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存银行不如买邮票”，一些人甚至为“邮”
而“走火入魔”，所谓“千军万马奔邮市”。这种集邮经济的后果，使原本高雅的集邮文化变味，同时造就了新的市场“泡沫”。
90年代初，月坛邮市发生了几次抢劫邮票或钱财的恶性治安案件，媒体发表的报道标题为《警惕身边的狼》。公安机关发出警示，提醒广大集邮者要注意人身安全。在邮市中还曾出现“假邮”，不少集邮者抱怨“受骗上当”。管理部门认为，邮票市场真的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1991年11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局联合发布通告，宣布月坛邮市停办整顿。由此，盛极一时的月坛邮市宣告关闭，邮市行情一下跌入“冰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1992年7月新的月坛邮市开业，管理者由集邮协会改为由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市场管理所。4年后，随着邮市进入新一轮高潮，月坛邮市又“火”起来了。有亲历者回忆：“进月坛邮市有两道门，一是进入月坛公园要排队买票，二是进月坛邮市还要买票，等好不容易进了邮市，更要不知疲倦地往里挤，有时候挤上邮市中拥挤的人群半个小时也不过走了10米路。”许多生肖邮票、特种纪念票的价格在阵阵热炒中直线屡创新高，月坛邮市成为一些投资者的“天堂”，同时也成为另一部分投资者的“地狱”。另据一项记载，1997年3月，月坛邮市原本只能容纳5000人的地方，涌入了3万人，邮市当日门票收入高达15万元。然而，邮市形势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盛极而衰的突然转变，治安问题、投资风险等因素使得管理部门考虑采取怎样的措施规范、管理市场，于是大量小道消息或传言不胫而走，邮品价格闻风后纷纷跳水，造成许多邮商损失惨重。6月8日晚，历时9年的月坛邮市正式关闭，邮商全部迁往位于马甸桥附近的“北京福尼特月坛邮币卡市场”。京城邮市的“福尼特时期”从1997年6月开始，至1999年8月，后由于经营权易手，又改名“宜美嘉邮市”。2001年10月，马甸市场陆续搬迁，邮商分流到新建的大钟寺邮市和马连道邮市。2003年4月，大钟寺邮市又告终结，万家马甸小商品市场于一个月后完成了各种手续，变身“北京万家马甸邮市”，开始正常经营。
四、电报业务由盛到衰
90年代以前，电报对于许多人和家庭而言，要么是接站或被接站；要么是或喜或悲的重大变故；要么是其他需要在第一时间通知对方的急事，否则人们不会轻易去邮局拍电报的。
这一时期，家庭电话尚未普及，电报成为两地之间人们除写信、长途电话以外相互传递信息，尤其是紧急信息的主要方式。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电报电报，不是哭就是笑”。任何人接到送报员送来的电报一刹那之间，神经总要绷紧，不免心中掠过一丝担忧或恐惧。每到临近春节等节日前，邮局的电报窗口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此外，对于去火车站接客的人来说，在春节这个特殊时段，火车站为了限制旅客流量，就连平时可以随到随买的站台票也得凭接人的电报才能购买进站，于是在火车站出售站台票的窗口，经常出现人们一手紧紧捏着钱，一手高举电报奋力拥挤的情形。在一篇报道中，一位曾在北京电报大楼工作的被采访者回忆：“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时，一天内收发的电报达到10万封，来不及发的电报，成箱地堆在脚边，问候的、报平安的、寄钱的，不夸张地说，真是跟雪片似的铺天盖地。”
有人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带着生病的孙子从外地来京，情急之中把安眠药错当了感冒药带走。孩子的父母心急如焚，连夜从当地拍加急电报到北京，希望及时找到老太太。收到电报的东四电报局一方面安排投递，另一方面派人到火车站通过广播找人，终于在火车进站时找到了这对祖孙。
80年代初，邮电部门开始使用国产的“中文电传打字机”（也称“汉字电报机”），提高了电报部门的工作效率。据一份资料显示的数字，1985年以前，北京电报局的民用电报量最多时每月可达300多万份，占电报局业务总量的50%。一位电报局老退休职工记得，平日发送最多的电报内容是“母病速归”。很多当过兵的人或许曾有过经历，在部队里，普通战士除了正常规定的探亲假以外，只有在家中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形下，才能向部队领导要求请假回家，凭据就是家中发来的电报。有时，军人在探亲或出差途中，遇阻不能按时归队，也要先发一封电报申明情况，否则回到部队后就会受到批评或处分。80年代初，社会上掀起“经商热”，一些商人在买卖过程中，有时电报也成为订立合同或解决纠纷、讨债、打官司所依据的纸质凭证。
90年代以后，随着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等通讯工具开始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主要用于异地之间联络用途的电报的作用逐渐下降。为此，邮电部门开发了电报的增值服务项目——礼仪电报，力图使电报业务重新焕发活力。礼仪电报适应了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丰富了人们日常交往的形式与内容，不仅迅速、及时，而且充满温馨的人文气息。
邮电部门陆续开发的礼仪电报业务种类，包括庆贺电报、吊唁电报、请柬电报、慰问电报、鲜花电报等。发电人可根据用途选择电报种类及增值服务。在邮电部门的宣传材料上这样写道：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与礼仪之邦，有着浓重的传统礼仪色彩和韵味，讲究礼尚往来，互致问候、表示祝愿，吉祥同庆。在当今文明社会礼仪性交往的内涵不断扩展，礼仪电报的推出更有其积极的意义。
通常，庆贺电报的电文印在带有热烈、喜庆图案的贺卡上，一般为红色或玫瑰色、粉色。吊唁电报使用素雅、庄重图案与颜色的吊唁卡，表达人们对于逝去的亲人、朋友所怀哀思。鲜花礼仪电报根据用户的意愿分为“普通”和“定时投送”两种，与电文同时送达的是一束或若干束鲜花。后来，邮电部门又根据人们的需要，陆续推出“龙凤呈祥”（结婚卡）、“寿星寿桃”（祝寿卡）、“狮子滚球”（节日卡）、“生日蜡烛”（生日卡）、“繁花似锦”（通用卡）。此外，为适应一些机关、企业等单位举办活动的特殊需要，邮电部门还曾设计如“鲜花”、“礼仪酒杯”、“全金色”等“豪华型”请柬卡，体现出活动主办方对被邀请人的盛情，同时也含有彰显主办方身份尊荣的意味。
以下是一份某地邮电局推出鲜花礼仪电报业务的收费标准：
（1）鲜花礼仪电报费用由电报费、特别处理费和鲜花费三部分组成。
（2）电报费与礼仪电报费相同，按页计收，每一页6元，以后每页3元（名址部分不计费，电文每页限50个字）。
（3）特别处理费每份收取2元。
（4）鲜花费按不同季节、不同花型分类收取。
3月21日至9月20日鲜花费为：
单枝（A）10元；小束（B）40元；普通（C）60元；豪华（D）90元；悼念（O）70元。
9月21日至次年3月20日鲜花费为：
单枝（A）20元；小束（B）50元；普通（C）80元；豪华（D）120元；悼念（O）90元。
（5）定时投送的鲜花电报每份加收专送费10%。
然而，几年后电报业务又开始下滑了，人们开始并习惯使用比收发电报更为直接、快捷、更具时效的通讯方式，如电话、手机、互联网传递信息，传统电报已明显落伍，北京市各大邮局的电报发送量逐渐明显下降，以至于到了“日薄西山”或“山穷水尽”地步。进入21世纪后，许多年轻人对于电报业务知之甚少，人们甚至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发电报，因此有人将电报列为正在消失的生活用品之列。有一篇报道描述：在昔日熙熙攘攘的北京电报大楼里，“整个上午，只看到了两名在电报柜台前查询数字电码的顾客，因为现在的出国签证上还需要标注名字的数字电码。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现在已经不再安排专人负责电报业务，因为一天也没几个来发电报的人，最多也就两三个”。到2008年，北京每个月发出的电报不足10封。现在电报大楼已成为联通公司营业厅了。
曾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和寄托许多情感的电报，在一片惋惜、怀念、保留的声音里，如同一位怀有复杂心情的老者，一步一步孤单地走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五、“小红帽”与“自主发行”
自20世纪50年代初实行“邮发合一”体制，邮局便成为了报纸发行的唯一渠道，报刊的发行量由邮局的征订数来决定。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解放思想”、“搞活经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1985年时，邮局方面宣布统一调整报刊的发行费用，使得许多已经被国家“断奶”，失去原有政府补贴来源的地方报刊决意脱离邮局发行系统，开始自主发行（也称“自办发行”），走上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最早实行自主发行的报纸是河南的《洛阳日报》。当时有人欢呼：
“独霸中国报刊发行数十年之久的‘邮发合一’体制被打破了”，然而，另外一些人却对此感到不安，因为仅凭报纸自身的实力，做好“自主发行”并不容易。
《北京青年报》是共青团北京市委主办的机关报，创刊于1949年3月，经历过三次停刊和三次复刊，1981年第三次复刊的时候，报社被定为处级单位，最初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市委大院一间半地下室，上级下拨的26万元开办费，只够出一份4开4版的周报，邮局的订数只有2.9万份，可谓“惨淡经营”。
90年代初，全国范围的新闻改革正在进行，《北京青年报》领导提出了一个以周报为目标的五年规划，逐步增加刊期向日报过渡，面向市场开展经营，成为“真正意义的新闻类报纸”。1992年，《北京青年报》创办了一份面向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青年周末》，第一期发行1.9万份。第二期、第三期增加至3万份和9万份，第四期又跃升至10万份。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北京青年报》发行部门分别在东城、西城、海淀等人流量集中的区域找了6个报刊零售批发商，在报亭或报摊上出现了《青年周末》，开辟了除邮局主渠道之外的新的天地。随着发行量在短时间内猛增，各类广告蜂拥而至，几乎到了“应接不暇”程度，被同行誉为“周末四杰”之一。
1994年7月，《北京青年报》改版，成为了一张综合性日报，版面内容包括新闻、购物、房地产、金融、体育、汽车、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影视信息、文化娱乐等方面；不久后，先后开辟“电脑时代”、“汽车时代”、“广厦时代”等主题专版。从报纸经营的角度看，广告收入的稳定与增长是决定报刊生存的重要因素，而影响广告投放量的关键却在于报刊的读者覆盖面与影响力，直接的反映就是报刊的发行量。
1995年9月1日清晨，早起上班的人们在北京的主要路口、公共汽车站看到许多头戴小红帽、推着自行车的“售报员”，他们手里捧着或报袋中装的都是同一种报纸——《北京青年报》。“小红帽”的称谓也在市民中流传开了，不仅成为新改版的《北京青年报》的活广告，而且成为北京的老百姓对于报刊自办发行的最初感受。实际上，这时《北京青年报》的发行主要依赖邮局渠道。1996年第一季度，邮局以北京青年报违反双方签订“邮发协议”内容为由，对北京青年报罚款近80万元。有人认为，这一举措使北京青年报“不得不痛下决心走上自主发行之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主发行”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总而言之，报刊发行由“邮发合一”单一体制转变为“邮局发行”与报刊“自办发行”共存的“多元化”格局。
1996年，《北京青年报》成立了“小红帽”有限责任公司，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小红帽”建立的发行网络遍布全市，至2003年在北京设立了100多个服务点，覆盖全市18个区县，在全国30多个省市设立了85个代理发行点，发行量从最初的几万份猛增至60万份。担任“小红帽”发行员的大多是下岗失业或待业人员、外地来京人员等。
根据早报的特点，“小红帽”率先实行“早报早投”，人们形容“每天吃着早点就看上新闻了”。而邮局的投递报刊、信件时间却是在每日上午8时上班以后，出现在报亭或报摊往往在上午10时左右，到了读者手中，“早报”已经变成“午报”了。除此之外，“小红帽”为订户免费安装报箱、上楼投递、上门收订、开设报刊专卖店，在广大市民中树立了服务周到的良好形象。据说，报社曾向邮局提出希望组织早报零售，但是邮局方面没有答应。现在“小红帽”的业务越做越大，从报刊发行，开始涉足城市物流配送，如配送牛奶、桶装水、演出票等。有一个形容很能说明“小红帽”的经营智慧：“将看报的读者发展成喝牛奶的客户，把喝牛奶的客户发展成读报的订户。”2007年以后发展到投递直投广告、电子商务配送和快递业务。目前，“小红帽”
已成为拥有报刊发行公司、物流公司、网络科技公司等旗下公司的企业集团，从业人员达到2800多人，拥有2家子公司、13个分公司。有一项数字，大约有1/3北京市民接受过“小红帽”的服务。2007年时，荷兰的快递跨国公司TNT公司对“小红帽”做的资产评估为1.5亿人民币。
1998年7月创刊的《北京晨报》是首都第一份都市早报，从一开始就实行“自主发行，自组发行队伍，自建发行网络”，因为发行员头戴的帽子为黄色，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黄帽”。进入到21世纪，先是《京华时报》问世（2001年5月），后是《新京报》创刊（2003年11月），它们都是市场化经营的报纸。前者在半个月中招募发行员达2000人之多，建立36个发行站，首发30万份报纸，发行员头戴的帽子为蓝色，被称为“小蓝帽”；而后者被评价为“全北京送报最好”，其推出的服务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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