期的毛泽东对水浒故事不只是读，而且能讲，能够与同学们互相讲述，互相交流，这当然有助于增强记忆，有助于消化理解。在讲解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喜欢向身边的人们讲述《水浒传》故事，这个读书习惯毛泽东保持了一生。他在不知不觉中已在传播《水浒传》了。
销售《新标点水浒》
毛泽东还曾经销售过《水浒传》。那是1920年他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候发生的事情。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已由“五四”前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在北京，他深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热潮的影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当时同北京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上海，回到了长沙。这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还在北京时，他就思考着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问题。回到湖南后，毛泽东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报纸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文章还说：“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毛泽东担任书社“特别交涉员”。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10月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
开业以后，毛泽东几次就文化书社的经营情况，向出钱的股东和书社工作人员汇报。
从他历次的介绍来看，书社经营的畅销之作，除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潮》以外，就是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文学方面，他特意推荐了《新标点水浒》、《尝试集》（胡适）、《胡适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传》、《欧洲文学史》、《三叶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俄罗斯名家小说》、《周作人翻译点滴》等。其中，《新标点水浒》卖了一百部。（资料来源据《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537、542页）
《新标点水浒》，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8月出版，由汪原放主持组织人员，采标点符号分段的出版物。该书系七十回本。
毛泽东把《新标点水浒》这样的传统小说，作为孕育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材料”，作为“书之重要者”推荐给读者。在《新标点水浒》诞生的后面，确实存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给《水浒传》以新标点的汪原放，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他是上海亚东书局的老板汪孟邹的侄儿。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知己，他的亚东书局就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搞起来的。“五四”时期，亚东书局为经销和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做了大量工作。建党后，陈独秀又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交给亚东书局印刷发行。当时，汪原放在叔叔的书局里帮忙，他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标点，有的甚至不分段落，读者看时十分吃力，便开始做分段标点的工作。这个做法深得陈独秀赞许，由他出面请胡适作序。1920年8月，就在毛泽东筹备文化书社的时候，由陈独秀作《水浒新叙》，胡适作《水浒传考证》，汪原放分段标点的《水浒传》在亚东正式发行了。
陈独秀在《水浒新叙》中说：“‘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在这一点看起来，我们就可以明白许多人爱读《水浒传》的缘故了。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而加多。”
此时陈独秀已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孕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他评论《水浒传》，单单点出体现阶级对立的“四句诗”来概括小说本旨和理想，开用阶级斗争学说评论《水浒传》的先河，耐人寻味。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开篇就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要大得多。”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倡导白话文，断定新式标点《水浒传》的教育作用，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功利性动机溢于言表。
新标点《水浒传》发行情况极好，接着汪原放又标点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等十多部小说。鲁迅曾称道说：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汪原放在陈独秀和胡适支持下出版《新标点水浒》，青年毛泽东是投赞成票的。分段标点，用新的形式出版古典小说，在毛泽东看来也不失为让“旧文学”走向平民的一个途径，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大概正是他热情推荐、积极销售《新标点水浒》的缘故吧！
《水浒》与水壶
毛泽东对学习总是抓得很紧。1934年底，他在长征途中，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急于要找《水浒》一读。对此，当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黄友凤后来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
毛主席喜好读书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在日行百里、饥困劳苦、战事频繁的长征途中也不例外。
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我们住进了一个地主的庄院。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散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浒》来，我想用用。”小战士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四处寻找起来……
我们仍在院子里唱歌。突然，从主席房间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惊诧地循声望去，只见那位找《水浒》的小战士提着个大水壶窘迫地站在主席面前，抓耳挠腮，主席单手叉腰，用爱抚的目光望着他，“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了把水壶，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尾嘛！”说完，主席自己又笑了……
事后，主席专门把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叫在一起，就错把水壶当《水浒》这件事让大家展开讨论，认识读书学习的重
要性。（《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由于毛泽东的谆谆教导，这些土生土长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人，很快成长为坚强的红军战士、党的忠实干部。
尽管在长征路上，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地下有敌人围追堵截，毛泽东照样兴致勃勃地找他喜欢的《水浒》和《三国》来阅读。一不留神，与警卫员合演了一出“水壶与《水浒》”的“小品”，使充满艰辛苦涩滋味的长征路途抹上一笔欢乐色彩，并以此为契机，对警卫员进行了读书重要性教育，这何尝不是他自己发愤读书精神的折射呢！
引述《水浒传》典故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经陕北保安，移住延安。这时，毛泽东开始有了外事活动。毛泽东在延安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朋友是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在幼年时代对贫困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她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感动了大批的读者。幼年时的冷酷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她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妨碍她自由发展的一切，不能容忍压制，憎恶虚伪和不纯。1928年，她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被派到中国。很快，她便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事业所吸引，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全力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是在西安惟一的美国记者，目睹了事变的全过程。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搭乘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车辆到达延安。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他的窑洞里会见了她。从那时候起到9月份她离开延安，毛泽东多次与史沫特莱在各种场合会晤。在史沫特莱眼里，毛泽东穿一件带补丁的大衣，个子瘦高，前额宽阔而突出，具有风流倜傥的气质，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她这样评论毛泽东：
“每一个其他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某一个人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是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中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这一类的小说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他的诗有古代大师作品的质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对于社会祸福和个人悲欢的深思”。“他的幽默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而深邃的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史沫特莱：《中国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180页）史沫特莱用她那作家的笔触，描绘和记录的是毛泽东的性格和精神风貌。
毛泽东用那么多的时间同史沫特莱交谈，则绝不是要显现他个人的魅力和才华。虽然他曾向她谈论了文学和诗歌，向她询问了“成堆”的关于外部世界的问题，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史沫特莱向外介绍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看法，介绍红军和苏区的情况。
史沫特莱发现了毛泽东讲课、演说、谈话中一个区别于人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历史为根据”，对学生、听众和交谈者“谈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本国的历史和文学”。毛泽东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战争经验”。为此，他在谈话中经常“引述《红楼梦》和《水浒》这一类的小说典故”。作为新闻记者的史沫特莱，目光是敏锐的，她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人们：毛泽东此时已在娴熟运用《水浒》典故阐述自己的见解和理论，并借此形成了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达风格。
“中国人”与“中国知识”
毛泽东阅读和运用《水浒传》既久，便在认识上产生一个质的飞跃。他认为《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名作，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意义，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代表作。读这些名著经典，是做中国人的起码条件。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休息时，徐海东见毛泽东和贺龙谈笑风生地在天主教堂院内散步，就想趁这机会提出上前线的事，未等开口，毛泽东对贺龙说：
“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07—108页；《毛泽东提倡读三部中国小说》，《山西日报》1984年1月9日）
贺龙嚷着：“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瞅了瞅徐海东问道：“海东，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虽然从小只读过三年半书，但有一个好学的精神，当窑工那些年头，读了不少书。他回答说：“《三国》看过，《水浒》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过。”
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说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来。
统帅与将领笑谈着著名小说，毛泽东将读不读《水浒传》等名著，看成算不算中国人的标志。这固然是一种玩笑话，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文学修养的高低，看作了是否有作为的中国人的前提条件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水浒传》的地位，推动了对它的流传和阅读。
毛泽东的话倒是激励文化水平不高的徐海东和妻子周东屏开始啃大部头的古典名著。那时徐海东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周六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议论读过的小说。有一次，徐海东问周东屏：“看懂了《三国》吗？”
周东屏实话实说：“很吃力，好多字不认识，还得查字典。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水浒》，那里头一个个农民好汉，爱憎鲜明，令人佩服。我好像还从中看到了你的言谈举止呢！”
徐海东哈哈大笑：“我像谁？鲁智深还是李逵？”
周东屏摇摇头：“都不是。李逵勇敢，可不讲政策，乱杀人。鲁智深爱喝酒，喝醉了还误事。你呀！”她指着徐海东：“要我说，挺像武松的，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还蛮有智慧。”
徐海东拍拍周东屏：“你很会恭维人啊！”他又笑起来：“别忘了，我是一头猛虎哟！”
周东屏也忍俊不禁：“你可别当了被人打的猛虎才好！”
———看得出来，徐海东和周东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联系亲身经历读《水浒传》，对梁山英雄人物的分析是准确的，阅读收获是丰硕的。在毛泽东“看完这三部小说”要求的激励下，他们确实在向完全的中国人奋进。
毛泽东还把《水浒传》等名著作为“中国知识”的基本内容，要求子女掌握。1946年2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一天下午，他去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在国外的学习情况。
毛泽东问他：“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
毛岸英回答说：“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