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不行。”还没等宋哲元说完，秦德纯就摆开了手，“此事绝非你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北平，责任总在你身上，所以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宋哲元哀叹一声，没再坚持。他是一个大个子，生有山东农民的身材，福态的脸一般没什么表情，有时不相称地衔着一支大雪茄。他嘴里爱说些孔子的话，在他身边有不少爱国的积极青年。有时到了为难的时候，他就推病敷衍，当压力太大时，他便要去“扫祖墓”了。这半个月，日方交涉益繁，压迫益甚，宋哲元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的重任交给了秦德纯。临行时交代两句话：“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
秦德纯就在这“不接受”和“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苦苦地应付了四个多月。到了五六月间，眼见日方使用武力侵略的意图日渐明显，秦德纯绷紧的神经都快断裂了。
７月７日那天特别热，温度计从大清早就直线往上升，到了夜晚也不见凉意。
这天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二十多人，给他们报告局势的紧张情况，交换应付意见，直到夜里１０点才散会。
回宅后，他先洗个澡，换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栏上静静地沉思。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时钟指着１１点４０分。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
“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秦德纯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能进城检查，致起误会。唯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夜晚２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说日方对此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秦德纯一想此事可能是日军制造的口实，很可能会酿成大祸，马上将此经过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官长侦察丰台方面的敌人动态。到凌晨３时半，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听我的命令！”秦德纯高声喊道，他的山东口音古怪又震耳，就像喉咙里激荡着回声一样，“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他同时将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凌晨１点多，“同盟”通讯社北平分社社长佐佐木健儿秉承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的旨意，来到北平市长公馆的大客厅时，秦德纯正和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的王冷斋等十多人，正在谈论卢沟桥战事。王冷斋和秦德纯都是保定军校的二期同学，人瘦瘦高高，看上去却很斯文，但此时也在拍案陈词，情绪激昂。佐佐木对秦德纯点头哈腰地说：“日军进行实弹射击，只是普通演习。事情是由于中国方面进行了不法射击引起的。但是，双方应当协力以使小火不致变成大火。为此，松井大佐说想与你会见，可以吗？”
自１９３６年秋以来，由于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秦德纯除非有特殊关系，一直避免会见日本人。佐佐木从１９３２年起便与秦德纯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长期在中国任职。秦德纯考虑了一下，说：“我准备会见松井大佐。”
２点多，松井随小报《实报》社社长管翼贤到了秦德纯公馆，管是秦的密友。
秦德纯和松井商议，同意先将两国军队隔离，大致上日军在永定河东岸，中国军集结于该河西岸。至于实施时，关于各种具体问题，由双方向现地派遣代表商定。双方达成口头谅解。
８日拂晓５时许，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遭吉团长和宛平县长王冷斋专员拒绝。日方武力没有奏效，就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步兵冲锋。吉团长按秦副军长的命令，在日军射击前不先开枪，待他们射击并接近到三四百米时，就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天一直在下雨。
下午５时，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致信王冷斋、吉星文，要求“限即日晚上８时止，中国军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退到河东，否则就用大炮攻城”。
王冷斋予以拒绝。等得不耐烦的日军便在６点钟对宛平城内再度开炮，专员公署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多被破坏，居民亦有死伤，情况已进入最恶劣的程度。
入夜，中国军转守为攻，以两连步兵、每人手持手枪和大刀，并携带四个手榴守卫卢沟桥的国民党
第二十九军士兵。
弹，突袭铁桥附近日军阵地，将其歼灭。
下午７时，日本助理武官今井武夫闯过中国军队的警戒线，但在秦宅门口还是被一小队持枪的岗哨拦住。他想进去求见秦德纯。士兵不理会他，不许他再往前走一步。他只得折回。恰巧这时，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从秦宅出来，他不容分说，上去就拉住赵师长，请代为斡旋去见秦市长。
赵登禹面子薄，稍微犹豫了一下，又重新进去为他疏通。这样终于以隔壁的会客厅作为见面的地方。除了秦、赵外，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也在座。
双方协议的结果，只是同意努力不使事态扩大，但具体意见无法一致。及至深夜，才达成三项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丰台，中国军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
三、宛平城内防务由中国的保安队担任，人数约２００名至３００名，于９日上午９时接防。
然而，这却是日军为了重整攻击部署并使中国军疏于防范的“缓兵之计”。
９日清晨６时，正当宛平城内中国军准备撤退之际，日军突然又对城内发动了大规模的炮轰。
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拿着东京参谋本部的决定，从天津赶来，找秦德纯交涉。秦德纯拒绝会见，则由松井与张允荣谈判。张允荣一听日本的要求有四条：一、禁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和永定河驻扎；二、中国军队应保障今后的安定；三、对直接责任者进行处罚；四、向日本赔礼道歉。
张允荣去和秦德纯商量。秦德纯说：“首先这第一、三两条就不能同意。”
“我已经拒绝他了。但第一条，松井提出一个方案，改为‘中国军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
秦德纯狡黠一笑：“这倒可以考虑。所谓城廓是城外的意思，那么就可能解释为城内驻兵不碍事，现在中国军队并没有驻在卢沟桥外呀！所以今后是否能驻兵于城外可暂不考虑，而在城内则可继续驻屯下去。”
松井把秦德纯的意思带回给桥本群，桥本群直皱眉。因为他听说秦德纯这个人狡猾，不知为何对最后方案“中国军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感兴趣？他让几个“中国通”看看其中有什么蹊跷。翻了几部字典，这才弄清：原来日本人把“城廓”二字，作为城郭的同义词。一般的解释就是城市的意思。可是在中国就不同。秦德纯的父亲是乡中秀才，能咬文嚼字，从小就教过他：筑有城墙并能防守的叫做“城”，而城的四周叫做“郭”。故《孟子》里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的句子。根据中国的《辞源》也明确解释“郭”为城墙外周的街，《康熙字典》
说：廓亦作郭。
桥本知道自己被秦德纯耍弄了一番，气得直摔字典。
卢沟桥醒狮作证
桥本原是参谋长，但其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自６月１６日以来，就因心脏病恶化，已经奄奄一息，只好由桥本代替司令官。他到北平后下榻于扶桑旅馆。他把武官今井武夫找来，叫他帮助收拾局面。
１０日晚上７时半，双方部队又在龙王庙和东辛庄交火，伤亡都很重。
半夜时分，今井武夫随松井特务机关长，乘冀察机关调拨的汽车，冒着倾盆大雨，经过中国哨兵的道道盘问，来到北城张自忠的家。
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是去年５月兼任天津市长的。他认为自己是军人，应付不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向宋哲元坚辞。但宋不允，要他暂时维持，他只好就任。
“七七事变”时，他正患严重肠炎，卧病在床。当时他只有３７岁，但病得面黄肌瘦。中国方面选派张自忠负责与日交涉。松本和今井一到，张自忠的副官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刺激张市长，他病得很厉害，为了让他专心致志地考虑谈判问题，前两天他胞兄去世了，我们都没敢告诉他。”
松井和今井来到张自忠病榻前，看来他确实有病，一层灰气罩着他那灰黄的脸，眼眶凹陷得厉害，只有一对流利的眼珠在闪动。松井和今井互相看看，还是提出日方的条件。张自忠一听，眼睛一下睁大，连连摇头。他不仅不同意处分当事人，而且对卢沟桥的撤兵问题也不同意，主张由其他部队换防。松井二人又劝了一回，张自忠还是不同意，他俩只好扫兴而归。
回到特务机关后，松井把迄今为止口头提出的要求，重新写成书面文件，把市政府翻译卢南生找来，当面交给了他。当时日本人比中国人着急：驻扎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有两个大队，从天津增援的炮兵部队，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困在通州，进退维谷。而散居在北平城里的日本侨民总数达两千多人，留下保护日侨的士兵只不过３０人，万一城内两军发生大冲突，这点兵力除了能搞一些纵火破坏之外，无法对抗中国军队。所以留驻在城内的部队长冈村、胜实深感惶恐。
松井们眼望着天。
到了１１日早晨，连日阴雨一夜转为晴空万里。但冀察方面的答复依旧暗淡不明。晨５时，秦德纯亲自给松井打来电话：“即使对其他条件让步的话，唯独对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一项，绝对不能同意。”
这是中国方面对日方提出的书面要求，明确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陷入僵局。
桥本毕竟是个老练的军人，获悉这个答复后，断定日华战争的扩大是难免的了。
万一战斗正式开始，目前军司令官重病在卧，参谋长又不在司令部坐镇，不但责任重大，还担心困在北平，故急忙返回天津去。临走前，年轻气盛的今井武夫逞能，向桥本请战，设法让中方签字。桥本没抱多少希望，答应让他试一试。
今井采取了“迂回战术”。他先请宋哲元的亲戚、冀察政务委员贾德耀代为斡旋。但后来得知他无能为力，于是又要求会见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
上午１１时半，由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陪同，单独到张允荣住宅，会见了齐、张还有孙润宇三人。今井心急马慌，反复述说日军的要求。齐燮元轻蔑一笑：“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日军去占领，冀察政权岂非丧失了立场？”
今井就提议：“万一中国方面答应日军的要求，日军情愿主动在签字的同时，从卢沟桥周围撤退。”
齐燮元表示同意，并用现成的信纸，写了几条试行方案。今井武夫拿到这张纸，如获至宝，匆匆赶回特务机关处，可是桥本已动身去天津了。今井一口气追到南苑机场，这时，飞机的螺旋桨已开始转动，眼看就要起飞了。他叫住躬身往机舱里钻的桥本，站在那里向桥本报告交涉经过，并把齐燮元写的草案拿给桥本看。桥本大为满意，对接下来的正式签字程序作了指示，然后又钻进飞机。
下午６时，日方代表到张允荣住宅与中国代表见面，对上次双方协议草案进行文字修改。晚上８时，双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和张自忠两人完成了签字手续。协议如下：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和丰台日本驻军过于接近的宛平县城及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由保安队维持其治安；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由山东返回天津的宋哲元，根据蒋介石“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解决”的指示，也同意了这个协议；为使事变不致扩大，不惜做出了重大让步。
中国政府由接替张群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以备忘录方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或协定，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此时，由于宋哲元还没有摸清楚东京方面已在扩大事变的动向，才同意订立了协定。
宋哲元和张自忠都被日本人愚弄了。
在北平的部分日本军人也蒙在鼓里。
就在签字的时候，日军天津司令部给今井武夫打来紧急电话：“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调动国内的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多年悬案的中国问题，如今才是解决的绝好机会！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当地谈判，如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情报参谋冲着话筒喊得声音打颤。
日本军人喊出“军刀既拨出，焉能不见血”。
“七七事变”这一天也许偶然，但日本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却是必然，而且选定的日子就在这几天。
日本近卫内阁加剧了侵略战争。
１９３６年“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建立了广田内阁与林内阁两届军阀政府，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以及同政党的对立，林内阁在大选中失败。到了１９３７年５月底，元老和重臣之间对于国内分裂和互相争斗感到担忧，为了缓和这种对立，迫使林内阁下台，他们抬出了统治阶层的一张王牌，让近卫出马组阁。
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四十六代了。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近卫同宫中和财界上层有着密切联系，同军部和右翼人物也有接触。这样，近卫就肩负着以天皇为轴心，把军部、官僚和政党结合起来的使命出台了。
于是被日本舆论界誉为“青年宰相”的４６岁的近卫正式登场。
他于６月４日组阁，阁员在形式上包含了军部、官僚、政党和贵族四大政治势力；看似较前内阁有较大基础，实质上则为军部所要求的所谓革新派的大集合。它的宗旨是：缓和国内摩擦和对立，而达到“举国一致”的对外扩张。近卫是个大亚细亚主义者，他主张“国际主义”，提出打破国际现状和获取资源两大口号。因此，他在组阁时，排除了主张与中国缓和紧张形势的前外相佐藤尚武，重新起用广田弘毅，以副首相的身份担任外相。这就意味着，“大亚细亚主义”与“广田三原则”
成了日本战车的双轮，已经顺着邪恶的高坡，不可阻挡地冲下来！
近卫内阁迫不及待地纵起战火，并看准了１９３７年夏天是个好时机。这时，苏联正忙于肃军，黑龙江乾岔子岛事件苏联方面的软化，则充分证明了苏联的消极态度，在这时进攻华北，北方是安全的；在英法方面，因为西班牙海面监察制度的迄今未获协调，德意和英法两集团间的对立未见减轻，英国当时自然无意亦无暇在远东进行积极的筹划；而美国也还未改变埋头于国内复兴，对外取消极的态度。同时，对中国也是一个好时机：一面趁中国的统一立足未稳，威胁中国的中央政府，促使中日间的各种悬案的解决，实现“广田三原则”。一面趁冀察当局“中央化”尚不巩固，对之施加重压，使之接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造成华北的特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