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倒是一下窥见钮永建的白云深处，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夺下上海，则不但可以筹出许多军费，可以给前敌去用，且可在世界上发生巨大影响，壮大革命声势！”
钮永建心里格登一下：“世界影响？”还是共产党的总书记高瞻远瞩。他再次沉默，他的沉默是赞同的信号。
到３月中旬，北伐军攻克宜兴、溧阳的同时，开始向上海进军，逼近松江。为促使有利形势的早日到来，共产党着重发动沪宁铁路工人，并于３月１２日成立了沪宁铁路总工会。１３日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计有１８００多人，还毁坏了沪宁路常州至南京的铁道，使敌人得不到增援而陷于孤立。
特委会对起义进行了部署并确定了军事指挥负责人。这次起义仍是先罢工再起义。在工人发动的同时，其他阶层也已发动。店员总工会在３月１２日决议罢工。上海市商民协会在２０日成立临时执委会，决定：欢迎国民革命军，拥护革命政府，领导商民一律悬旗，并休业一天。学生联合会也配合行动。
敌人空虚，工人群情高涨，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军阀反动统治的时机已到。３月１９日清晨８时，上海区委主席团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周恩来报告：
“昨晚消息，松江大战，宜兴确已攻下。毕庶澄有败退可能，同时也有暂时压迫我们的可能。所以今天罢工下来而无动作，必受压迫。”
罗亦农问：“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１２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
区委们都点头。
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决定：假定后天（２１日）一致动作。
２０日傍晚，北伐军进入上海近郊新龙华。起义条件已成熟。
２１日上午９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会议主席汪寿华宣布：３月２１日中午１２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以响应党军对封建军阀之残余势力下总攻击。
当时，在上海的敌方兵力有警察２０００人，直鲁军约３０００人。起义力量方面有工人纠察队３０００人左右，其中有武装的１５０人。
３月２１日中午１２时，总罢工按时实现。按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上海１２５万工人中，参加罢工的有８０万人。罢工者按照计划涌向街头，一小时内赶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举行同时的、到处的、突然的袭击敌人。在租界以外的七个区域里，少数武装工人在前，广大群众在后，起义开始了。
陆续不断的枪炮声和群众激昂的口号声交织一起，震动了整个大上海。复旦、暨南、同文、南洋、光华、上海大学等２０余校学生罢课后，有１２７０多名学生，组织２５４个宣传队，到南市、闸北、江湾、吴淞、公共租界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有些学生还直接参加了战斗。
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
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横浜桥是一条马路下很小的桥，架在污水河上；这个职工医院现仍是医院）。当天清晨，周恩来和赵世炎一起来到总指挥部。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周恩来穿了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他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因为忙碌，反而不显紧张。桌上摆了一张上海市区的大地图，赵世炎和他不时伏下身子，指指点点地商量着。房门不时被推开，外面进来的联络员有请示的，有汇报的，个个行色匆匆。“世炎，你在这里盯着，我到现场去看看。”门外停了一辆汽车，周恩来坐上去，往返于火车站、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三路，指挥战斗。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并同纠察队员一起扛木料，整修工事。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本能地就地卧倒，炮弹掀起的巨大气浪，将地上的碎木、泥灰飞溅到他身上。平静之后，他站起来，看看周围并无人伤亡，掸去身上的泥土，又去抬他刚放下的那根木头。一个纠察队员着急起来：“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他想让周恩来避开危险地段。
周恩来淡淡一笑：“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尽管有些伤亡，起义进展还是很顺利。
到２２日下午，毕庶澄看到大势已去，悄悄换上便服，逃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５时，按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知，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队伍会合时，周恩来在三叉路口找了块高地，拉开嗓子讲话。他讲了各区敌人先后被消灭的情况，接着说：现在敌人２０００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６点钟以前攻下北站，结束战斗。各路纠察队都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猛攻。６时，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攻下了。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其他人士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３０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辉煌胜利。
然而，胜利又是那样快地成为阴谋者的新台阶……
血腥气的秘密会议
起义将“穷光蛋”们捏成了拳头；也使得富人们胳膊挽着胳膊。那平时松散的泥沙被风暴聚敛在一起，结成板块，结成石岩，语调那样一致，信心那样鼓足，发誓要夺回昨日梦境昨日天堂。
起义的胜利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以及其他各类不甘心失去在上海的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反动分子们，推到了一个不得不联合的困境，他们勾结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劳苦大众。
尽管工人起义时明文宣布不妨碍租界，但是各帝国主义者仍借口保护侨民，公然提出“各国海军合作”。英、美、法、意、日等国有９０余艘兵舰在黄浦江上向上海人民示威。租界内有２３万多外国陆军在每一条马路上布防。租界里灯火通明，他们召开军事会议，画好龙华、南市、闸北等华界的军事地图，运来了大批新式炸弹，一切都准备好了，一旦需要，只要扯一下绳索，对准华界的炮口就会送去他们的“心声”。
他们也在加紧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势力，以便确定肢解的部位。据１９２７年的美国外交文件记载，他们认定“蒋介石正在组成温和派的核心，以抗击激烈分子，这是中国唯一希望”；“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于是帝国主义向蒋介石发出召唤，并进行试探。
３月２４日，程潜指挥下的江右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从安徽东进，攻占南京。
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突然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法、日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轰击。这次炮击杀伤了２０００多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２５日，蒋介石乘楚同舰驶往南京，向记者表示：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于流氓捣乱。他派第六军第十七师长杨杰向日本领事森冈正平道歉：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
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帝国主义们得到蒋介石信誓旦旦的回音，立即给以回报。
２６日，蒋介石仍乘“楚同号”舰到达上海，在高昌庙码头上岸，帝国主义特地派了汽车把他护送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租界政务处长吉文斯当面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第二天，《字林西报》发表了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的言论。蒋介石当即表态：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请你具体谈谈。”
在外国记者的要求下，蒋介石正襟危坐，手摸索着武装带，摸索着指挥刀柄，轻轻错动着刚刚镶上的新牙，再次发出誓言：“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
日本，这个不安分的民族，在那个不安分的年代自然不肯落后。三天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冈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结盟兄弟黄郛，向蒋介石传达日本外相币原的训令：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决心，列强已对国民军的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自卫的手段。当前，蒋介石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终于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他本人的决心……
黄郛直点头：“请你们放心，蒋先生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至于上海工人，也将被解除武装。”
一个经常魂不守舍、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跳来跳去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真有些叶公好龙。革命初起之时，他们推波助澜过，可是当浪潮汹涌起来，并打潮了他们的脚时，他们动摇了，退却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把镇压工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２月，上海工商界上层推派虞洽卿和四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共。３月２２日，上海金融资本家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该组织也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虞洽卿就到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蒋介石兴奋起来的时候也拍大腿：“好哇好哇，本人极赞同你们商业联合会的宗旨，当然，本人也抱维持资本家主张。”
虞洽卿回去给商联会的委员一传达，那些不老不少的大亨们竟兴奋地眼里跑泪，七嘴八舌地争说是救星来了。于是当即推举吴蕴斋、虞洽卿、王晓籁等２９人为代表，去求见蒋介石。资本家希望结识带枪的人，带枪的人当然愿意听见口袋里叮当响的人。蒋介石哪有不见之理？而且欢喜的话也文绉起来：“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
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资本家们开始拍口袋，纷纷解囊。４月１日，由银行公会拿出２００万元，钱业公会拿出１００万元，全部交给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资本家拿出了同样的３００万元）。又据４月９日的《密勒氏评论报》透露，为了支持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资助蒋介石共１５００万元。这笔款项的分配是蒋介石得１２００万元，白崇禧得１５０万元，周凤岐得１００万元，青洪帮流氓得５０万元。
钱有了，蒋介石又回头关照枪和权。
权、枪、钱是蒋介石政治乃至生命的三原色。
４月２日，蒋介石在高昌庙江南造船厂里面的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召开紧急秘密会议。黄绍、李济深都是得到蒋介石的急电后匆匆赶来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相继来沪。
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地，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司令部。周恩来曾形象地概括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司令部说：参谋部是“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大将是“四大金刚”——白崇禧、李济深、黄绍、何应钦。
有很长时间，当年参与“四一二政变”策划，后来又反蒋甚至投入人民阵营的诸将们，不愿重提此事，其心境自然可以想见。但是其中的有些人物如黄绍、李济深等，在其晚年，却主动反省了这些往事。黄绍上世纪６０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写道：４月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
“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
黄绍的回忆使我们了解了会议的许多细节。
蒋介石身着笔挺的细呢上将军服，目光凶狠，严肃矜持，刻意掩饰着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