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王朝衰微之际，多有太监或外戚干政的情形出现。明朝情况尤为恶劣，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鉴于明朝太监祸国的惨重教训，清代顺治帝明令禁止太监干政，并定为祖制让世代遵循。
同治帝时，偏偏有一太监要触犯此条禁律。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出生于清代盛产太监的直隶省南皮县。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自残入宫当了太监之后，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能读《论语》、《孟子》，且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凭借种种伎俩赢得慈禧太后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从此，他的意见，慈禧无不采纳，无论是诛杀肃顺还是削夺奕訢“议政王”的封号，都有他参与其中。朝廷官员、士人也纷纷贿赂他，安德海门前一时来往人员络绎不绝，安德海本人更是肆无忌惮地笼络朝士，纳贿招权。
奕訢早就想除掉这个奴才。遭慈禧惩戒之后，得知其中有安德海屡加挑拨的因素。在此之前，有一年春节前夕，奕訢向慈禧进献了二十多株含苞未放的腊梅以供赏玩，慈禧十分高兴，下令安德海将这二十多盆梅花摆放于宫中欣赏。可安德海不知作了什么手脚，二十株腊梅一夜之间全都凋谢枯萎。本期望在春节期间这些腊梅花齐绽放以讨个吉利的慈禧心里犯嘀咕了，安德海又在一旁瞎附会、进谗言，使她认为这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的征兆，并将祸端归之于奕訢，对奕訢备加怀疑和警惕。
奕訢一向认为太监只是皇朝的奴隶，按祖制，太监干政是万万不可的，所以他不像其他王公大臣那样去谄事太监，拉拢安德海。有一次，奕訢请见慈禧，慈禧正和安德海讲话，对奕訢竟视而不见。奕訢深感受了侮辱，认为安德海明显触犯了禁令，严重地干扰了管理朝政的大臣及时地奏报军机大事。也许就在那时，奕訢定下了除掉安德海的决心。他在寻找机会。
奕訢知道，在同治帝年少时，安德海就与这位小皇帝结下了怨仇。安德海骄横跋扈、挑拨是非，众人皆知。一天，同治帝训斥安德海，安德海心怀不满，立即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慈禧因此责骂了同治帝。十几岁的孩子已都能明了一些事情，他判断这肯定是安德海搬弄是非、造谣中伤的结果。此后年少的同治帝时常做一小泥人，用刀边砍泥人的脑袋边喊“杀小安子”，宫中太监宫女都知道，这事也传到了慈安太后和奕訢的耳朵里。
安德海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太后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慈禧自垂帘听政以来，干政擅权之举日甚，慈安心里清楚，嘴上不说，她也正想借杀安德海挫一挫慈禧的专权气焰。
这样，从同治帝、慈安太后到诸多王公大臣都有除掉安德海的动意，奕訢有了支持者，只在等待时机。
同治八年七月（1869年8月），在京城玩腻了的安德海，征得慈禧的同意，去广东为同治帝置办大婚时需用的龙衣。当慈禧将这件事告诉同治帝时，同治帝欣然答应。
按制度，太监是不能擅自离京的，所以安德海出京赴广州一事没让奕訢和慈安知道，其实奕訢早已通过宫中的内线得知此事。并派人通知山东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同治二年（1863年）升为山东按察使。此人为官清正刚严，胆大心细。当时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在山东一带剿杀捻军时，见司道官时从不给他们坐座位，态度十分傲慢。丁宝桢不吃这一套，称“给座位就见，不给座位就免谈”，僧格林沁很佩服他的胆量，接见丁宝桢时，对其礼遇有加。山东前任巡抚十分推崇丁宝桢的才能，主动请求退休，并保举丁宝桢继任其位，这样丁宝桢就由按察使升任山东巡抚。丁宝桢曾经奕訢的介绍进京觐见过同治帝。同治帝同慈安太后也认为丁宝桢是有肝胆之人，可以信赖。于是，“帝遣人与之密谋诛安德海”。
安德海携带20多辆大车和前站官、标兵、苏拉、僧人、妻妾、女乐等数十人，自称钦差，乘两条大船，船上挂有一面日形三足鸟旗，船旁插龙凤旗帜，浩浩荡荡地顺大运河南下。所到之处，观者如潮，地方小官员也纷纷前来拜谒。安德海算是过足了瘾，还捞了不少油水。
此时，丁宝桢在接到奕訢的通知和同治帝的密谕之后，正加紧部署。他首先秘密嘱咐德州知州赵新：“总管太监安德海将要路过山东，若发现其有不法行为，可一面捕拿，一面禀闻。”赵新深知官场的险恶，搞不好会要了自己全家老小的性命。若不通报，得罪丁宝桢；若通报而杀安德海不成，自己反倒遭殃。他找来幕僚商议，幕僚们提议，以夹单形式秘密禀报安德海的行踪，即使杀安德海失败，由于通报形式是夹单，并非例行公事，不会存卷，安德海也不会知晓。丁宝桢得到消息后，若参奏，祸福自由丁宝桢个人担待。
就这样，丁宝桢得到了赵新用夹单送来的密报，掌握安德海不法行为后，一面派泰安府知府紧急追赶，一面具折参奏安德海。
奏折不几天就到了京城。适逢慈禧太后正生病，由慈安太后单独召见诸位大臣，商讨拟定谕旨，为防夜长梦多，允许丁宝桢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审讯。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均参与了意见的表决和谕旨的拟定，并表示支持杀安德海，最后由宝鋆拟写了令丁宝桢就地正法安德海的谕旨。为防止安德海途中逃脱，密旨同时发往山东、河南、江苏三省巡抚和直隶省总督，无论安德海逃往何处，一旦抓获，立即予以正法。
慈安太后在奕訢的坚持之下，依然惧怕慈禧怪罪。盖印之时，还称：“西太后必杀我。”果然，慈禧知情后，大为惶骇，立即前往质问慈安，为什么没有与她商量就做决定。慈安一向惧怕慈禧，将所有的责任推到奕訢身上，慈禧大发雷霆。但由于王公大臣均异口同声地坚持“安德海违背祖制，死无赦，当就地正法”，慈禧的妹夫奕譞也据理力争，认为安德海应该斩杀。慈禧也只好勉强签署了这份上谕，慈安等拟定的上谕就这样被留中了两日。
泰安府知府程绳武那边，紧紧跟踪了安德海三天，未敢下手。丁宝桢只得又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赶，到泰安将安德海一行抓获。安德海被抓时还口出狂言，“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我，那是自己找死罢了！”在场的官员一听此言，均不敢动。泰安知县何毓福见有动刀的架势，更是吓得长跪不起，力谏丁宝桢杀安德海事非同小可，当就此罢手。丁宝桢不为所动，就在安德海被押往济南后的当天晚上，丁宝桢处死了安德海和其随从20余人。
就这样，在上谕到达的前五天，安德海就已被正法，之后又暴尸三天。他随身所带的贵重物品一律收缴，其中有骏马30余匹，黄金1150两，元宝17个，珍珠鼻烟壶1个，极大珠5颗，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十块，其余珍宝众多，都陆续送往内务府。贪贿罪证俱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声，支持斩杀安德海。
吸取明亡的教训，清朝的祖制家法对太监的管束是相当严格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均未设太监。顺治帝进京后始仿明制设立太监，但却对太监的言行举止做了严格的规定，立一铁牌于交泰殿，云：“（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良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乾隆帝对太监的管束尤其严厉，稍有不法行为，便棍棒相加。乾隆帝认为明代太监擅权，是因为颇通些文墨便于交结营求之故，所以他下令太监只能略知字体，不能多识文化，太监官职不能高于四品；且命令内务府兼代管理太监。曾有太监因稍泄机密，就被处以磔刑。
慈安、同治帝、奕訢和诸位大臣正是利用祖宗成法，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事已至此，慈禧只好顺水推舟，她连颁两道上谕，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在上谕中她反复强调：“我朝家法相乘，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惩办后，各太监自当益加儆惧。”
安德海伏诛后，人心大快。在整个事件中，丁宝桢所显露出的勇猛刚毅的个性，受到了朝臣的赞扬。李鸿章读了邸报之后，拍手叫好，连忙给幕客传阅，并称赞：“丁稚璜成名了！”曾国藩也评说道：“我眼睛染疾已数月，听闻安德海被诛一事，积翳为之一开，丁稚璜是真豪杰！”奕訢居于整个事件的幕后，积极策划，虽然发言不多，但一言一行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促成了安德海伏诛而慈禧无法保护的局面，显示了谋事的周密和除奸的勇气。
在与慈禧的政治角逐中，奕訢和慈安太后、同治帝合谋，诛杀了安德海，敲山震虎，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然而，这次事件无疑加深了慈禧对奕訢的仇恨。宠监被诛，慈禧痛心疾首，同时她也感受到与慈安、奕訢的权利之争非一朝一夕之功，他们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强大的势力，现在仍要隐忍，等待时机，切不可心急。她要稳扎稳打，一步步除掉通向权利巅峰道路上的这两个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