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我捐出了第四笔钱，为年老的大学教授提供1500万美元的养老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会）。为此，我需要从美国所有的教育机构中，选出25名校长作为基金托管人。除了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珀因病缺席，其他24位校长都齐聚我家，商议机构的事宜。我也因此有机会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弗兰克·A.范德利普先生在最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华盛顿的经验十分有用。
另外，基金会主席亨利·S.普利切特博士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十分看重这个基金会，我知道，很多人不久后就成为受益者，我确信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这笔钱，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他们的认可。在所有职业中，教师可能是最不公平的职业，他们的工资是最低的，尽管他们本该拿最高级别的工资。教师们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年轻人的事业，但只得到少量的报酬。
当我第一次担任康奈尔大学的信托管理人时，我震惊地发现，教授的工资这么低，居然还没有我们的一些员工高。对这些人来说，靠节约存钱无法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没有养老基金的大学，只好继续雇用那些教师，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具备能力，也不应该再继续教学。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公布的第一批受益者名单也说明这一点。其中包括了几个享誉世界的名字，他们对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受益者或是他们的遗孀写来了十分感人的信。这些信我一直留着，只要我感到忧郁，我就会重读一遍这些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在丹弗姆林的朋友，托马斯·肖先生（现在是肖勋爵），为一家英国评论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许多苏格兰的穷人无法负担他们孩子的大学学费，尽管他们已经为此缩衣节食了。在读完肖先生的文章后，我又有了一个想法，准备拿出1000万美元的债券，把每年10.4万英镑收益的一半，用于资助值得帮助的贫困生，另一半用于改善大学的设施。
这个基金（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受托人的第一次会议，于1902年在苏格兰国务卿的爱丁堡办公室举行，由伯利的巴尔弗勋爵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知名人士：巴尔弗首相、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后来成为首相）、约翰·莫立（现在是莫立子爵）、詹姆斯·布赖斯（现在是布赖斯子爵）、埃尔金伯爵、罗斯伯里勋爵、雷勋爵、肖先生（现在是肖勋爵）、来自丹弗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等等。我解释道，我邀请他们来担任受托人，是因为我在读过近期的调查报告后，无法将基金会交托给苏格兰大学的机构管理。
巴尔弗先生立刻大喊道：“一分钱也不行，一分钱也不行！”埃尔金伯爵是调查团的成员，他也完全赞同。
在阅读了基金的各项提议和各项细则后，埃尔金伯爵觉得不够严格和具体，有些犹豫是否要接受受托人这个职位。他希望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如果随着时代的进步，受托人觉得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和运作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苏格兰的教育，那么他们可以更改受益人和申请基金的方式。我给予大多数受托人这样的权力。伯利的巴尔弗爵士同意埃尔金伯爵的意见，巴尔弗首相也一样，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基金会创始人会愿意给受托人这么大的权力。他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合适。
“没错，”我说，“巴尔弗先生，我从没听说过谁制定的法律可以沿用到下一代，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为自己这一代制定的法律也不完全适用。”
大家发出一阵笑声，首相自己也开怀大笑，然后他说：
“你说得对，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你是个伟大的捐赠者，你足够聪明，还是第一个拥有这样的观点的人。”
我建议，只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拥有这项权利，但是巴尔弗勋爵建议不要少于三分之二。埃尔金伯爵接受了这项条款，接着全票通过了。
我确信这是一条明智的条款，日后将会得到证明。这个基金会和我其他的基金会密切联系，我确信日后会体现出这点的价值。丹弗姆林的埃尔金伯爵毫不迟疑地担任了这个基金的主席。当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希望由埃尔金来担任这个职务时，他马上说：“在英国，除了他，你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我们所有人都对此十分满意。问题是：我们上哪去找他的助手？
巧合的是，我们的基金会中有四个人既是英国议员，又获得过丹弗姆林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是亨利·坎贝尔-巴内曼、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和我自己。如今又有一位女士要加入这个圈子，她就是卡内基夫人，她也是唯一一位获得丹弗姆林荣誉市民称号的女性。她和我一样，一直为这座城市奉献着。
1902年，我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笔。从此，我进入了一个之前很陌生的大学世界。第一次与全体教职人员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坐的那张旧椅子历史悠久，自圣安德鲁斯建校至今的500年间，无数卓越的名誉校长曾经坐过这张椅子。我读过名誉校长们的演讲集，为我即将要作的演讲作准备。我读到的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是斯坦利院长给学生们的建议：“去彭斯的诗句里寻找你们的信仰。”作为教会的高层和维多利亚女皇的爱臣，他竟然敢于对约翰·诺克斯大学的学生说这样的话，这表明神学近年来也在进化。彭斯的诗句道出了最好的行为准则。第一条是：“值得畏惧的是你的自责。”这是我早期生活一直信奉的座右铭。第二条是：“对地狱的恐惧，宛如刽子手手中扬起的鞭子，但你感觉到的荣誉，则成为你的边界。”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校长给圣安德鲁斯学生作的演讲也十分精彩。显然，他想要把最好的都教给他们。他强调音乐在高质量生活中的重要性，纯粹的、优雅的娱乐是高贵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邀请了四所苏格兰大学的校长和他们的家人，到斯基沃度假一周，这给我和夫人带来了许多乐趣。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的主席埃尔金伯爵，伯利的巴尔弗勋爵及夫人都参加了首次聚会。后来，“校长周”成为每年固定的传统，我们也因此成为了朋友。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对大学也有好处，因为可以激发大学间的合作意识。在第一次参加完“校长周”后，兰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花了500年也没学会怎么开始合作，但大家在一起待上一周就找到解决方案了。”
1906年，我们在斯基沃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聚会。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曾外孙女，爱格妮思·欧文小姐，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校长周，所有人都被她的魅力所折服。大概150年前，富兰克林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博士学位，他的200年诞辰的庆祝仪式在费城举行，圣安德鲁斯大学和全球其他大学一样发去了贺词。圣安德鲁斯大学也授予了他的曾外孙女一个学位。作为名誉校长，学校委托我为她颁发这一荣誉。这个仪式在第一个晚上举行，许多观众出席了，当晚共发表了两百多篇祝词。观众们或许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圣安德鲁斯大学是第一个授予富兰克林学位的学校，如今，在147年后，它把同样的学位授予了他的曾外孙女（这是由于她作为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的功绩）。而且是由从大西洋的另一头赶来，和富兰克林一样出生在英国，却成为美国公民的名誉校长亲自为她授予了学位。
这次仪式是在富兰克林的安息地费城举行，场下聚集的全是纪念他的群众。一切都十分完美，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成为这场得体又恰当的仪式的参与者。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唐纳森校长能有这样的创意真是太棒了！
在我没有作续职答辩的情况下，圣安德鲁斯的学生们就一致通过由我继续担任名誉校长一职，这让我十分感动。我很喜欢“校长之夜”，没有其他教职员工在场，学生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总是过得很开心。第一次“校长之夜”后，唐纳森校长给我看了秘书处提交给他的报告：“某某校长给我们演讲，某某校长只顾自己讲，他们都高高在上地站在讲台上。只有卡内基先生是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