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在他的著作《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主张，即天下万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伙伴。他要求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一步扩大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张载力求把“仁”推广于普天下的万物人类，倡导一种普遍之爱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博爱主义。他说：“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这种“兼爱”的思想通过他在《西铭》一文中的“民胞物与”说，得到了具体的阐发。张载的“民胞物与”说对后来影响很大，它有调适人的心境、扩展人的胸怀、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的意义。
这种把万事万物真正当作自己伙伴的思想，一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然而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它正是用心而不是用学识去把握的，请看下面一则故事：
齐国田氏在家里养着一位贤士，这位贤士能言善辩，又会出谋划策，而且知识渊博，经常在关键时刻为田氏出主意，帮助田氏渡过了许多难关，因此他深得田氏喜欢。光阴一晃过了十八年，贤士思念自己的家乡，思念自己的老母，便向田氏提出要辞别主人，回家侍奉老母度过晚年。田氏百般挽留，无奈贤士主意已定，不可改变。田氏心知其意，遂答应了贤士的请求，并送他许多衣食财物，供其回家享用，还决定设宴为他饯行。
田氏看到摆上的鱼和鹅，不禁十分感叹：“上天对人类真是太厚道了，为我们生长五谷，还有鸡鸭鱼肉供我们享用。我们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其他的动物都是我们的奴仆，为我们服务，供我们消受，做人真是太尊贵了。”在座的宾客都齐声附和。
在座的还有一个小孩，姓鲍，他听到主人这一番话，思考了一阵，就站起来说：“刚才主人说的话，我想了想，觉得情况并不像您说的。我觉得，在天地之中，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跟人类一起生长，都是秉承宇宙的阳光雨露，在地上立根，都有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彼此之间并无贵贱之分，只不过是由于人的力气比别的动物大一些，人的智力比别的动物高一些，就随意地压迫其他动物，还把这种无耻的行为说成是合乎正义的，把人类自己美化成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又说这是上天的安排，真是不知羞啊。如果说上天是为了人而生长五谷鱼肉，那么蚊子苍蝇吸食人的血液，老虎豺狼吃人的肉，难道可以说是上天为了蚊虫豺狼而生出人来吗？”
田氏和所有的宾客都瞠目结舌，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人生的四种境界
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将中国哲学的人生境界抽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
自然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一种状态，是最低的人生境界。
三国周瑜在群英会上这样吟诗明志：“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是为功利境界的典型表现。
子贡到南方的楚国游玩，回返晋国的途中，路过汉阴，看见一个在菜园种菜的老人，打通了一条隧道到井边，极为辛苦地抱着瓮罐盛水来灌溉，只见他费了大半天的工夫，却没有得到多大功效。于是，子贡忍不住说道：
“有一种抽水的机器，一天可以灌溉百亩的菜圃，出力少，功效又大，先生为什么不用呢？”
灌园的老人抬头看了看子贡，问道：“那是什么模样？”子贡回答：
“那是木头做的机器，后面重前面轻，引水的时候；不必费力，井水就自然地急速流出，这种机器叫做槔。”
灌园的老人脸色立即变了，笑着说道：“我的老师曾经说过，用机械做事的人，必定有机谋巧变的心思；我并非不知道用机器，而是认为这么做是羞耻的事。”
在这里，子贡所显示的就是功利境界，而灌园老人则已经远远超出了功利境界。
比功利境界再高一层的就是道德境界，顾名思义，道德境界就是以道德为做人的根本原则。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陈定才学超群，他的妻子极有见识，二人相亲相爱地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有一天，夫妻俩煮了个南瓜，凑合着吃了饭，正愁下顿无米下锅之时，楚王的使者突然来了，请陈定去当宰相，还带来两千两黄金作为见面礼。陈定高兴地接受了，还兴冲冲地跑进里屋对妻子说：“这下可好了，我当了宰相，出门有华贵的车子，吃饭有山珍海味，咱们再不会愁穷了。”妻子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楚王为啥这么看重你呢？还不是让你给他掠城争地。现在，各国诸侯你砍我杀，受害的都是老百姓。有仁德的人，怎么能干伤害百姓的事呢！”
陈定听了，深有感触。于是，夫妻二人连夜逃出家门，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楚王找不到的地方，以浇菜园为生。尽管天天煮南瓜当饭，但他们一点也不感觉苦。
而天地境界最高，它是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宇宙为家的胸怀和境界。据《晋书·刘伶传》说，有一次刘伶喝得大醉，在屋里脱光衣服，赤身裸体，有人见了觉得恶心。刘伶反驳说：
“我以天地作房屋，以房屋作衣裤，你们怎么钻到我裤子里来了？”
我去死，你们去活……
苏格拉底被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寒，但是刻苦好学，以犀利的辩论技巧闻名于世。他喜欢在大街上、市场里和运动场同各种人谈话，讨论各种问题，而他讨论最多的是道德问题。他认为他以前的哲学家们研究自然的问题是走入歧途，真正重要的只是道德问题，所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对于道德的重建上。他用他自己称之为助产术的论辩方法，通过不断地提问，使人们从错误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个过程非常美妙而富于魅力，有人把它形容为一场雕刻表演，错误的观念被苏格拉底一步步地刻画出来，逐渐清晰，最后凸显，犹如完成了一尊美丽的雕像。所以，尽管苏格拉底本人身材矮胖，不修边幅，但是人们还是会为他充满魔力的论辩和富有才华的谈吐所折服。
苏格拉底的罪行开始于他的朋友凯勒丰（Chaerephon）在德尔斐的神谕处询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谕处的回答是没有。苏格拉底解释说他之所以比他人聪明，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而其他人总是认为自己最聪明。为此，他质问雅典的人们有关他们对于至善、美丽和美德的看法，发现他们虽然自以为知道很多，实则根本一无所知。他曾经通过他机智的辩论羞辱过多位当时的权贵，使得当时那些被他质疑愚蠢的雅典政治人物以亵渎神明罪和教唆青年罪囚禁了苏格拉底，最终导致了他被判定死罪。苏格拉底本来是有机会逃脱的，但是他却拒绝了他的学生们为他安排的逃跑计划，饮毒酒而亡。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
临死之前，他仍然同他的朋友、学生们谈哲学、人生，以及死亡。他说死亡无非是两种情况，或者是无知无觉，或者是去往另一个世界。前者就像是一个人沉睡着，而且没有做梦。他说那真是非常好，甚至是一个国王都会认为一生之中没有比那样更让人感到幸福的了。而后者，就更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能去往死去的英雄们和智者们所在的世界，和他们讨论问题，继续我的哲学研究，那真是再好没有的事情了。所以，死亡并不是如何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死去，神也不会抛弃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说道：“分别的时刻来到了，我们会各走各的路，我去死，而你们继续活着，哪一条路更好，只有神才知道。”
是啊，对于未知的死亡，除了会更坏，但是也可能会更好。
我们有什么必要一定去惧怕它呢。确实没有，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好奇，一种期待，就像苏格拉底那样。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他也用自己的死亡实践了这个理念，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公元前399年春夏之交某一天，雅典城内，当政的民主派组成一个五百零一人的法庭，审理一个特别的案件。被告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此时他年已七十岁，由于他常年活动在市场、体育场、手工作坊等公共场所，许多市民都熟悉他。审理在当天完成，结果是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怪诞的一页，一个人仅仅因为他劝说同胞过更好的生活，就被同胞杀害了。雅典是哲学的圣地，但看来不是哲学家的乐园，出身本邦的哲学家只有两个，苏格拉底被处死，年轻的柏拉图在老师死后逃到了国外。这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一个人宁死不放弃探究人生真理的权利，为哲学殉难，证明了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
正因为出了苏格拉底，雅典才不愧是哲学的圣地。
那么苏格拉底被审判，以及苏格拉底从容赴死背后隐含着什么意义呢？其实，当时死亡并不是苏格拉底的唯一选择，但他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苏格拉底在等待执行死刑的这一段时间里，他还是有机会逃生的。他的好朋友克力同有一天到监狱里去看望他，劝告苏格拉底看在朋友和家庭的分上给自己留一条活路——逃监。但是苏格拉底并不为之所动，他反过来教导克力同说未经雅典人释放，企图逃离此地是不正当的行为。
那么是什么使得苏格拉底如此坦然？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他借雅典的国家和法律之口说道：逃监是毁坏国家和法律的行为，如果法庭的判决不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还能存在吗？国家生我、养我、教我，凡是能赋予其他公民的权利都有我的一份，甚至在公民成年以后允许公民带上财产自由地离开雅典。我在70年之间都没有离开雅典，就等于说我以自身的行为和国家签订了契约，表示服从国家的法律，做一个守法公民。难道就因为祖国和法律判处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毁坏和颠覆国家和法律吗？逃监是蔑视法律的行为，是践踏自己曾经立下的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干的勾当。如果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由于恶人的蓄意。如果我无耻图亡，以错还错、以恶报恶，毁伤的不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这样，苏格拉底就为他所追求的真理和至善献身了。
人生如梦痛苦永随
中国有庄周梦蝶，西方其实也有人生如梦的感叹。不同的是庄子的梦境奇幻美丽，而西方的叔本华却在哀叹人生就是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