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说起来，汪精卫还真算教育中人。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说：“中国今日之现象，如拆屋改建，旧者已经破坏，新者尚未建全，庶政繁多，动需时日……今日民国成立已历十二年之久，种种设施，虽不甚完备，然求之历史已经是收效最速的了。建设事业历十二年之久，尚无头绪，实因从前未培养人才之故。”孙提出国民党“政纲”，对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旨，对内注重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制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正卧薪尝胆之际的孙中山礼邀昔日部下汪精卫出任广州政府高等顾问、广东省教育会会长。汪心有灵犀一点通，高等顾问是闲职虚职，但教育会会长是可以做许多事的，于是他即刻走马上任教育会会长。
而他的同道前任竟是陈独秀。1920年年底，广东军政府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也好，会长也罢，其实就是教育上的这些事归你管），主政改革广东教育。陈独秀当时向陈炯明提出近乎苛刻的任职三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的趋势。想不到的是陈炯明照单全收。这下陈独秀只好硬着头皮暂时放下上海的一大摊子事来到广州。陈独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在陈炯明的信任与支持下，带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余威，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时广东的教育风生水起、波涛汹涌。陈的教育主张是：
1.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之普及。
2.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操场、戏院、音乐厅，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
3.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
天生演说家的陈独秀，在广州不停地到各学校发表演说，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与教育思想。他力主中学男女同校，并要求广东省立一中率先实行。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袁振英，随陈独秀同来广东出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该校前身为广州广雅中学，历史悠久，民国后改名为广东省立一中，梁漱溟也曾出任过该校校长。在陈独秀的强力支持下，一中开放女禁，随后男女同校全省推广。
可惜，此时肩负建党重任的陈独秀，身在曹营心在汉，加之广东教育界的保守势力仍很强大，任职不满一年的陈独秀，挥一挥长袖，悠然作别广州天空的云彩，时在1921年年底。
汪精卫接任，直至1924年。说起教育，汪精卫倒也不外行，人家可是秀才出身，再留学日本，又留学法国。他上任后即明确主张：
“教育家对于民国之责任，在于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十年了，民国没有造成，是因为教育的这些工作没有做好，是教育没有进步的原因。民国的造成与教育的进步是相需的。教育家对于民国的责任，不在投身政党，去做政治的生涯，而在根据教育家之地位，以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
1917年胡适刚回国时曾郑重宣告：“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两相比较，汪精卫与胡适，可谓声气相投、所见略同。没有国民，哪有民国？鲁迅在《呐喊》后开始《彷徨》，彷徨的也是如何改变国民性：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专制，是共和，是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两地书》）
如果汪精卫也能像胡适一样，践行自己的誓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去直接投身政治，恐怕“卖国贼”、“大汉奸”、“当代秦桧”这些帽子怎么也戴不到他的头上，而“教育家”的帽子说不定正适合早年决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他。其实，“教育家”这一顶帽子当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备帽的人是陈嘉庚。
陈嘉庚早年随父背井离乡下南洋，多年风餐露宿、纵横捭阖、省吃俭用终成“橡胶大王”。他久居南洋，心系桑梓，独钟办学。从小学开始，中学、师范、女子中学、商船学校、水产学校、农业学校直到厦门大学，陈嘉庚一往情深乐此不疲。办学离不开名师，陈嘉庚曾专门瞩意江浙一带的名师，挖地三尺、求贤如渴、至诚至尊，当年曾在集美学校任教的名师就有钱穆、杨晦、王伯祥、许钦文、王鲁彦等。
1918年，陈嘉庚决意独资创办厦门大学。经费不成问题，场地不成问题，校舍不成问题，生源不成问题，师资只是小问题。对校主陈嘉庚来说，成大问题的是要选一个好校长。在陈嘉庚看来，大学校长必须有“道德毅力，学友多，兼能虚怀善用人，经重事，有责任心”。
当年作为同盟会评议长之汪精卫，常下南洋募捐，陈嘉庚也是同盟会会员，与他算旧识老友，对汪精卫的胸怀大志、满腹经纶印象很深。而今日之汪精卫，不仅是孙中山的左右手，还是享誉海内的民国第一才子，又是美男子，海归派。陈嘉庚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礼聘他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1920年汪精卫来漳州见陈炯明。其时厦门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加快筹建，万事俱备只欠校长。陈嘉庚专程赶往漳州，邀请汪精卫来学校参观。汪盛情难却，先参观了集美学校，又实地考察了厦门大学新校址，该址背五老山，抱湖里山，依南普陀寺，临万顷碧涛，方圆两千多亩，汪精卫还真动心了。特别是陈嘉庚专门在秀美的鼓浪屿为这位将来的校长准备了一栋西洋别墅，供其全家居住。陈嘉庚认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之一日。他笑着对汪精卫说：“我是愚公，我来移山，你是精卫，你定要来填海啊！”
从厦门回到广州，汪精卫经过深思熟虑后专门回函陈嘉庚，表示愿意就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有些惧内的汪精卫，还让其夫人陈璧君专门从炎热的广州来到四季如春、海不扬波、生活闲适、风景优美的厦门鼓浪屿，住进了准校长的别墅洋楼，算是提前体验“校长夫人”的生活。出身富商千金的陈璧君对陈嘉庚素有敬意，对鼓浪屿、对厦门也深表满意。此时厦门大学校长已是非汪精卫莫属。
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边庭除洒扫、虚席以待，那边却是粤军回粤成功，孙中山派给汪精卫许多事。当年孙中山也正是用人之际，他还力邀蔡元培南下协助，蔡是明白人，他回信婉拒：“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汪未能婉拒孙中山，只好去函婉拒陈嘉庚了，从此与厦门大学失之交臂，一误成百年错，一错成千年恨。试想如果汪精卫做了厦门大学校长，凭借陈嘉庚雄厚的资金、一心办学的宏愿，对教育也有夙缘的汪精卫何至于后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早年英名化为乌有，汉奸骂名万劫不复！
对此陈嘉庚久久不能释怀。甚至陈嘉庚还梦想汪精卫只是一时事忙，说不定过段时间忙完了他还会再来，于是陈还特意举汪精卫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也许是与汪精卫有这么一段不成功的合作，多年后当陈嘉庚听说汪精卫私自出走河内意欲与日本议和一事时，身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他竟一日数电重庆核实此事。当确知汪精卫已经公开投敌时，陈嘉庚真是老泪纵横无语凝噎，岂一个“恨”字了得！
五
相比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朱经农的人生尽管“有怨有悔”却“不应有恨”。马比汪大两岁，汪比任大三岁，任比朱大一岁，基本算是同龄人。
马君武祖籍湖北蒲圻，长于广西桂林，广州学法文，上海学古文，日本学化学，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汪精卫祖籍江西婺源，后迁居浙江绍兴，生于广东三水，秀才出身，留学日本，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任鸿隽祖籍浙江湖州，早年新式师范学堂毕业，末代秀才，后求学中国公学，再留学日本，同盟会早期会员。
朱经农祖籍江苏宝山，生于浙江浦江，长于湖南常德。新式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民国肇基后，马、汪、任都曾围绕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做过几天跟班。后与孙中山同进退，作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稽勋生”，在“革命救国”后，开始留洋探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马君武赴德求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汪精卫留学法国，学习社会学。任鸿隽留学美国，获得化学硕士学位。而朱经农则先是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后到北京任《民主报》编辑、《亚东新闻》总编辑。1916年赴美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四人先后学成，陆续回国。任鸿隽回国后倾全力于国家的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基本上心无旁骛，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解放后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1961年去世，享年七十又五，比起汪精卫、马君武、朱经农他算是寿终正寝、死可瞑目了。
朱经农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1925年后辅助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后历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齐鲁大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光华大学校长、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美国哈德国福神学院教授，1951年因中风客死美国。终其一生，他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始终耕耘于教育第一线。他任十年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人用一则联语称赞他：“树木易，树人难，十载辛勤，敢云七泽三湘，遍载桃李；秋风清，秋月朗，一场粉墨，藉使千门万户，广被弦歌”。那十年是战火纷飞的十年，如此评价不可不谓之高也。朱经农虽也在政界漂浮一些时间，却与政客不沾边。不过晚年朱经农流落美国时写在日记里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是令人欷歔不已：
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对党始终如一。党当政时，我只守党纪，不争党权。党失败时，流离颠沛，决不背党。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国府成立，余因党的关系，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马君武、汪精卫学成回国后，一度继续跟随孙中山闹革命。但流年不顺，1923年的马君武，正是在广西省省长位置上因与军阀交恶被迫辞职，流浪江浙沪。而汪精卫的1923年，也因为国民党改组，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致，下半年干脆离开广州，长住上海，刚好旧南社、新南社都有一些事需要汪的参与。朱经农与任鸿隽其时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样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等又常相往来了。
辛亥前，马君武、汪精卫、任鸿隽包括朱经农，经历高度相似，都是英雄少年，都是天资聪慧，都是同盟会大佬，都为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民国立下功勋，民国后也都求学留洋。回国后，特别是1923年后他们的命运就大不同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一度出任代理宣传部长，直接协助汪工作），从此正式卸任教育会会长一职，开始整日不离孙中山左右，直至1925年孙在北京逝世，再后来便是政治整日不离他了。
而马君武因反对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这时沉浮政坛的马君武已年近天命。他的好友、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对他说：“你是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我国应该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气，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的事业呢？”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马君武开始绝意政坛，专心教育。1927年受家乡广西省政府邀请，创办广西大学，由此青史留美名。我的一位朋友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前段时间她专门请假陪年近七旬的父亲回广西为祖父扫墓，偶然说起她祖父是广西大学毕业，我说那是马君武的学生吧，她突然尖叫：你怎么知道的？我爸爸毕业证书上是有马君武的签字章。
民国史上，要为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排个座次，马君武必名列前茅。民国初年，一次与宋教仁发生争执，话不投机，马君武竟挥拳重伤宋教仁，使得宋在医院里躺了大半个月。如果出于政见不同，雄起奋击，尚可一解。但即使是文人吟诗作画清谈的风雅场合，这位马先生仍然是火气十足。一次南社雅集，苏曼殊的一首诗举座叫绝，马君武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奋拳欲殴曼殊，苏曼殊哪是经打之人，吓得茫然不知所措，四处狼奔豕突。
当然，这种脾气特别大的人，能耐也特别大：马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精通英、日、法、德等国文字，古文功夫也是了得，曾用旧诗格律翻译拜伦、歌德、席勒等大家的诗篇，编译了《德华字典》，第一个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样一位学问中人、性情中人，竟在民国混乱不堪的政坛浪费精力徒费脾气沉浮数年，实在可惜。
广西大学的创办，拯救了他，成全了他。此时的他真是彻悟了：“我以后再也不从事政治生活了。欲培养一国人民之公德，舍教育外无第二法也。教育者，改铸社会之机器也。从此我投身教育，培养体脑并重的新一代，以期实现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理想。”1940年他积劳成疾病死于广西大学校长任上，居所门前有他亲撰的一副对联：“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早前勇武之气、烟火之味，也蜕变为化雨之春风、结果之秋实。
唉，现在手有马君武校长签字章毕业证的学生，应该是耄耋之年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当年这位在政坛上动手动脚骂人打人的矮老头，在广西大学校园里也是成天“动手动脚”的情形吧。
马君武掌校期间奉行“锄头主义”。学生必须拿起锄头参加建校劳动，既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又使家境贫寒的学生得到报酬补贴生活。
马君武晚年说：“我一生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广西大学，是我求别人。”
六
徐志摩的1923年应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前一段情感生活早已结束，另一段情感生活即将开始。
