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昌建：一个严肃的辩论场需要一个严肃的概念。对方多次问我们人性怎么样？人性怎么样？始终没有问我们人性本怎么样？我想请问对方，人性是什么和人性本是什么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吗？你们如果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根本建立基础的话，那你们的立论从何而来呢？我们多次问对方的善花里面如何结出恶果，对方说要浇水，要施肥呀。那我就不懂了，大家都承蒙这个阳光雨露的话，为何有那么多罪行横遍这个世界呢？难道这个水，那个肥还情有独钟吗？为何要跟恶的人作一个潇洒的“吻别”呢？今天我们本着对真理的追求来同对方一起探讨这个千年探讨不完的话题。无论是从性善论的孟子也好还是性恶论的荀子也好，又有哪一家哪一派不要我们抑恶扬善呢？抑恶扬善是我方今天确立立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下面我再一次总结我方的观点。
第一，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正视历史和现实。回顾历史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感到痛苦而颤抖。
从希波战争到十字军东征，从希特勒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日寇在华北的细菌试验场，真可谓是“色情与贪婪齐飞，野心共暴力一色。”以往的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交织着满足人类无限贪欲而展开的狼烟与铁血啊！可见，本恶的人性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
第二，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重视道德、法律教化的作用，才能重视人类文明引导的结果，培养健全而又向上的人格。在历史的坎坷当中，人类并没有自取灭亡。尤其是在面对彬彬有礼、亲切友善的新加坡朋友面前，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人类明天会更好，这其中我们要感谢新加坡孜孜不倦地建立起他们优良的社会教化系统。人类文明是在人类智慧之光照耀下不断茁壮成长的。饮水思源，借此我们要感谢那些在人类教化路途中洒进他们含辛茹苦汗水的这些中西先哲们。正因为从他们的理论智慧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力行当中，人们才有可能从外在的强制走上理性的自约，自约人的本性的恶，从而培养一个健全而又向善的人格。可见，人性本恶，并不意味着人终身成为恶，只要通过社会的教化系统就可以弃恶扬善，化性起伪啊！
第三，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调动一切社会教化的手段来扬善避恶。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而人类的精神家园可谓是花果飘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人性本恶这个基本的命题。可喜的是，在东方的大地上，我们说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开始走向了新的春天。我们也相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从无节制的欲望中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妙语佳言
虽然人性本恶，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并没有在人欲横流中毁灭掉，这是因为人有理性，人性可以通过后天教化加以改造。
人们不仅制定法律以平息暴力、规范道德以减少争斗、设立政府以处罚叛逆，而且倡导坚贞以反对意乱行迷、编写童话以诅咒忘恩负义。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论辩技巧
在此辩论中，复旦大学队运用了偷梁换柱的技巧击败了实力雄厚的台湾大学队一举夺得桂冠。“偷梁换柱”是采用一个与原论题有直接必然联系而又不同于原论题的新命题来代换旧有的论题，以全新的角度出击，力图克敌制胜。新采用的命题应该满足下列条件：有A（旧命题）必然导出B（新命题），A是B的前提或结果。证明了前提，则结果成立；证明了结果，则前提成立。由此及彼，通过论证有利于我方的论断的成立来证明旧命题（与我方采纳的新论断有必然联系）成立。实际上就是利用证明结果的正确性而“导出”原因也是正确的（逻辑未必正确，但在论辩中常常都是有效的）。此辩论中，复旦大学队将立论的重点放在“人性虽恶，但教化可以向善”的角度上，把原论题中的人性恶这一中心变成了新论题中一个条件，根本不作重点地证明，而是立足于教化向善的“人性‘向’善论”去和台湾大学“人性‘本’善论”辩驳。
在上述论辩中，复旦大学队是这样实施这一论辩技巧的：一辩姜丰首先在立论陈词中就提出了他们的观点：“虽然人性本恶，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并没有在人欲横流中毁灭掉，这使因为人有理性，人性可以通过后天教化加以改造……”之后，她用儒家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孔老夫子诲人不倦的事例来说明“教化”的重要，间接证明“人性虽恶，但教化可以向善”的观点，为接下来的继续论证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辩季翔在发言中继续姜丰的论述加以扩展：“人们不仅制定法律以平息暴力、规范道德以减少争斗、设立政府以处罚叛逆，而且倡导坚贞以反对意乱行迷、编写童话以诅咒忘恩负义。”这一切都旨在说明“是为了矫治本恶的人性”，然后反手一击，诘难“对方坚持人性本善，言下之意是人类所有的道德教化都是多此一举了？”
三辩严嘉发言时，则进一步突出教化的作用，“在人类社会沧海桑田的演变过程中教化才显得尤其重要，而且也相当艰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方从来也没否认，通过后天的教化和修养，人是可以对他的人性加以改变，甚至形成伟大的人格的”。
最后，在蒋昌健的结辩中，又说：第一，只有认识到人性本恶，才能正视历史的现实；第二，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重视道德、法律教化的作用；第三，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调动一切社会教化的手段来扬善避恶。并以一句精彩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注定是要用它来寻找光明”结束了论证。
由上可见，反方四位辩手层层递进，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把“人性虽恶，但教化可以向善”的道理一步一步讲清楚。而且，还振振有辞地说：“我方从来也没有否认，通过后天的教化和修养，人是可以对他的人性加以改变，甚至形成伟大的人格的。”似乎是在指责对方忽视教化和修养的作用。其实，台湾大学队自始至终也没有表示过，人性已善，教化无关紧要之类。但却陷在反方的论证过程中无法摆脱，在自由辩论中和结辩阶段却要对“人性向善”这一观点加以反驳，无法攻击反方真正需要证明的“人性本恶”观点。反方呢，干脆在全场辩论中都没有对“人性”为什么“本恶”做任何实质性的解释，只是把“人性本恶”当成一个命题中的条件来和正方辩论。“偷梁换柱”的技巧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偷梁换柱不是偷换概念，用来代换的必须是与之有必然联系的，满足上面讲过的条件的概念。否则，很容易被对方抓住，直接指出论证结论中存在着逻辑或者概念上的谬误，那“偷梁换柱”可就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复旦大学队的理论，虽然已经是够严密的了，但仍然还有致命的缺陷，如他们的教化如何能改变人的逻辑是：人是有理性的，有理性就能接受教化。其中，对于“理性”的解释就是很牵强的。
将理性解释为“人的一种推理和接受的能力”，看起来颇有道理，但实质上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这样的能力动物有没有。这就涉及到对这种能力的界定，尤其是在质与度上的界定。动物搜寻猎物是不是运用了推理，马戏团的动物学习非遗传的高难动作，算不算接受呢？
第二，这种能力为什么一定是接受“善”呢？所接受的“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缺陷，是在这一理论框架里不可能克服的。因此，“偷梁换柱”虽是一剂好药，却并非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用之不当，反倒有害。必须针对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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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当年的“狮城舌战”，季翔除了得“那是段很有意思的经历”之外，现在仍觉得那段时间过得很充实。虽然当年为了争得冠军练得很苦，每天要训练十几个小时，在强化训练的一百多天里共精读、泛读各种书籍二三百本书，还要听各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但是季翔说：
“我很喜欢辩论，所以不觉得苦，而是觉得很有趣。当时几乎隔一天就有一个教授给我们讲课，他们都是复旦大学各个学科领域中最好的教授，那些日子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能有名家的点拨，胜过自己好几年的‘傻读书’。”
“那段时间对我们的思维也是个锻炼，那时我们每天会辩论好几场，每天晚上还有一场正式的比赛，辩论了一百多个题目。白天还有技巧性的辩题，像什么癞蛤蟆能不能吃天鹅肉，月亮是方的还是圆的。”季翔笑道：“那时候我训练得跟别人说话都有点不正常，总是咄咄逼人。别人都觉得很怪，干嘛我们没说什么，你还要假设我们说了，然后再说我们一通！”
“教练专门录了一盘排山倒海般的掌声，用来训练我们的心理素质，只要对方辩手一发完言，就放掌声。”季翔最后总结道：“丰富的知识底蕴、良好的心理素质再加上运用自如的辩论技巧是取得好成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