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夏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薄一波再主持一次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薄一波心有余悸：“我犯错误不久，恐怕担负不起这个责任。”
周恩来说：“1952年你领导增产节约运动很有成绩嘛！至于财经会议对你的批评，毛主席已经同你谈过了，文件（指《结论》）就不必收回了。”
这年9月，中央在西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知薄一波主持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即重工业口）的工作。第二年5月，毛泽东托周恩来转告薄一波，指定他组织一个有各主要工业部部长参加的大型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业方面的一个大会，回国后，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家建委主任，后又调任经委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苏联解密档案：毛泽东谈高岗事件
据《百年潮》杂志刊载：1954年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会尤金时，谈到秦灭楚的历史故事，说中国可能要出乱子。暗示高饶的反党活动可能对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构成威胁。
苏联有关档案解密后，使我们对毛泽东的谈话有了更多的了解。尤金回忆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有某些人想挑起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形成决议。
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做了详细通报，点了高岗的名，相当详尽地谈到事件的经过：高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自己在中共党史上的军事统帅地位，诬蔑刘少奇等；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恩来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又向尤金做了一次高岗问题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的问题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做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
几周后，在3月毛泽东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期间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批判高岗的原因。尤金回忆说：
“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6、7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都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泽东对尤金谈到，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下面的谈话里，隐约指摘了苏联。尤金忆道：“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毛觉察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你是否看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你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毛泽东的话传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也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东北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两个月后，毛泽东与尤金再次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这次谈话是5月25日，也是毛泽东与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邓小平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了开除高、饶党籍，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的决定。不久，饶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由公安部逮捕审查。
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和结论中，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
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还指出：虽然高岗、饶漱石之间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是他们的思想、目标和行动是一致，说明他们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后来，薄一波概述了几个事实：一、饶漱石一向被认为是尊重刘少奇的，可是在高岗发动“批薄射刘”斗争时，他却另辟一个“讨安伐刘”的战场予以配合。他后来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二、关于“名单问题”，毛泽东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散布者恰恰就是高岗、饶漱石两人。他们会上会下广为传播这份名单，造谣惑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一概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律排斥。饶漱石还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长为核心。四、饶的问题被揭露后，高两次找毛主席，要求保护饶；高岗问题被揭露后，饶也为高申“冤”。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这显然是指高岗与苏联超乎寻常的密切关系。此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大不如前。
毛泽东曾设想，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因为高岗在党内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战争年代，他在西北、东北都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主持东北工作期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扬过他。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叶子龙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毛泽东向来认为自杀只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变了。而且他一直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自杀不是什么本事，而是软骨头的行为。他看不起软骨头。
有人说高岗比较仗义，实际上他特别喜欢拉帮结派，比较庸俗。“三反”
“五反”运动中，各地都在打大大小小的“老虎”。而高岗，真的打死了一只东北虎，装箱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着那只硕大的老虎，说了句：“这个高麻子啊！”然后让人把虎抬走，他不要。
过去，毛泽东对高岗起码不反感，有时甚至信任有加。对于高岗的很强的权力欲，毛泽东早就知道。但他认为“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因此并无过多计较。
毛泽东也指出受高、饶影响犯错误的同志与高、饶是不同的。高岗、饶漱石是坏人，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应坚决打倒，清除出党。
总之，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事后证明“潘、杨事件”是一个冤案
作为一个例外，上海有个受饶漱石牵连的案子是“潘、杨事件”。潘即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杨即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
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在中华书局当了一名助理编辑，并由此投身革命。1926年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来当主编，南昌起义后他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上海，潘汉年以自己出色的才能，把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并担任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以后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成立，他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由于他在上海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被派往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抗日反蒋；1934年由于“福建事变”失败，他被迫退往香港，不久取道上海重回瑞金。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潘随队出发，次年1月，党中央又秘密派他去莫斯科，和陈云一道同共产国际联系。1936年，潘汉年奉命回国，与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事宜。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新的转机，潘汉年成为不可缺少的牵线人。
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建立了很深的交情。周恩来与他曾多年朝夕相处，亲密自不待言；毛泽东自长征开始，行军宿营时常常与他交谈，也像特科时同志们那样地叫他“小开”。1945年，潘汉年和妻子、战友董慧来到延安，在杨家岭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和江青还专门宴请了他俩。毛泽东一见到董慧就亲切地说：“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当年和江青同学的董慧，那时，我表扬你说：董慧同志是我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女战士，还记得吧？”
当年也有过一件事情，饶漱石抓住潘汉年“违反纪律”不放，还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和康生给饶漱石发了电报，平息了那场纠纷。
全国解放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电召潘汉年进京。毛泽东派他去熟悉的上海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别交代：“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人们知道，潘与高、饶的关系并不好，包括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他是潘汉年的老战友，他与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也产生过矛盾和斗争。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应该为高、饶的败露而高兴。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1955年的元旦刚过，杨帆去北京开会时，被逮捕关押；这年4月，潘汉年也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至北京饭店秘密逮捕了。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共和国第一大案”，即骇人听闻的“潘杨案”。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呢？
在“高、饶事件”开始被揭露的时候，因上海在留用原特务人员方面有过失误，此事又是经饶之手批准的，杨帆被停职检讨；在党代会上，毛泽东说过，凡是受高、饶影响以及有某些牵连的人，都应当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说清楚。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态度。潘汉年在参加会议期间，心情一直不大好。一方面，会议印发的有关饶漱石、杨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问题，已经被当作了他们罪状的一部分。他既是上海公安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就已在事实上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有所牵连了。另一方面，他自己1943年被国民党特务李士群、胡均鹤强拉去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多年来这是积压在他胸中的一块心病。现在胡均鹤已因上海公安工作中出了问题被逮捕审查，会见汪精卫一事再也不能拖延不向中央做出交代了。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向担任上海代表团团长的陈毅详细谈了自己12年前在李、胡挟持下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这么长时间没向组织上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自己所写的一份事情经过和检讨材料交给陈毅。陈毅也觉此事重要，答应马上向中央汇报，劝他思想不要紧张。4月2日，陈毅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昨天向他所谈的一切，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毛泽东。
正是在当天，毛泽东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后来虽经李克农明确提出5条反证材料，对案件加以质疑，可惜未能引起决策者的应有注意。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潘汉年，但是错误地认为他“罪行极为严重，论罪当杀”，只是做了宽大处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讲到：“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是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于1962年1月9日开庭宣判：“判处被告人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满后，交由公安机关管制。”
27年后，还是从李克农所提供的反证材料入手，才最终纠正了这一错案。
这时，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早已分别于1977年和1979年相继离世，潘汉年的骨灰装在一只瓦罐里埋葬在长沙火葬场……“潘、杨事件”发生后，与高、饶有过较多工作接触的同志不免有些紧张。
周恩来还是尽量多做工作。全国党代会后，他去哈尔滨，发现当地干部都有一些恐慌。他就耐心地说服：“你们不要心有余悸，你们跟高岗是工作关系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有空的时候，他就找干部谈话，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
而这一年，周恩来开始更多地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谈判桌，担负起毛泽东托付的重要外交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