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文化特点时，说：“……道家除恶务尽的精神倒值得学习，它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历代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的。”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任何小说都产生在特定的时代，都产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样，它就不能不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发生紧密的联系。产生于600年前的《水浒传》，不能不反映当时的文化观、宗教观、哲学观，反映当时的思想面貌和时代风气。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教、道教、佛教同生共处相互混一为特色的。《水浒传》对儒教的积极入世，对道教的淡然出世，对佛教的消极避世，都有所表现。《水浒传》较多地表现了道教文化，如开篇的陈搏骑驴、太白金星揭榜、龙虎山请张天师，中间的九天玄女授天书、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受石碣天文、“替天行道”的行动口号、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神灵，都属于道教的内容。
所有这些庄严而神圣的内容，都是道家的幽灵。这些不仅赋予了《水浒传》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手法，而且赋予了梁山好汉精神依托和思想灵魂。从全书的整体来看，可以说主体的故事都是安排在道教的神话中。梁山好汉所得到的上天佑助，都是道教一家。
梁山好汉之所以会聚在一起共做一番事业，是因为皇帝派遣太尉洪信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请张天师祈禳祛除瘟疫，不想在上清宫中把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星放了出来。这些星君降世，就是诸位梁山好汉。
作为道家神祇的九天玄女，在宋江起义过程中起到了幕后的决定性作用。
除了九天玄女的帮助外，在大聚义之前，由公孙胜主持了一个道教仪式来超度亡灵与祈福。宋江带领众兄弟在坛下恳求玉皇大帝昭示感应，结果天帝的眼睛果然睁开，滚下一个石碣，上有一百零八人的名字与星号，以及“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命令。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对“国学”有深入精到的研究，儒教、道教、佛教三教从文化背景上深刻影响了《水浒传》的社会价值，他早有关注，尤其是道家精神深深濡染了梁山好汉的精神世界，他更是有精辟独到的见解。
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毛泽东解读《水浒传》，最早提到道教对梁山英雄的影响，是1928年在井冈山期间，一次毛泽东与贺子珍谈到中国的文化特点时，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儒、道、佛三大家组成，最不好的是儒学的孔孟之道，中国历代尊儒，尤其是皇帝老子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其实，它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主张，毫无革命精神，不值秕糠。道家除恶务尽的精神倒值得学习，它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历代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的。”（《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2页）
“替天行道”这个口号，在梁山好汉那里具有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的意味。
《水浒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
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这两处都是关键时刻：一次是晁盖阵亡，宋江代理梁山“一把手”发表“代职演说”时；一次是梁山英雄大聚义，排座次，也就是权力再分配，确立领导体制和政治纲领时。这说明“替天行道”不是个一般性的口号，而是左右梁山人马灵魂的政治旗帜。组织上，它是凝聚力量，团结骨干，使其“同心合意，同气相从”的黏合剂；政治上，它是确定梁山运动方向、斗争性质和造反目标的指路灯。如果说梁山义军有什么政治号召的话，那么就是杏黄旗上的这四个大字。
但是，“替天行道”这个口号的含义是什么？渊源于哪个学派的思想？《水浒传》没有具体的交待。研究《水浒传》的专家们，有的判定其为儒家思想，说梁山英雄们是替封建皇权之“天”，行孔孟“大同”“混一”之“道”；有的判定其为墨家思想，认为这一口号代表的是墨家“天罚”思想，是替反天意的暴天子之天，行“兼爱”、“尚同”等小生产者乌托邦理想之道；有的判定其为道家思想，认为是道家“损有余补不足”的平均主义社会理想的衍生物。造反起义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在谈中国文化儒、道、佛三教特点时，是把“替天行道”视为道家余韵的。
史料中的宋江起义，由于记载简略，没有留下宋江义军有政治号召或政治口号的任何资料。“替天行道”最早见之于元杂剧。《李逵负荆》一剧中宋江自白：“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争报恩》一剧中有“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由此可见，《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种种说法，皆源于元杂剧水浒戏。宋江故事的思想性在元杂剧中，由原来的为了个人反抗而逃上山去，变成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组织武装进行武装割据了。
文学评论家聂绀弩先生在《水浒的影响》一文中说：
什么叫做“替天行道”呢？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压迫剥削农民的既存制度，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这是应该反对的。和这对立的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应该拥护。但“天之道”虽好，“天”自己不会“行”，所以《水浒》英雄们就“替天行道”。翻成水浒的常用语，就是“劫富济贫”。具体的例子，就是“智取生辰纲”。这是阶级意识的表现。
聂先生引《老子》第七十七章的话说明“替天行道”口号的道教渊源。老子以“天之道”来推“人之道”，主张“人之道”应该效法“天之道”。老子面对当时社会的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种种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人道”应该像“天道”那样“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种“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道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处于贫困地位的社会下层劳动者的平均主义的生活理想，所以聂先生说是“阶级意识的表现”。
这种思想观念很容易被造反起义的奴隶和农民所接受、所依托、所张扬，“替天行道”即替天行“损有余补不足”之道。有人以为，这样解释“替天行道”太激进，太左，但如果不这样解释就不好理解何以这个口号对平民造反起义的号召力、震撼力和凝聚力。在梁山好汉那里，“替天行道”表现在政治上，则是除暴安良，杀贪惩奸；表现在经济上则是劫富济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应该说，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替天行道”口号所蕴含和承载的思想内容，是具有革命色彩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
毛泽东说历代造反的老百姓都喜欢打“替天行道”的旗帜，这是对《水浒传》梁山好汉们政治纲领历史地位的肯定，同时也肯定了这个口号对宋元以后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深远影响。我们来看一些实际事例：明末李自成、罗汝才起义，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号称“代天抚民”大将军，其号皆含“替天行道”之义（《明史·李自成传》）；有清一代，义和团运动，其旗帜上“书‘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等字”（清·无名氏《天津一日记》）；清代宋景诗起义，“在经济上则号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他身边的武装力量常常在数百人或数千人之间，与占据着全国政权的新老军阀对垒，其斗争方式和斗争内容，与梁山英雄有着历史的逻辑的联系。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上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共鸣。在中国传统文化流派的选择中，他更倾向除恶务尽敢于斗争的道家和由道家思想滋养派生出来的农民运动的纲领口号。当然，他认为这些“值得学习”，是古为今用，不是照抄照搬。他的“天”不是上帝，也不是皇帝，而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的道，不是“天之道”，更不是“人之道”，而是在扬弃了“损有余补不足”的平均主义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说中央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星宿下凡，所谓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因为《水浒传》的流传，有人往往把造反起义者说成是天罡地煞转世，也有的造反者以天罡地煞星自况。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一九二五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93页）
“三十六天罡星”，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据道家说，北斗群星中，有36个天罡星，梁山泊108员头领的前36名，被认为是天罡星转世。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41人，毛泽东、谭平山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委。到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委员有36名，故有三十六天罡星之称。
《水浒传》为什么把梁山前36名好汉描写为“三十六天罡星”转世呢？这首先是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和审美心理有关。我们知道，“三十六”是一个古老的数字，常与“七十二”连用。“三十六”与“七十二”这些数字，与天文历法、与先民的农耕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古代的历法中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在“夏太阳历”这个古老的历法中，把一年分为十个月，每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分为五季，每季两个月，共七十二天。在这里，“三十六”和“七十二”是历法中的两个基本数字。《大戴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自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续汉书·祭祀志》中引桓谭《新论·正经篇》云：“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
“三十六”与“七十二”这些数字，又与先民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全国的疆域划分为“三十六郡”；西汉时人们统称西域诸国为“三十六国”；军事谋略上有“三十六计”，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等。
在被压迫阶级的造反起义活动中，也渗透着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汉末，道教的头头张角，把道徒分编为三十六方。《后汉书·皇甫嵩传》云：“方，犹将军号也。”《后汉纪》载：三十六方作三十六坊。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有首领，统一指挥。他们就以这种组织形式，掀起了动摇整个汉王朝的黄巾起义。在道教的一些名山中往往立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水浒传》出现了“三十六天罡”，既是“三十六”这个古老的习惯用语的沿袭，又与道教的“三十六方”有着一定的关系。
《水浒传》里出现“三十六天罡”，也有点历史的依据。《宋史·侯蒙传》里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这是侯蒙给宋徽宗上的奏章里的话。侯蒙并没有到过宋江活动的河朔、京东等地区。他的奏章很可能根据一些间接的材料写成。但宋江率领“三十六人”造反的说法流传很广，北宋末年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中就有“三十六人同拜爵”的诗句。元朝人陆友的《杞菊轩稿》也说：“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以至后来的“说话”材料《大宋宣和遗事》一书写道：“宋江统帅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又写道：“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在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郎瑛的《七修类稿》以及周宪王《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里，都载有三十六人的名字和绰号。在现存的元人杂剧里，描写水浒故事多是属于三十六天罡中人。剧中提到的有：“三十六勇耀罡星”、“三十六个英雄汉”、“三十六大伙”和“三十六座宴楼台”。
大概历史上的宋江最初确以三十六人起事造反，道教又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说法，在水浒故事的流传中，讲授者和著作者（杂剧水浒戏和话本小说）把二者巧妙地“附会”到一起，为《水浒传》一百零八位英雄的出场，披上了道教的神秘外衣。当然，这也是为了适应封建时代人们（读者）的心理需求，为了体现我国的文化传统。
“天罡”和“地煞”，都是天空中星座的名称。“天罡”是我们常见的北斗星座。据《道藏疏义》卷三载：“北斗丛星为世人指向之斗柄，为天地之称。天罡维天之正，地煞镇地之平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称之为星焉。”又载：“三十六天罡……为吾驱祸殃。地煞七十二，天地养正气。罡风驱奸邪，黑煞祛魅魑。”从“天罡”的文字意思来看，四正为“罡”。天罡分布在天上是为了使苍天公正、平衡。“罡”又通“纲”，这些天罡星是“天之纲”，他们下凡是为了维持“天道”，即“替天行道”。天罡是“维天之正”，为了实现“天公”；地煞是“镇地之平”，为了实现“地道”；他们都是“天地之称”，职责在称量天地是否公平，驱祸殃奸邪，养正气太平。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现实不公平社会的克星，又是平民百姓的救星。
《水浒传》开宗明义第一回写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由神变人的过程。这点十分可贵，它把梁山英雄说成是天上的星宿。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宗教观，天上的星宿都是帝王将相，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份的。可是《水浒传》却推翻了这种传统观念，普普通通的渔夫、樵夫、仆人、狱卒、泥瓦匠、种菜的、开店的、农妇等，也是天上的星宿。蔡京、高俅这些朝廷重臣却不是天上的星宿，坏人高贵者不如好人卑贱者。把“星宿下凡”这种封建统治者的“专利”，转让给起义造反者，《水浒传》这种宗教观，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