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
父亲的去世，却最后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就是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珍惜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的祭日了。一晃六年过去，六年来，每当想起父亲，我就觉得很沉重，一种对不起他老人家，而又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痛楚猛烈袭来，父亲对我的挚爱与我对父亲的孝心，真是天壤之别。
那一天，办完父亲的丧事，我和姐姐、弟弟不约而同地回到父亲的卧室，翻检父亲的遗物。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既是对父亲的眷恋，父亲虽然去了，他生前所用的物品，不也是父亲的一部分吗？也想从中找一件父亲常用的东西作为终生的纪念。明天，我们姐弟即将东南西北，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祭奠父亲呢？
我一眼看到衣箱里的一个茅台酒瓶子。我拿过来，眼里顿时涌满泪水。这个酒瓶子我太熟悉了。这是我大学毕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给父亲买的礼物。父亲爱喝酒，但从不买高级酒，也买不起高级酒。
尤其是母亲去世后，家境困难，一条黄瓜就是下酒的菜。记得茅台酒当时是八元四角钱一瓶，在五六十年代，那是很贵的价钱了，一般人不买。我早就计划好了，等我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买一瓶茅台酒。没想到这个酒瓶子父亲一直留到现在；二十二年过去了，瓶子旧了，商标也变了颜色，爸爸依然保存着。想着，我的泪水不能控制。儿子对父亲的一点点好处，父亲是如此珍重！父亲对儿子的满腔期望，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抚育，可以用什么衡量，儿子又如何报答得了呢？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因为工作忙，很少回老家。因为老家在铁路线上，有时外出开会，散会后，中途下车，回家看看老父亲。我记得在家住的最长的一次是1987年的中秋节，总共在家住了三十六个小时。那年父亲已经74岁，刚患过肝炎从医院出院。过去父亲住的楼房没有暖气，是弟弟自己装的土暖气，烧不太热，在房间里穿着棉衣棉鞋还缩手缩脚。这次回去，经过弟弟的努力，父亲的单位照顾他年老体弱，又刚刚病好，给他调了有暖气的楼房。外面冰雪覆盖，室内温暖如春，爸爸只穿件薄毛衣，舒坦得很。我很为爸爸终于住上了暖融融的房子而高兴。但看到刚出院的爸爸，脸色惨白，弱不禁风，酒也戒了，烟也不抽了，心里放不下。我想多住一、二天，又怕耽误了工作。爸爸看出我的为难，笑着对我说：“回去吧，我这不是挺好吗？
回去干工作去。”第二天，我走了，弟弟替我提着提包。爸爸也穿好了衣服要去送我。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外面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万一着了凉怎么办？劝阻再三，爸爸同意不去送我。我和弟弟刚登上站台，还没有放下提包，爸爸便走了过来，倒背着手，朝我和弟弟微笑着。那得意的样子，仿佛在说：怎么样，不比你们走得慢吧？呵，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我顿时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想起了《背影》中父亲的形象。普天下的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的忘我，都是这样的挚爱无边啊。那是父亲最后一次送我。几个月后，他就又一次住院，终于没能从医院出来。
在我手里还保存着父亲的另一件遗物。这是一个图书馆的借阅证。六年来，每当我看到这个借阅证时，惭愧、不安和负疚一起奔来。那个借书证已经很旧，在借还日期栏目里密密麻麻，一行接一行，几乎快写满了。细看借还时间，多半是今天借，明天还，最长的间隔是三天。这不就是说几乎天天跑图书馆吗？这不就是说每天读一本书吗？而在这个借阅证上记载的最后一次还书时间恰恰是生病住院前几天，一个七十几岁的垂老之人，竟每天奔走于家与图书馆之间，我怎能不惭愧？
除了惭愧，我还有一种负疚感。爸爸是出奇地爱读书。60岁离休之后，《英语900句》传入中国，他得到一本，整天不离身，诵读、默念，像一个中学生那样用心。随后，他又开始学朝鲜语，让我吃惊不小。一次看到他枕边有一本《朝鲜语读本》，很奇怪，问他这样大年纪了，为什么还学朝鲜语？他笑笑，说：“可以帮助理解日语。”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偶然得到一本欧·根室的《非洲内幕》，爸爸爱不释手，几次对我说，这样的书看了视野开阔。书前的目录没有了，书后也缺了几页，爸爸先是按照书的页码、书中的标题自己编了一份目录，粘在书前。后来又托人从长春借来一本完整的《非洲内幕》，将缺的几页用稿纸抄下来，又把稿纸裁成书页一样大小，补在书后。
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是做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爸爸并不很高兴，唯一的嘱咐是：以后有好看的书寄点来。我因为忙于杂务，很少给父亲寄书。最近翻检父亲给我的书信，先前几乎每封信都说，如有便寄点可看的书来。后来，说的就很少了。我想，一来是因为我每次信都说自己忙、时间紧，没时间写信，请父亲原谅；二来，我又确实没寄过几次书。今天想想，这是父亲向我提出的唯一的要求，而又是我这个人唯一有条件满足父亲的一件事，但我却没能去做。现在，我手头有那么多父亲爱看的书，装帧得都是那么漂亮，再不是缺页少篇的残书了，可我也再没办法让爸爸看到了。
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父亲病重住院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内心就不能平静。父亲病重，一躺40天，我和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利用“五·一”假期回去看他，他十分高兴。我们回去前，他吞咽困难，一天吃不下一碗稀饭，体重只剩70多斤。我们回去后，陪伴着他，和他聊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父亲居然缓了过来，渐渐地一顿饭可以吃一小碗馄饨，或者一小碗片汤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
40天过去了，当地的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我和弟弟设法给他转院。父亲没有提任何要求，一任我们安排，实际上他是希望跟着我到北京的。也许是为了治病，也许是为了在离开我们之前，能和我在一起住一段日子。但当时我考虑得非常实际。我实在为难了。北京的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到了北京我有能力让父亲立即住进医院吗？我住的是平房，没有卫生间，不论刮风下雨上厕所都要到胡同里的公厕。当时父亲体重只剩下70多斤，每天需要点滴葡萄糖，不要说一个月住不进医院，就是一周，怎么办呢？这时朋友鼎力相助，为我在长春市联系到一家医院。权衡利弊，我下决心把父亲送到长春的医院。我因为急着回单位上班，没有送父亲去医院，朋友从医院请来救护车把父亲接走。那一天，我看着远去的汽车，怎么会想到这是和父亲最后的一面呢？父亲去世后，每想到住院的情景，我都心如刀割。我虽然用种种解释为自己辩白，但我从来没有安定过，尤其想到父亲把自己的愿望存在心里，想到父亲怕儿子为难，宁可委屈自己，心里更加沉重。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勇气把内心如实托出，一直为自己开脱。实际上我是不肯承认自己怕辛苦，不敢承认怕父亲来北京自己要东奔西走，托人情，找医院。今天，当我这样想，这样请父亲宽恕时，我心里终于好受一些了。
接到姐姐告急的电话，去火车站买票。因为是电话，你说病危没有根据，不卖；想买一张站台票，进了站再说，但没有当日的票，不卖；到航空售票处，当日的票早售完了，最早也要一周之后……呜乎！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老父已在弥留之际，我却还在千里之外，不知如何上路！幸而朋友聪明，买了一张去西北的退票，用这张当日票买了张站台票，这才得以混入站内，踏上了北去归家的路。但这时已经太晚了。父亲在我登上车厢不久，已经等不及我了。
六年过去了，六年的痛苦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一生并不就是一件事，并不只是工作，人生还有那么多真挚的东西，那么多动人的感情，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能够让我们活得好，工作得更好的动力。父亲的一生没有壮烈的场面，也没有多少得意的时刻，任何地方也留不下他的名字，但父亲的去世，却最后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就是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珍惜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
1995年1月1月于梅地亚
作者简介
杨牧之，生于吉林省德惠县。196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入中华书局任编辑，后从事出版管理工作。著有《诗经风俗谈丛》、《西昆酬唱集刍议》等作品。
【心香一瓣】
人生不只是工作，生命中值得我们珍惜和呵护的东西还有很多，而且这些东西一经失去，便不再拥有。人生难得的是在众多“必须”间做好平衡。
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固然难以全部报答，但为父母做一件小事，却不是什么难以完成的任务。把一件小事做好，把一点孝心奉上，让父母少一分担忧，添一分快慰，我们就不至于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