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刚刚布防好，敌钱大钧部十个团约两万人就气势汹汹地扑来。他们用二十多条小船，在半夜顶着浓重的夜幕，开始偷渡。当木船行到江中，早在滩头阵地上等候的起义军，凭借有利地形，按朱德布置的“半渡而击”，向敌人发起攻击，打沉了不少船只。三河的湍湍水面上，一片混乱，一片嚎叫。有的船只无人掌舵，在河心打转转，有的敌人已经落水，活活溺死的不少。但很快敌指挥官醒过神来，将兵力集中，以大炮和重机枪向二十五师阵地轰击。敌人仗着人多，击退一批，又上来一批，终于有几百人越过封锁线，进到河这岸的石子笃山脚下。周士第命令第七十三团一部出击。经过一场鏖战，这几百个敌人全部趴下，几百支枪也送给了起义军。这当儿，另一股敌人从大麻街附近渡过河来，占领梅子岽一带高地。师参谋处长游步仁率领七十三团另一部出击，但敌众我寡，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此时，双方都想再坚持一下来获得胜利。游步仁继续突击，被飞来的一颗子弹打中腹部，顿时血流一身，他随后被抬下阵地（后抬到福建平和附近牺牲）。
战争中的事总是呈连锁反应。
这边稍有停滞，另一边便乘机猛攻。有一股敌人从汀江上游渡河占领了东文部，另一股敌人过河后进到笔枝尾山脚下。好在七十五团仍有铁军之威，几次猛攻，将敌打退。强攻付出了很大代价：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负重伤；七十三团五连长张子良牺牲；该团还有一名姓王的连长也牺牲了。
两天过去了，钱大钧没有占到便宜，便开始在指挥所里想招。他不是战将，却略知兵书。１０月３日凌晨他起床后，见外面大雾漫天，从窗口门缝挤进来，不由击掌而歌：“天助我也！”
大雾弥漫了整个三河坝，以至几步之遥看不见人。钱大钧借着大雾，驱兵从正面对起义军阵地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又从西北面渡过梅江、汀江，企图对起义军进行偷袭。这一招果然“见效”。当起义军察觉钱大钧的企图后，已陷入被动。当他们奋力抵抗之后，钱大钧力驱强兵倾巢出动，渡江后抢占滩头竹林阵地。双方反复争夺，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
下午３时，钱大钧部又调集许多迫击炮和机枪作掩护，拼命攻击。起义军虽经昼夜激战，又已粮绝，仍以死相拼。这时，另一股敌军强渡过江后，抢占了梅子岽一带，对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形势更为不利。
虽然消灭敌人一千多，也缴获了不少枪支，可起义军也伤亡好几百人。朱德害怕这种消耗战再打下去，我军至少也会按比例地牺牲，最后不会留下一枪一卒。同时，他也得到情报，知道黄绍部已从韩江下游开来，有与钱大钧联手合击二十五师之势。朱德浓眉紧锁，厚厚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他下令：“为了保存实力，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决定留下七十五团第三营作掩护，其余部队交替掩护，迅速转移。
守卫在笔枝尾山顶的第七十五团第三营，不愧为勇士们，他们呼喊着冲锋，站起来扫射。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之后，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营长蔡晴川带头扑向敌人拳打口咬，全营官兵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朱德和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剩余的２０００人，在１０月６日清晨撤出三河坝后，当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主力已遭到比他们更加惨重的失败。
当天晚上，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他带着那支两百多人的队伍。
朱德问：“邦采，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一问，周邦采这个硬朗的汉子扑簌簌掉下泪来：“朱军长，主力在汤坑作战失利了，潮汕也已失守。我手下就剩这两百来人了！”
“恩来、伯承他们呢？”朱德也是大惊失色。
“汕头全是敌人的探照灯，他们要是不走就危险了！”
这短短的几分钟，朱德好像停止了呼吸。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感到血撞心头，眼角潮湿。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五个字：“怎么会这样？”
流沙——一个地名的寓意
不是宿命论，也不知起义军领袖们到达普宁县的流沙镇时，对这个地名是否皱过眉头、预感到某种不祥。反正今天我们再来念叨这个地名时，心中充满了惆怅：
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作弄？将一个象征的地名写在了起义军最后的驿站！
起义部队是１０月３日陆续到达流沙的。
周恩来到得较早，由四个士兵轮流抬着担架。周恩来躺在担架上，盖着毯子，一时发热，一时发冷。按郭沫若的说法，是“脸色显得碧青”。贺龙、叶挺稍晚到达。革命委员会决定在这里开个会。会址选在路旁的一座教堂里。
这座教堂已多年失修，形状尖峭，姿态生硬，只能从临空的十字架和花色玻璃上还能判断出是座教堂。会议室设在教堂内细长的侧厅里，中间放了一张长木方桌，四周摆了一圈木椅。
周恩来从担架上被搀扶下来，慢慢坐到桌边，努力提高嗓门，向大家作报告。
他在检讨失利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竟然在汤坑打了败仗？
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钱大钧部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量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人在三河坝镇守。终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把我们各个击破了。”
卫士给周恩来送上一杯茶，几块饼干。周恩来稍微休息一下，接着说：“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民众工作也没有跟上，不仅没有发动民众，而且还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进入汕头以后，为了维持秩序，枪毙了两位工友，这引起群众反感，所以有的群众就说我们是蒋介石的第三军队，这种影响很坏……”
疾病已使得周恩来十分虚弱，他不愿多讲过去，话题直转目前：“我们已经接到中央的命令，我们共产党人将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我们将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单独地干下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周恩来的语调有些苦涩。他那长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都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尽管听讲的人已经料到更加危险的下一步，尤其是队伍中的国民党左派，都不愿意接受此时就要“分家”的现实。会场沉默了，空气凝固了。
没有时间商讨。周恩来宣布：“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再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意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表态：“那也好，就这么办吧。”
叶挺仍不主张去海陆丰：“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很不利。”
聂荣臻也同意叶挺的意见：“二十五师可能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的。”
周恩来支撑着说：“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
周恩来说完，不知为什么，大家的目光都转向贺龙。或许因为他是个向来豁达大度、异常乐观的人，他的意见是一种信心。可是贺龙却一声不响，闷头抽着烟，面孔分外地阴郁和黝黑。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缴械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得整个会场议论纷纷。最按捺不住的还是贺龙，他将烟斗向桌上一拍，高声说：“我被我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
叶挺仍然保持他平日的高亢语调，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啦。到了如今这种地步，只好当流寇（打游击），还有什么好说！”
这些话无意中刺激了贺龙，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吼道：“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午后２时，刚布置好，准备离开教堂时，一位侦察员仓皇来报：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
叶挺拔出手枪，指挥人员撤出教堂，并让警卫部队殿后。
周恩来还没有走，他和李立三、张国焘还有些紧急事商量。他对他俩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
李立三问：“你呢？”
周恩来：“我仍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
张国焘看周恩来病成这个样子，有些怜悯：“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
周恩来没有改变计划的意思：“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他挥了一下手，急遽地说：“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周恩来仍然坐上担架，李立三和张国焘也都离开教堂，各奔前程了。
敌人来得突然，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命委员会的人混在一起，各个单位还来不及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还没有和向导接头，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后面的人就盲目地跟着前面的人走，据说是要开往云落宿营——这一带的地名真是怪异，总是怀着某种象征。
在村头陆续收集，大约有一个营的武装人员。这一营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殿后，一部分打冲锋，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
走在中间的是庞大的非武装人员，比那一营人还要多。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他城市疏散下来的男男女女都有，才加上不少的勤务和挑夫。单拿政治部来说，就有好几名挑夫在挑着银元。离开汕头的那晚，财务处要各部委去领钱，大家怕累赘居然都不要硬洋，只有政治部自告奋勇，把好几箱“袁大头”全都挑来了。
浩浩荡荡地走出流沙，队伍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山相当高，有蓊郁的林木。从这里到山脚，是一片旷阔的田畴，晚稻有些还没收割。田畴当中有二十来户人家，自成一个小村落。天已黄昏，后面追击的枪声也慢慢稀落。在田畴中的小路上走着，迎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人们的惆怅心情也渐渐平息，有人轻声哼起了《国际歌》……
正在这时，前头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这几枪将毫无戒备的行军队伍打乱了。尤其是挑夫，他们抛下担子便乱跑，勤务也乱跑，穿长衫的国民党左派人员也乱跑。殿后的部队在往前冲，想冲上去迎战，但被这乱了营的队伍拦住了。见此情景，周恩来从担架上坐起来指挥，将每一部分人的职责作了分工，规定了如何联络通信，将队伍稳下来。他正发着４０度的高烧。
带枪的人几乎都派出去了，只剩下一支非武装的队伍。天色逐渐昏黑下来，耸立在前面的连绵群山，阴森得像一只庞大的吃人的怪兽。大家感觉着焦虑，向导也没有了，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山缺口处翻越过去。
天色已黑透。周恩来着起急来，他叫大家整队，冒险上前。有人还是不动，他更急了：“不冒险只好坐以待毙的呀！”队伍这才重新整齐起来。
就在这时候，于万籁无声之中，在不十分远的背后，又零落地极尖锐地响出几下枪声。这比前一次更加出人意料了。周恩来回头去看，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参谋团的几名年轻卫士很机敏，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他们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这一些军中文人，也学着他们的样，在一块块墓碑下边掩伏下来。一排枪射过去，对方反而沉寂了。弄不清是敌人，还是汤坑溃退下来的自己人。顾不得多想，趁着枪声沉寂，他们从墓碑下边爬起来，赶紧撤离。
这下队伍全乱了。
从流沙教堂出来，李立三、张国焘、廖乾吾和贺昌四个人脱离队伍，跟着一位向导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他们也听见流沙大路那边传来的零零落落的枪声。
他们的向导是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兄弟，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黄昏后，他们走到了有所碉楼的村庄，流沙方向的枪声也停止了。向导安慰他们：天一黑，敌人不会再追击，你们放心吧。他将他们悄悄引进他家里的后门，出去一会儿，回来时抱了一大包便衣，让他们赶紧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并给他们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倒不是饭菜有多么好，而是他们又饥又渴。饭后，向导将他们携带的短枪全部收藏起来，说留着将来农民起事之用。随后，他们溜出他家后门，循着山间小路，向海滨进发。
他们跟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向导很有些神秘：问他什么他都笑而不答，只是领着他们赶路，也不休息。唯一停下来，是在两三处喝了几口泉水，吃了几块饼干。第二天近午，望见前面的大海，向导才说休息一下。他说前面就是甲子港，再往前走，要分开走，要表现出这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要互相照顾，以免失去联系：“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１００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度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
其余四个人当然无话可说：“一切听你指挥。”向导此刻俨若一名大军统帅一样。
他们放慢了脚步，装作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满街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渔船，海滩上晒着各式渔网，不仅各户门楣都是用大鱼骨搭成，上面堆着许多蛤壳，而且多数妇女头上手上都戴着贝类做的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一些大鱼贩子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过问的世外桃源。李立三等四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便看见向导正和店老板谈话。他向他们使了个眼色，四个人便陆续坐到一条长凳上。向导又把他们引到店铺后面的楼上，他对他们说：“你们就在这时休息吧。
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一会儿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黄昏时分，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要１００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渔船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还要去继续打听。”四个急于离开的人们并不在乎船资多少，马上就将１００元交给向导，并催他赶快准备起航。
天黑时，四人更是毫无顾虑地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地跑来说：
“我找错了船，那是一条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他指着海上的船只轻声说：“我现在才弄明白，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赶紧另雇船吧。”四人都要求着。
不一会儿船就雇好了，但向导坚持要去向那海盗船讨回所付的１００定洋。四个人都急了，劝他：“算了，惹翻了他们更麻烦。还是赶紧开船吧。”李立三更是多了个心眼，让向导故意去和海盗船的老板攀谈，说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免得发生不测，并叮嘱向导：“你也有危险，我们走后你明早一定要离开，千万不要去追那１００元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