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逃亡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以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营造学社的底片和其他贵重物品锁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保管起来。一张匆忙写成的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部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老金后来写到过这次旅途：“没遇到大不了的困难，但通常的困难就已经够呛了。我们绕来绕去到了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从他们到达这个过于拥挤的城市长沙的时候起，就时常拉空袭警报。尽管直到11月24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忙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为日常习惯。然而这一天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已在头顶上了。徽因写道：“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很高。“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徽因的话，说什么没有积极的战时工作，“我们实际上是‘战时厌物’”，尽管只是随便说说，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在长沙的朋友们中间普遍流行并经常谈论的情绪。中国政府很清楚，受过教育、具有高级技术的人们是未来中国的宝贵资源，而他们只是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学者们不能当兵，而是应当整体地保留起来为国家所用，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政策。因此国立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除了少数例外，都被关在他们的学校里，而抗击日本人的实际战斗就落在不识字的农家子弟或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后者经常被抓壮丁。同时，那些被保起来、不会丢掉性命而留作今后之用的知识分子，却非常不满意。那些研究人员、教员和学生，现时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依靠政府的资金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除了服从以外别无它法。那些被剥夺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的爱国分子，经历着越来越大的苦恼、负罪感和愤怒。“我们又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进行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徽因写道，“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相互间不通消息。”他们自己亲爱的“家庭成员”老金就是其中的一个。联合大学中他领导的系临时在离长沙一段路的南岳组建。他一个星期以后才得到长沙被炸的消息，而当梁家已启程前往昆明后的五个星期他仍然留在湖南。他写信给我们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当梁氏夫妇在12月8日把五口之家塞进天亮之前要从长沙开往昆明的超载的大汽车时，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在离开一个大迁徙又参加另外一个。大批从广州和东南其它地区来的难民也在涌向昆明或战时陪都重庆。在湖南邻近贵州的一个小城晃县，梁家的旅程突然中止。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在冰冷的天气中搂着小儿子坐车的徽因还一直在欣赏那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湘西美景。到达晃县以后他们才得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已被征用，以迁走空军学校学员和机器。一般乘客只能无限期地在那里等候。在这个关键时刻，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厉害的支气管炎，并迅速发展为肺炎。城里很脏的小旅馆挤满了难民。思成毫无办法。他怀着极大的焦虑走在黑暗而又泥泞的街上，忽然听见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传出有人拉提琴的悦耳声音。“这演奏者一定是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敲了敲门。在里面他遇上了一屋子空军学院的八位学员，他们是在等车到昆明去。他把他的严重问题告诉了他们：有重病人却没处可呆。年轻的空军学员们欢迎了他们一家，挤到一起去给新来的人腾地方。奇迹还不止此。在大约一百个也被阻在这个小村里等车的外来者当中，有一位女医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曾专门研究过中草药。她给徽因吃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的当地能买到的中药。这样徽因就在“那个用薄板同那些可爱的年轻广东飞行学员、可憎的当地下等妓女、骂骂咧咧的赌棍、操着山东方言的军官和从各个不同省份来并具有不同气质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个旅馆里的妓女赌博和喝酒来着，以便第二天在危险的路途上开车好有足够的精力”。同时，孩子们的爸爸做了他们的玩伴。他教给他们怎样看地图，带他们到河边散步，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梁氏夫妇在这里开始的、和八位空军学员的亲密友谊，后来在学员们到昆明进行最后训练期间和作为飞行员的战时勤务中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父母都在沦陷区。他们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而梁氏夫妇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样热爱着。两个星期以后徽因的烧退了，很快就来了一辆十六座的小公共汽车准备开往昆明。“我们的旅行重新开始了，”徽因写道，“情况糟透了，从凌晨1点钟起我们就在黑暗中奋斗，把我们自己和我们随身带的物品（已是少得可怜）塞进汽车。当10点钟汽车终于开动时，车上已经挤了27名乘客。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天黑下来的时候外婆又发冷又发热。但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坐这辆破车继续前进。它最后停在土匪多得出了名的荒凉的贵州大山顶上——没有汽油了。全家拉着孩子们冻僵了的小手，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沿着山路徒步前进。“我们又一次遇上了奇迹，在峭壁的一旁我们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让进去过夜。”叙述到这里，徽因对路途的其余部分用一个生动的段落就匆忙讲完了。“后来又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关于坏了的汽车，意外的停留、投宿丑陋肮脏的小旅馆，……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使人看到它们更觉心疼不已。那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这些都是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想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还要夹杂我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注脚。”经过这么多的“故事”，梁家终于在1938年1月中好歹到达了昆明。他们本来在长沙上汽车时准备进行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