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论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常常归咎于两件事，一曰中原大战，二曰西安事变。据说中原大战各方动用的总兵力达１５０万之众，并称“如果没有中原大战，政府在南方的部队就不会悉数北调，初成星火的朱毛红共军就不会乘隙坐大，形成燎原之势”。
黄埔系又将蒋扶上台
海外学者论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常常归咎于两件事：一曰中原大战；二曰西安事变。据说中原大战各方动用的总兵力达１５０万之众，并称“如果没有中原大战，政府在南方的部队就不会悉数北调，初成星火的朱毛共军就不会乘隙坐大，形成燎原之势”。
蒋介石在公众和元老派的压力下辞职后，黄埔官兵又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
当时黄埔同学大多在何应钦属下，驻防在宁、沪、杭一带。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下野，出于三位总指挥的不支持。而北伐军事非蒋莫属，对何应钦尤为痛愤。且因蒋的下野，使他们失所庇荫，在职者遭受排挤，失职者流离无告。其中驻扎杭州的总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关麟征，邀上第八团团副邓瑞安，前赴溪口谒蒋，表达拥戴效忠的赤诚，请示今后的做法。蒋介石大为感动，拍拍后脑勺，仰天长叹：“知我心者，黄埔也；救天下者，黄埔也！”
关麟征辞别后，来到上海，分别晋见朱绍良、王柏龄，请示进行的步骤。随后由关麟征、严武（八团团副）奔走联络各部队团以上的黄埔同学，聚集上海，举行秘密会议。经过通宵商讨，决定共同签名，请蒋复职；并准备对何应钦的背叛行为，采取激烈行动。会后，何应钦从亲信那里得到消息，坐立不安。紧接着，雄踞中原的冯玉祥又通电拥蒋，使得何应钦愈发局促。于是他联络桂系几个首领，联名给蒋介石打电报：
总司令蒋钧鉴：
顷读钧座宣言辞职，翩然归里，不胜骇然。伏思本党自改组以来，变故丛生，大敌环伺。然卒能统一百粤，奠定东南，使革命势力，由珠江而长江，而渐及黄河流域，何以钧座精忠谋国奋勇治军之功。当沪、宁未下，逆党披猖，是非未明，湘、鄂鼎沸之际，倘非钧座以一身与天下宣战，赌性命以存总理遗产，则我党生命早告灭亡。极其幸亦不过以郑为雅，名存质非。假使不有共产党阴谋离间，苟吾同志均能坚贞不摇，合全党实力，听钧座率以北进，则吾党统一全国，已告厥成功。国民会议，早见诸行事。此皆事实昭彰，世人共见，毋庸哓哓多渎。惟幸今兹是非已明，曲直已判。讨共即所以护党，人无异词。
主义不可以曲解，事有教训。不祥之物，将尽祓除。忠实分子，谋同一室。正赖钧座总领师干，长驱北上，竟此全功，完成任务。若钧座恝然不返，则是坐令军失长城，党去柱石。于个人固高，于党国何忍。敬恳克日移节回宁，主持军事。临电依依，企踵待命。
蒋介石接到电报，没做任何回答。他坐下之后，两手支着额头反复阅电，开始他得了很大的满足，但越往下看，他眼睛越充血，前额也显出一阵红一阵白。他觉得复出的时机未到。
何应钦焦急地盼着回电。
军阀孙传芳也看准这个机会，图谋死灰复燃，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５日夜在镇江、南京间的龙潭附近，由江北偷渡长江，企图袭取南京。情势十分紧急。这天正好是他们向蒋介石发电的第十天。李宗仁来找何应钦商量对策。到了何的总部前的巷口，只见人声嘈杂，行李拥塞。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准备撤退。何见李进来，满脸忸怩，说道：“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李宗仁老大不满：“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
何应钦两手一摊：“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应钦见李宗仁辞色俱厉，也感如此一走，无异于临阵逃脱，便一咬牙下了决心，招呼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撤回来。”
何应钦稳定了情绪，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也油然而生，调度分散部队紧急集合，仓促向孙军迎战，双方混战于龙潭附近一个狭小水田地区。何应钦亲自驰赴栖霞山至龙潭间指挥作战。
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留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备师及二十一师，又恰好当着敌人的正面，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实难支持，溃兵到了麒麟门，何应钦只得带上不满三百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从前方溃败下来的官兵，见何来到，顿时精神大振，大喊：
“总指挥来了！怕什么，冲回去！”这伙人嘶喊着，拼命反攻，占领了白虎山，夺回东阳镇，居然把不可收拾的局面挽回过来。正在杭州准备休整的刘峙，闻此变故后，即令副师长徐庭瑶率当时在武进的部队向西进击，自己担任前敌指挥官率领第四团从杭州天竺桥赶往镇江，指挥龙潭以西各军作战。８月２８日夜间，向龙潭前进途中，刘峙所乘火车突然与前方另一列后退的军车相撞，造成三百多人伤亡，刘峙左前额也受了伤。当时军中一片混乱，前方敌情又不明，刘只得收容后退部队就地转入防御。２９日晚，增援部队赶到后，刘峙准备于３０日变更部署，转入进攻。不料，这天拂晓孙军发动了全线进攻，国民军阵地被突破，形势危急。刘峙也不顾一切，带伤率部反击，激战至下午２时，形势开始好转。这时，到上海筹款的白崇禧回到无锡车站，就地指挥沪杭一带的部队，恰巧与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形成腹背夹攻，密切协同，与孙部血战七昼夜，全歼孙军５万余人，缴械４万余支。何、白相见时，两人激动万分，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龙潭战役中，二十一师师长陈诚正患胃病，接到何应钦的奔袭命令后，坐上轿子去前线指挥。胜利后，二十一师奉调苏州整训。这时，陈诚病还未痊愈，有人故意将陈诚坐轿指挥的事报告何应钦。何应钦愤于第一军伤亡惨重，很不满意陈诚的所为，责他作战不力。陈诚委屈难辩，认为何应钦在捣鬼，排挤了蒋介石，又要排挤他。于是愤然辞去二十一师师长之职，去苏州留园闲居。
陈诚将结算所得的五百余元，带到上海小住。闲来无事，便到吴淞劳动大学拜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为师，潜心研究起蒲鲁东的学说。
可陈诚越想越不服气，就去找特别军委的军政厅长严重，说明当初辞职的原因。
严重就去向何应钦解释误会，并保荐陈诚当军政厅副厅长。何应钦没再计较。陈诚因治疗胃病，也没到任。他俩暗中萌发的芥蒂，却成了终生水火难容的起点。复出的陈诚已经明白地意识到：蒋介石能公开对抗武汉政府，是因为手中有兵权；桂系能逼蒋介石下野，也是因为握有重兵。看来，有兵便是草头王，兵乃立身之本，从此要抓军权！
龙潭胜利的当天，何应钦即向在溪口的蒋介石报捷。电称：……此次孙传芳收合余烬，望燃死灰，乘雾偷渡，幸图一逞。我军因在休养期间，至未即集合部队，将其速灭；遂使敌军占据龙潭，竟延数日，苦我民众，阻我行旅，殊深内疚。因即连日调所部，亲自督率，协同第七军，将敌围击，已于本日完全扑灭该敌南渡六师之众，俘获无数，孙传芳部尽丧……
蒋介石接电后，并没有完全兴奋起来，仍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只是在以后谈到龙潭战役时说过：“此役关系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败，在国民革命军战史上实占重要地位；而战斗之激烈，可与棉湖、松口、汀泗桥、武昌、南昌诸役相埒，或且过之。各将领深知此役关系之重大，均能奋不顾身，何、李、白三总指挥之果毅杀敌，夏师长之督攻黄龙山，刘峙师长之头部受伤，卫立煌师长之落水不顾，仍行指挥，均能表现军人奋斗精神也。”至此，蒋介石话锋一转，暗中敲打起何应钦：
“痛定思痛，此后吾党同志，亟宜团结，勿予人隙，已毫无疑问矣。”说完，蒋介石靠在椅背上，双眼像两支利箭似地盯着何应钦的脸，仿佛要看透他心灵最隐秘的地方。他把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何应钦心头一震。他知道蒋介石是不肯忘却上海那近乎“逼宫”的一幕。
龙潭之役之后，何应钦获得“扞卫党国”奖旗一面。他将所部改编为第一、第九、第三十一军，以刘峙、顾祝同、钱大钧为各军军长，自己专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率军沿津浦路推进，向孙传芳残部及唐生智的东犯之师发动攻势。开始，何应钦认为顾祝同比刘峙能干，也稳当些，有意将第一、第九军统归顾祝同指挥。命令还未及下达，部队便在临淮关与孙军接触。顾祝同的第九军沿津浦铁路左翼攻击，刘峙的第一军沿铁路正面攻击。攻占临淮关后，因敌我双方情况不明，一时指挥混乱，何应钦命令部队向后撤退。顾祝同怕态势突出吃亏，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撤退。下级军官对打了胜仗而退却，感到莫名其妙，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也打电话询问原因。
顾祝同只得解释：“我们遵照命令行事，恐怕南京发生什么变故也说不定。”这样，全军一直退到红心铺，失去了有利战机。而刘峙兼任师长的第二师在临淮关向北警戒，没有接到退却命令，也没有与其他部队取得联系，仍继续向蚌埠前进，结果在长淮卫与孙军遭遇，反而击溃了孙军，占领了蚌埠。刘峙又一次成了福将。这时顾祝同部已后撤了６０公里，而刘峙军却前进了２０公里，一进一退，相形见绌。何应钦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打算，令刘峙指挥两个军。自此，尽管顾祝同满腹委屈，也只得长时间听从刘峙的指挥。刘峙福气越来越大，一口气指挥两个军拿下徐州。
何应钦以北伐的胜利再次邀蒋出山，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他以告黄埔同学书的形式，戳着何应钦的痛处：“现在我们已不能再讳言失败了。我们更不能把失败的责任专归于他人而宽恕了自己。我们同学应当一致反省，何以一往无前的胜利中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呢？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清党难，清心更难。”
蒋介石狂热的追随者仍时常集会，用雷鸣般的声音喊着要蒋复出的口号，出席者齐声跟着呼喊，而且一边喊，一边在头顶上挥舞匕首。何应钦再也坐不住了，以第一集团军的名义，带上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的签名，向蒋介石发电，电称：盖数月以来，各军同志深感指挥之不便，而数十万国民革命军，其统帅司令，欲求唯一适当之领袖，舍我蒋公莫属……应钦等既痛往事，复念来兹，为巩固中央计，为革命前途计，蒋公之出，实不应再有迟疑。
八天之后，还是没有动静。何应钦鼓劲再电：蒋总司令东山再起，统领师干、前敌将士，云霓望切。陈继承和蒋鼎文也在电报上签了名。
在这场精彩表演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成了唯一一个不动声色的人，从他脸上谁也看不出是热情，是惧怕，是窃喜，还是怀恨。他冷漠、安详、沉着，悉心观察周围那些人的内心世界，并一直在盘算能从这些人的狂乱中得到什么教益。
时机终于成熟。１９２８年１月９日，蒋介石发出复职通电，一方面告诫何应钦等黄埔将士，且勿“口诵心违，弃党携贰”；一方面昭示天下：“自８月间退职后，纠纷益甚，认为本人旷职之咎。故不容计私人得失，继续旧职，专司军政。至党务政治，应由中央机关主持，本人当以一分子之责任，与各中执委员共同负责。”
复职后的蒋介石不见何应钦来参拜，又起疑心。
一天，交通部次长李仲公在南京接到邵力子的信，谈及蒋介石有事让他来沪一谈。李仲公赶到上海，在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开口便问：“你见了敬之没有？”
李仲公说：“敬之已在上海，但我没有见着他。”
蒋介石板起脸，声色俱厉：“现在冯焕章、阎百川（锡山）对我的拥戴电已经发出，我准备即日入京，为什么他还不发！你去问他，他在打什么主意？”
那时，李是蒋、何都能说上话的人，听了知事不妙，就替何解释：“没有别的，这正证明敬之对于政治感觉之迟钝，我就去催他立刻发出好了。”
蒋介石憋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了声：“好吧。”
李仲公赶到环龙路何应钦的住宅，把蒋的意思说了一番：“他专等第一军将领们的拥戴电入京呢，冯、阎都发了，你为什么不发呢？”
“请他复职我不是发了好几封嘛！”何应钦嘟囔着，“我就不像他那一套独裁专制的作风，第一军发拥戴电，我得先问一问经扶（刘峙）、墨三（顾祝同）等前方将领，因为他们的复电还没到，故而未发。”
李仲公担心蒋介石的猜忌，继续劝道：“他上次因健生（白崇禧）逼他走，你未曾支持他，已经对你不满了，你这样做，岂不更增加了他对你的疑心？黄埔军和你都是他的灵魂，你发电还要征求将领们的意见，这个理由，怎好拿去回复他。我看，你还是今天把电发出去的好，否则……”
何应钦脸上松一下，紧一下，半天才说：“好吧，就请你代我拟一电好了。”李仲公只好从命。
本以为事态已经平息，谁知到了１月中旬，平地又起风波。
李仲公正同日本资方代表谈判，忽然陈立夫持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找他，信上说：“请兄即来徐州一谈，伯群（时任交通部长）兄能同来更好。”陈立夫敦促着：
“现有一节专车在浦口车站等着，就立刻上车吧。”
“什么事这么急？”
“不知道。”
李仲公只好辞了日方代表，回到斗鸡闸寓所，告诉王伯群。王伯群正卧病在床，刚说了几句话，王的妹子、何应钦之妻王文湘从她的成贤街宅内打来电话：“不好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住宅的卫兵都撤走啦！”
王伯群呼地钻出被窝，对着电话追问：“敬之呢？”
“出城打猎去了，已派人去叫了。”
不一会儿，何应钦气急败坏地来了，腰一叉，开口便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何意思？他昨晚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把我的面子丢尽。不管怎样，我决不就，听候他发落好了。”
李仲公就将蒋对他的一些不满，轻描淡写了一番，说道：“不用急，我看不要紧，即使他对你有些疑心，你同他毕竟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而他又是一个重感情重利害的人；既然他叫我同伯群到徐州去，等向他作一番解释，想来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过他的脾气你知道，爱之加膝，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既然他存在一天，你是没有把黄埔军拿过来的把握的。那么，你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
何应钦惊异地望着李仲公，小心地听他说：“还有，他最对你猜忌最不放心的是你与桂系的关系，你对此事往后要善处。”
何应钦这才静下心，长叹一口气，答应就参谋长职。但是提出准他一个短时期在沪治病。李仲公打起保票：“只要你就参谋长职，一切的话就好说了。”
何应钦同意：“就这样吧，一切望你替我周全好了。”
天傍晚时，李仲公过江去搭车，车上已坐了何成浚、陈调元、贺耀祖三人。见后，他们就幸灾乐祸地高声取笑何应钦“要栽跟头”。车于第二天凌晨抵达徐州，李仲公随蒋指派的孟副官来到蒋的临时行营徐州饭店，见面后，蒋介石劈头便问：
“你来时见过敬之吗？”
“见过。”
“敬之讲些什么？我调他做参谋长，他就不就？”
“他痛自引咎，一切惟总司令之命是听，如何不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